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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即理 人人自有定盘针，万化根源总在心”。阳明先生主张“心即理”，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心即是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之矣”。但不同于佛家所谓“万法从缘起，一切唯心造”，阳明反复强调学者要在事上磨炼心性，在人情事变上做功夫，“盖天下未有不履其事而能造其理者”。后世学者把“心即理”当作一命题看，一般只注意到前一句“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而忽略了后一句“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如徐曰仁所言：“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佛家提出“一切唯心造”，用意是告诫人们不要执著于现象世界的迁流不息。但如不善于领会，往往却把心看作孤悬一物，反而又著相了，表现在功夫论上则“是内而非外”，“只去悬空想个本体”，尽绝人伦物理。“儒释界限，只一理字”。阳明曰“心无体，以天地万物感应之是非为体”，心无“体”而有“理”，有“理”才有“感应之是非”。且“只是非即尽了万事万变”，故有“理”也有“物”。阳明既说“心外无事、心外无理”，又说“心无体”而有“理”有“物”，这体现了中道的诡秘之处。合“心”与“理”即是“良知”，“良知”是执“心”与“理”两端而用其“中”。阳明以“知”为心之本体，正契合《中庸》所谓“合外内之道也”。 阳明提出“心即理”，本是针对先儒格物之学而发，纠正“务外而遗内”之流弊，惟穷理才能尽性，但穷理功夫不能向外物上去做。“心”即是“天理”，不是本体论意义上的命题，而是从功夫论上立说，如果此心真的圆满自足，则“功夫亦不消说矣”。“心即理”的涵义是“理”潜藏于“心”中，当下做功夫要向自性上“反”，须向“心”上去求“理”，所谓“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当阳明说“心无体”以及“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心即理”的涵义则是“心”向“理”靠拢，“遗物理而求吾心，吾心又何物邪”？“心”收摄在“理”中，此“心”需要“理”来不断充实涵养，“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心”无限趋向于“天理”，故修心养性功夫是一个逐渐积累的过程，孟子所谓“集义”。而佛家悬空守着一颗“心”，以为一旦顿悟，即一了百了。王龙溪说“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涓流即是沧海，拳石即是泰山，此是最上一机，不由积累而成者也”，也是把此“心”看空，不知“心即理”的真正涵义。
二、知行合一 阳明主张“知行合一”，“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要真正领会“知行合一”的内涵，须注意阳明提出“知行的本体”的真正涵义。“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常人说“合一”，必然先是“二”或“多”，然后才可以说“合一”。如阳明所言，“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所以，虽反复念叨“知行合一”，但“知与行分明是两件”。“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阳明倡导“知行合一”，而《传习录》225条却说：“我辈致知，只是各随分限所及，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阳明在此条似乎割裂知行，主张先知而后行。其实若“知得宗旨”，就会明白这是交养互发、知行并进，“如此方是精一功夫”。刘蕺山曰：“此是先生渐教，顿不废渐”，错会了宗旨。 所谓“知得宗旨”，即是要明白“知行的本体”，“知”与“行”不是从外面去“合”，唯有在自性中才是“不贰”。但“其为物不贰”，则“其生物不测”，正如“道”作为“一”通过阴阳两端而得以展现，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知行的本体”也是通过“知”、“行”而有仁民爱物之“用”。“知行合一”与“色不异同，空不异色”不同，虽知行合一，但还有一个“知”与“行”，只不过是从“知行的本体”说“知”与“行”。否则，就是“悬空想个本体，一切事为俱不着实，不过养成一个虚寂”。“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知孝” “知弟”之“知”，如《中庸》“成物，知也”，“知”其实是“行”。“率性之谓道”，“性”即明德，属“知”，“道”是己欲达而达人，属“行”。“道也者，不可须臾离(性)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既然道不离性、行慊于心，“行”即是“知”。“知行合一”本是“生知安行”的境界，但阳明提出“知行合一”并不是立说太高，应结合《传习录》65条、226条来领会阳明的一片良苦用心。
三、致良知 孟子曰：“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阳明致良知学说直承孟子“性善论”，“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廓然大公，寂然不动之本体，人人之所同具者也”。此外，“良知”与《中庸》“成物，知也”以及《系辞》“乾以易知”“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之“知”也是一脉相承。如阳明曰：“良知是造化的精灵，这些精灵，生天生地，成鬼成帝，皆从此出，真是与物无对”。“善念发而知之，而充之，恶念发而知之，而遏之。知与充与遏者，志也，天聪明也”。“知之一字，众妙之门”，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心性修养之本在于“知”，圣人生知安行，庶民困知勉行。阳明曰：“孔子无不知而作，颜子有不善，未尝不知，此是圣学真血脉路”。 儒家心性修养功夫真切笃实，如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不说“生（性）而知之”，只说“学而知之”。“下学而上达”之“学”即是格物穷理。但子贡以及后世儒家学者却“务外遗内，博而寡要”，逐渐滑向另一极端，往往做“义袭而取”的功夫，以至于把“学”当作博闻强记。孟子曰“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以弘扬孔子之道为己任，其立言的宗旨是为学问之道立一个大本。“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而诚”之“反”是“学”，“反”是返于自性，终条理也；扩充四端之心也是“学”，扩充是从心体起“用”，始条理也。尽精微与致广大，尊德性与道问学，两者只是立说的角度不同而已。孟子曰：“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同样，阳明说“心即理”，以“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来解《大学》“格物致知”，如《中庸》“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既不沉空守寂，也不务外而遗内，所谓“合外内之道也”。致良知功夫落实在“念念去人欲、存天理”，是“正心”或曰“尽其性”，当说“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则是“格物”以尽物之性。 孟子曰：“富岁，子弟多赖；凶岁，子弟多暴”。孟子也承认环境对人影响而使人作恶，为什么在当时要力排众议而主张性善？孟子道性善，正与《中庸》“天命之谓性”相合，把超越性的“天命之性”融入到当下，不得不言性善，故曰：“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其实，孟子更是从功夫修养论的意义上而论性善，即孔子“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之义。既然“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故学问之道在于“求其放心”，不能“义袭而取之”。荀子从经验层面而说性恶，有学生问朱子：“或言性，谓荀卿亦是教人践履”。朱子答曰:“须是有是物而后可践履，今于头段处既错,又如何践履”？《大学》曰“致知”，阳明为何要加一个“良”字而说“致良知”？“良”字的内涵正与“孟子道性善”之“善”相同。阳明曰“性无不善，故知无不良”，“性”即“知”，“善”即“良”。功夫始于条理才能终于条理，致知须从心体发出，其实是扩充吾心良知之天理，正所谓“以诚意为主，去用格物致知的工夫”，才能避免“茫茫荡荡”。 既然良知“不学而能、不虑而知”，阳明为什么要在“良知”前加一个“致”字？“致”即扩充，既然心需要“理”去充实涵养，加一个“致”字，功夫才真切笃实。良知自然知是知非，这是“知”，致良知属“行”，所谓是其是、非其非。“工夫只是简易真切，愈真切愈简易，愈简易愈真切”，落实在“致良知”上，则是良知简易而致良知功夫真切。阳明曰：“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巧处则存乎其人”。圣人生知安行，也有一个“知”与“行”，只是能“巧”而已，孟子曰“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系辞》所谓“阴阳不测之谓神”。而王龙溪认为良知“当下现成，不假工夫修证而后得，致良知原为未悟者设”，落入禅家顿悟之说，不过养成一个虚寂，“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心是名不是知，知是心不是名”，阳明曰“意之本体便是知”，以生生不息之“知”来破佛家万法唯心所造之绝对起点意义上的一颗孤悬之心，“知”是“性”，也是“道”，所谓“率性之谓道”，不幸的是，王龙溪又把良知当作一物悬置起来。 总之，区分一个“知”与“行”、“是”与“非”，决不是所谓后天功夫而落入第二义。阳明曰“惟精是惟一的工夫”，没有“惟精”，何谈“惟一”？“是非两字是个大规矩”，王龙溪根本没有领会其涵义，认为一有是非即是后天起意，不是先天简易功夫。《传习录》279条“剜肉做疮”之问，虽是受陆原静所误导，其实也代表了王龙溪等人的真实想法。“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明明区分一个“知”与“行”、“始”与“终”，但阳明接着却说：“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正如一阴一阳为“二”，而阴阳不测即是“一”，《中庸》曰“诚者物之终始”，一终一始为“二”，而“诚”则是“为物不贰”。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既然说“贯”，必然有“一”也有“多”。而后世学者往往是“得一而遗二”，喜同厌异，举一而废百。
四、良知四句教 阳明主张“知行合一”，又说“心、意、知、物只是一件”，以此审视良知四句教，似乎显得支离决裂，违背阳明一贯主张功夫明白简易的宗旨。其实，“若晓得头脑”，四句教“原是彻上彻下功夫”，且与孟子“集义”契合，阳明所谓“体究践履，实地用功，是多少次第，多少积累在”？“贫而乐，富而好礼”之所以高于“贫而无谄，富而无骄”，在于其做“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道学功夫。王龙溪违背师训，其别出心裁提出的“四无说”不过是“悬空口耳讲说”，好看不中用，故作高明而已。阳明曰“圣人之学，心学也”，而王龙溪背叛师门，可谓心学之罪人也。“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阳明心学以“致良知”为宗旨，“致良知”如《中庸》所谓“其次致曲”，“致”字正与《论语》之“学”相承接。《中庸》即使开门见山论“性”与“天道”，好像重点在于阐释“率性”与“至诚”，在工夫论上更加青睐“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其实子思作《中庸》的真正用意是以“率性”与“至诚”为参照为后世学者说“修道”与“致曲”，与孔子不言“性”与“天道”而强调好学不厌、下学而上达，可谓一以贯之。 来源：网络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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