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紫 | 一部遗忘八十年的书稿

【点石成金】 2017-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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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在世局板荡、人心乱离之下，一位学人兼政治家浮槎于海的创作。他所经行之处，无论中国、日本、德国，都密布着战乱的阴霾。他出身翰林，却在东西洋游学有成，自号“世界室主人”。他理想未伸，却坚持着儒学的信念，在创作中不时透露出渴望改造现实的隐衷。即便无力影响时局，也要将心力贡献在东西方思想的交流之上。这些微妙之处，或许正是德文版《新儒家哲学史》引人注目的原因。

2016年，法兰克福的一家出版社Vittorio Klostermann发行了一部新书Geschichte der neukonfuzianischen Philosophie，（中译为《新儒家哲学史》）原作者赫然印着Carsun Chang，张嘉森。张嘉森素以字行，字君劢，早期新儒家代表之一，生于1887年，殁于1969年。

这部作品张君劢从未提起过，以至于国人多不知道，他曾以德文写作了一本儒家哲学史。但其手稿保留在德国耶拿大学的档案馆内，现经由德国波鸿鲁尔大学东亚研究系的罗哲海（Heiner Roetz）教授和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的谢周（Joseph Ciaudo）博士合力修订之后，终于正式出版，给相关领域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材料和视角。

还是先说说这本书的由来因缘。张君劢自幼受传统教育，十五岁中秀才，后去日本留学，二十三岁（1910年）中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然而旋即大清灭亡，他追随梁启超活动。1913年经梁安排，他来到德国读书，后在柏林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1915年返国，但因时局不靖，难有作为，1918年又在梁启超安排下到德国，在耶拿大学跟随哲学家奥伊肯（Rodolf Eucken，旧译倭铿）学习其生命哲学（Lebensphilosophie）。此公是190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其学说影响甚广，张君劢也深受感染，两人在1922年合著出版了《中国与欧洲的生命问题》(Das Lebensproblem in China und in Europa) 一书。此后他又回国欲展拳脚，但先后遭逢梁启超去世、自己遭人绑架并被囚禁在上海警备司令部等事件，无奈之下于1929年再度浮槎于海。此时奥伊肯已于1926年作古，但张君劢仍在耶拿大学谋得教职，讲授中国哲学。从《新儒家哲学史》一书张君劢所写的自序中我们知道，此书就是由他在耶拿大学所授课程的讲稿编纂而成，这本书同时也是题献给已故的奥伊肯大师的纪念之作。根据序文，张君劢于1931年完稿，其间得到耶拿一些教授和奥伊肯遗孀的帮助，不得不提的是在一位Eichhorn博士的建议下，张君劢删去了大量原稿中对东西方哲学进行比较的内容，让此书变为了一部纯粹的宋代以降儒学史。

完成之后，张君劢没来得及将此书付梓，便匆匆返国。1931年9月17日他抵达北平，次日即爆发“九一八事变”，此后张氏再也没有返回德国。但书稿却一直被耶拿大学档案馆保存，1941年一度出版，然而时值二战，此书并未引起关注，战后也未见流传，恐怕张君劢本人都不一定知道自己的著作已在德国面世。直到20世纪50年代后，他从台湾流亡印度和美国，又重写了一部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中译为《新儒家思想史》）。此书在时间跨度和内容安排上和原来的《新儒家哲学史》较为相似，或许是根据自己留存的手稿再度撰写的，不过这次是用英文写出，且只字未提之前那本德文著作。所以，国内学界对德文《新儒家哲学史》的存在自然毫不知情。直到今天，由来自德法的两位汉学家将之重订出版，实为一大幸事。

原书因为是讲义编纂而成，体例上单元性很强，三大部分宋、明、清，共十五章。每章以一两个儒家核心思想家展开，这点也由后来的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一书继承。但后者却是从韩愈复兴古文运动开始写起，一直述及清末及现当代儒家思想，脉络更加清晰完整，盖因不再受讲课单元所限，不拘于宋明清三朝之故。而且曾被删去的东西方哲学比较的内容，张氏也得以一气写出，把朱熹和亚里士多德、王阳明和柏克莱等放在一起，月旦人物，挥洒自如。

但是单看德文原书的安排，却又自有机杼。张君劢讲述宋至清的儒学史，却是以王安石开始，曾国藩结束。他在序言中亦强调，中国历来对思想家的评价，更多从其行为而非其理论入手，所以他对人物思想的评价，也是从其生平行事展开的。可见其人对思想与行事、哲学与政治关联性的重视。这也与他本人一生紧密联系政治与学术事业的风格相吻合。而且，就张氏撰写此书的背景来看，国难未尽、大战将至，没有人可以安心做象牙塔里的学问。他以王荆公和曾文正两位改革之臣、经世之儒来安排全书的首尾，多少有经世致用、渴望事功的私衷。到了在美国撰写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一书时，世局又为之一变，写法也自然不同。已退出政坛的张君劢终于可以在美国的国会大图书馆中，安静而愉快地从韩愈直写到当代，纵横古今东西，以穷学理之妙。这两本书的创作环境和表达主题都是截然不同的，不能把两者混为一谈，也不可视作同一书的两个版本。把两者分开研究，然后再比对异同，一定会有更多有趣的结论。（关于德文书章节的安排，张君劢对曾国藩的重视等，都可以再深入的分析，这里不展开细说）

本书另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关于引文。张君劢当时并没有多少可资参考的汉籍德文译本，似乎他手边的中文书也不多。他的引文都是自己直接译出，没有给出确切的出处。当时的条件所限，他也没法一一查证。专门研究张君劢的法国学者Joseph Ciaudo在书后指出，张氏引用的曾国藩“日课十二条”就存在顺序和内容上的小错误，显然是在没有原书的情况下凭个人背记写出的。而类似错误在后来的The Development of Neo-Confucian Thought书中就没有再出现过，这足以证明当时资料匮乏。对于德文本的修订者来说，这无疑又是一项极艰巨的挑战。

Heiner Roetz教授和Joseph Ciaudo博士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才将本书的人名和引文一一找出核对查证，详见于书后附录的Appendix A和B。一些原书应有却丢失了的图表，也被复原出来。但是最后仍有一些引文无法找到出处，这大概是张君劢引用之时，因为记忆原因造成的一些模糊和错置。但总的来说上，全书在近千条考证校订之后，已从一本限于条件而略显粗糙的讲义集，变成了一部规范而详实的学术著作，不得不说，修订者功莫大焉。它不仅对于德国和欧洲的汉学界是一本方便学习、借鉴的佳作，也值得中国学人的关心和重视。

反过头来我们可以再总结张君劢的这部作品，这是在世局板荡、人心乱离之下，一位学人兼政治家浮槎于海的创作。他所经行之处，无论中国、日本、德国，都密布着战乱的阴霾。他出身翰林，却在东西洋游学有成，自号“世界室主人”。他理想未伸，却坚持着儒学的信念，在创作中不时透露出渴望改造现实的隐衷。即便无力影响时局，也要将心力贡献在东西方思想的交流之上。这些微妙之处，或许正是德文版《新儒家哲学史》引人注目的原因。

“愿此书对增进吾国之理解、促进东西之关系做出贡献。”

——在耶拿“求真知”室中 1931年8月31日张嘉森

M？ge dieses Buch zum Verst?ndnis meines Vaterlands beitragen und zur Pflege guter Beziehungen zwischen West und Ost dienen.

Jena, im Raum "Streben nach Weisheit" den 31. August 1931. Carsun Chang.

这是张君劢自序的结尾，展现了一位学人念念不忘的初心。旋即，世界大战的战火吞没了书本，直到80年后……

余生也晚，得见此书。此时此地，有感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