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的殖民扩张与世界地名——兼论地名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
(2011-12-11 11:09:33)
论文作者
尹明明/鲁运庚
人类历史是由人类的活动构成的。人类的活动是在一定的时间内在某一地区展开的。人类到达过活动过的地方，便留下了遗迹，地名便是其中之一。本文拟从历史的角度，就近代的殖民扩张给世界地名带来的变化，以及地名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作一探讨。
一
近代的殖民扩张是伴随新航路的开辟而开始的。1415年，葡萄牙人在非洲西北角的休达（Ceuta，又名塞卜泰Sebta，拉丁语意为七兄弟）建立起最早的殖民据点。1486年到达非洲南端的“风暴角”，因绕过此处获取印度财富的希望很大，葡萄牙国王便将其改名为“好望角”(Capeof
Good Hope)。1497年至1499年间，在葡萄牙国王的赞助下，达·伽马完成了从欧洲到达印度的航行，开辟出新航路。
1492年，哥伦布在西班牙国王斐迪男五世(Ferdinand V)和伊莎贝拉一世(Isabella
I)的赞助下，率三艘船和87名船员，经过三十多天的航行，到达圣萨尔瓦多（即今巴哈马群岛中的华特林岛）。以后，哥伦布又三次西航，先后到达牙买加、波多黎各、多米尼加等岛屿，并到达过南美洲沿岸、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和巴拿马等地。哥伦布认为他所到达的地方就是印度，并把当地的居民称为“印第安人”。其后，亚美利哥·味斯普奇(Amerigo
Vespucci,1415-1512)也多次远航，发现哥伦布所到达的地方并非印度，而是一块（欧洲人尚不知道的）“新大陆”[1](p.458)。此后，人们把“新大陆”命名为“亚美利哥洲”（简称美洲），而把哥伦布最先到达的那些岛屿称为“西印度群岛”(West
Indies)，这些名称至今仍在使用。
葡萄牙和西班牙探险与殖民活动的成功，极大地刺激了欧洲各国的君主、商人和探险者的贪欲。荷兰、俄国、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紧随其后，踏上了殖民扩张的道路。但在整个16世纪，葡萄牙、西班牙是殖民扩张的最大受益者[1](p.120)。
其后，荷兰，再其后英国和法国逐步取代葡、西，成为殖民强国。
从15世纪末到18世纪末的三个世纪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俄国等国“先后侵占了整个美洲，把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绝大部分，马来亚的一部分，斯里兰卡、印度的一部分，西伯利亚、非洲南部、东部沿海和西部沿海的一部分，澳洲的一部分沦为殖民地。殖民制度在这些地区建立起来了，殖民体系开始形成了”[2](P.1)。
19世纪以后，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崛起，到20世纪初时，整个世界领土已被瓜分完毕。殖民者以自己为中心把世界各地（特别是那些过去不太为人知晓的地区）联系到了一起，并以自己的意愿来改变世界。
二
殖民扩张带来的影响，最突出的就是世界各地区联系的加强。在众多的世界地名中，有许多地名是与近代的殖民扩张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联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一是大量新地名的出现。在殖民扩张过程中，欧洲殖民者每到一处，往往以自己喜欢的方式对新占领地区加以命名。随着殖民扩张的拓展，大量的新地名便应运而生。这在曾沦为西方殖民地的国家、地区，如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的一些地方最为典型。
1600年英国成立了“伦敦公司”和“普利茅斯公司”。英国国王赋予这两家公司在北美建立殖民地的特权。1607年，受“伦敦公司”派遣，克里斯托弗·纽波特(Christopher
Newport)率105人，分乘三艘大帆船从伦敦出发，远涉大西洋，在北美建立起第一座城镇作为永久居住地，并将该城（以英国国王詹姆士一世的名义）命名为詹姆士城（Jamestown，意为詹姆士的城市）。以后，英国人以詹姆士城为据点不断向外扩张，在北美建立起第一块殖民地，并以当时的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1533-1603)的名义把新建的殖民地取名为弗吉尼亚(Virginia)。在英语中，“弗吉尼亚”与“处女”(Virgin)一词相似。以此命名有双重的含义：一是表示该地为英国女王所有，因伊丽莎白一世终身未嫁，有“处女女王”之称；二是以此来比喻新占领的土地有待开垦[3](p.181)。英国人在北美建立的另一块殖民地是“普利茅斯”(Plymouth)。这是由英国的清教徒在1620年前后建立的。“普利茅斯”得名于当时已被英国政府批准建立的“普利茅斯”公司的商号名。在美国以“普利茅斯”命名的地名有许多皆源于此。从1607年到1733年间，英国在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陆续建立起13块殖民地。这13块殖民地大多数是以英国人的名义命名的[4]。1781年这13块殖民地宣布脱离英国联合组成一个新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简称美国。由于这种关系，在美国以英国人的名义命名的地名最多。可以说，在今天美国的许多地名中都能找到英国的渊源。或者换句话说，美国的许多地名都有与之相对应的英国地名，如牛津、剑桥等等。
除英国外，法国、荷兰、西班牙、俄国、瑞典等国也曾在北美建立过各自的殖民地，并在历史上留下了这些国家命名的一些地名。1621年，荷兰在哈得逊河（Hudson
River，以英国海员探险家Henrv Hudson的名字命名）流域的曼哈顿岛上建立起殖民地，1625年命名为新阿姆斯特丹(New
Amsterdam)、新尼德兰(New
Nededand)等，这些地方后来被英国人吞并，1663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把该地册封给约克和阿尔巴尼公爵（the Duke of
York and
Albany,1663～1701，即未来的詹姆斯二世），1664年前后，公爵以其爵位号将哈得逊河以西，命名为阿尔巴尼(Albany)，以东命名为约克郡(Yorkshire)。1685年，公爵即王位后遂将其命名为“新约克”(New
York)，音译为“纽约”。
1513年3月29日，西班牙驻波多黎各总督胡安·庞塞·德莱昂在航海中见到了今佛罗里达(Florida)地区，4月3日登陆，宣布该地为西班牙国王所有。4月3日正好是复活节（西班牙语中复活节写作PascuaFlorida，意为开花的复活节），加之当时该地正是鲜花盛开的时候，庞塞便以Florida（佛罗里达）命名了该地，意为鲜花盛开的地方[5](p.199)。加利福尼亚的旧金山也是由西班牙人建立并命名的。16世纪末，西班牙殖民者到达这一地区时，将其称为普勒西迪奥（Presidio，意为防御堡垒）。1776年10月，西班牙人在加利福尼亚洲的西岸建起圣方济各会传教站(Missaion
de los Dolores de San Francisco)，早期的西班牙航海者便把这一带称为“圣弗朗西斯科”(San
Francisco)，以纪念方济各会创始人圣弗朗西斯(Saint Francis of
Assisi,1182-1226)，后来改称为耶尔巴布埃(Yerba
Buena)，西班牙语中意为“好草”。19世纪中叶，这一地区发现了金矿，华侨便把“圣弗朗西斯科”称为“金山”，后来为了与澳大利亚的墨尔本市（新金山）相区别，便把该地称为“旧金山”，汉译也作“三藩市”[5](p.125)。
除北美外，大洋洲的地名中也有许多是西方殖民者命名的。其中澳大利亚、新西兰单以英国人的名义命名的地名就有数百个。
澳大利亚在古代人的心目中被称为神秘的“南方大陆”（TerraAustrdis
Incognita，古拉丁语意为“未知的南方陆地”）。16世纪时，西班牙人对此地探险无功而返。1605年，荷兰人威廉·扬茨到达卡奔塔利亚湾西海岸。他是第一个到达澳大利亚地区的西方人，不过他本人并不知道。1606年，西班牙航海家佩德罗·德基罗斯探险到达新赫布里底群岛（今瓦努阿图），误认为是南方大陆，遂命名为Australia
delEspiritu
Santo，指远及南极的所有地方，西班牙语意为“圣灵的南方陆地”[5](p.458)。17世纪50年代，荷兰人在殖民探险中到达澳大利亚的西海岸，并把发现的地区命名为“新荷兰”(New
Holland)。164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总督范迪门(Anthon Van Diemen,1593-1615)派遣以塔斯曼（Abel
J·Tasman，约1603-1659）为首的探险队在澳大利亚南部探险，发现了南部诸岛屿，命名为范迪门地区。差不多同时，塔斯曼航行到新西兰南岛之后，将其命名为Staaten
Landt，意为“我国之地”。但其上司却要以荷兰一个省的名字来命名。塔斯曼发现这个地方四面环海，属于“新的海中陆地”，与荷兰的“西兰”省（Zeeland，意为“海中之地”）相似，遂将其命名为“新西兰”(NewZealand)[5](p.443)。
继荷兰之后，英国人也对神秘的“南方大陆”进行探险。1768年7月30日，英国海军上尉詹姆斯·库克(Janle
Cook,1728-1779)率370吨的大帆船“努力”号和43名船员从英国出发，沿大西洋南下，于1770年4月19日到达澳大利亚的东南角，在植物湾登陆，以英国国王的名义占有了这块土地，并起名为新南威尔士。1786年，英国政府决定在此殖民，并把此地辟为罪犯流放地。1788年，第一批罪犯，大约七百人到达新南威尔士，以悉尼为中心建立起第一块殖民地。此后，英国人又多次对整个大陆进行殖民探险。1814年，英国航海家马修·弗林德斯建议将Terra
Australia简称Australia，1817年这一建议被当时的总督麦奎里采纳，此后，神秘的“南方大陆”最终被命名为“澳大利亚”。1788年以后的数十年间，英国又在澳大利亚建立起许多殖民地，最终把整个澳大利亚变成了他的殖民地。因而，时至今日澳大利亚的地名中仍使用着不少以英国人命名的地名[6]。
在对澳大利亚进行殖民探险的同时，英国人也对新西兰进行了殖民探险，并最终把新西兰变为英国的殖民地，这在今天的新西兰地名中仍可找到英国殖民统治的痕迹。
二是造成大量地名的更迭。这有两种情况。
第一，在欧洲殖民者未到达被征服地区之前，当地的土著居民有自己命名的地名；殖民者来到后，为了表示他们对该地区的征服和占领，便以本国的主要统治者及其家族，或以其他方式来重新命名，有的便沿用至今。如太平洋中的“大洋岛”(Ocean
Isiand)，当地居民称其为“班纳巴岛”，1804年，英国的“大洋号”殖民探险船来到这里后，便取名为“大洋岛”[5](p.7)。又如塞内加尔的“戈雷岛”(Ile
deGoree)，在荷兰人来到之前称“比尔岛”，1617年，荷兰人来到之后发现比尔岛与弗得角之间海面风平浪静，是一个天然的避风良港，于是起名为Goed
Reed，意为良好的避风港，后简化为“戈雷岛”，[5](pp.33～34)。
第二，同一地区被不同的殖民者先后占领过，后来的殖民者往往取消原先来到这里的殖民者命名的地名，重新以自己的方式加以命名。如西太平洋的马里亚那群岛(Mariana
Islands)，1521年麦哲伦到达这里时称其为“盗贼群岛”(Islasde Los
Ladrones)；1542年，西班牙人维拉洛沃斯来到群岛中的塞班岛后，将群岛更名为“三角帆群岛”(Islasde Las Velas
Lati-nas)；1668年，西班牙人又将其更名为“马里亚纳群岛”[5](p.25)。又如印度洋西部的毛里求斯(Mauriccius)，10世纪时，阿拉伯人取名为迪纳—阿鲁比(Dina-Arobi)；1505年葡萄牙人到达此地后，称之为“蝙蝠岛”(Ceme)；1598年荷兰人占领该岛后，又取名为“莫里斯王子岛”(Maurice)；1715年，法国人占领该处后，称之为“法兰西岛”(Isle
de
France)；1810年，英国人占领该岛后，又取名为“毛里求斯”[5](p.53)。再如澳大利亚约克半岛东部的“圣文森特湾”(Gulf
of Saint
Vincent)，当地名称为Wongayerlo，意为“西方的海”；1802年，英国探险家马修·弗林德斯(Matthew
Flinder,1774-1814)对此进行了勘测，随后，英国海军上将圣文森特伯爵(JohnJervis Earl
ofst.Vincent,1735-1823)来到这里，取名为“圣文森特湾”；其后，法国人也来到这里，并以法国女皇若斯菲娜(Marie-Josephe
Rose Tascher de La PagerieJosephine,1763-1814)的名字重新取名为若斯菲娜湾(Cnlfe
Josephine)[5](p.123)，使用至今的名字则仍是英国人命名的“圣文森特湾”。类似的情况在世界地名中屡见不鲜。
三是当被征服的某些地区获得独立后，“不仅要选用一个新的国名，而且要将其大部分的城镇，事实上是对任何一个带有‘殖民主义’色彩的地名都要重新予以更改”[7](p.1)。这种情况在美洲、非洲、大洋洲等地表现得最为典型。如赤道几内亚的首都和港口“马拉博”(Malabo)，1827年，英国人在此殖民时命名为“克拉伦斯城”(Clarencetown)，1843年，西班牙人占领此地后，又以当时的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二世的名字命名该地。1973年，赤道几内亚独立后，以民族英雄马拉博的名字重新命名为“马拉博”[5](p.16)。又如太平洋中的瑙鲁(Nauru)，1798年英国“猎人”号船长约翰，费恩到达这里后，取名为“舒适的岛”(Pleasantlsland)；1888年，德国人占领此地后，以当地的名字“瑙鲁”取代了英国人的名称；1968年瑙鲁独立后沿用了这一名称[5](P.428)。
三
地名是人类活动的遗迹，研究地名的起源、语义、分布，及其演变规律的学科称之为地名学，它与地理、历史、语言、民族等学科都有着极密切的关系[7]。其中，历史研究与地名学的关系尤为密切，这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
首先，地名学可以为历史研究提供丰富的资料。借助地名学，可以了解某一时期人类活动的范围、各地“交往”的程度，以及某一时期某一地区居民的变更情况。这在研究早期的殖民扩张时尤为重要。某些地名，可以说就是殖民者殖民扩张的“罪证”。地名学对历史研究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地名不是任意命名的”，“地名是由某个人或某些人因某种特定的原因对某个特定的地区命名的”，“命名的依据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取决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命名者的文化程度及其社会、政治、宗教、民族等方面的态度和动机”[8](p.4)。因而，通过对地名（起源）的研究，可以了解某个人或某些人在历史上的所作所为，从而对其做出更全面的评价。如研究以库克、维多利亚、乔治等命名的地名的起源时，就有必要了解库克、维多利亚、乔治等是何人，为什么要以他们的名字命名地名等。通过对地名变更的研究，还可以了解地名变更时本地区的社会状况乃至当时的世界格局。这从前述的部分地名中可以清楚不过地看出这一点。
第二，在十五六世纪的殖民扩张中，“由西班牙和葡萄牙的传教士、移民和探险家取了不少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其中大部分是圣徒的名字。情况往往是，某个地方的发现或创建恰好是某个圣徒的节日，该地就以这个圣徒的名字命名。这样就有助于历史学家确定某个地方是何年，甚至是何日发现或开拓的”[3]。如前述美国佛罗里达的命名也属此类，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西南部的港口城市圣迭戈（San
Diego，旧译圣地亚哥）的命名也是如此。1602年11月12日，西班牙殖民者塞瓦斯蒂安·比斯依诺率战船“圣迭戈”号来到这里，因当天是圣迭戈节，故取名“圣迭戈”。圣迭戈是15世纪西班牙的方济各会信徒，以其博学、热忱和富于同情心闻名于世[5](P.120)。借助对这类地名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了解某一时期某种宗教的传播或分布情况。如英国在北美建立的第一块殖民地，完全是由清教徒来建的。由此可知，17世纪，北美就有清教徒在活动。加拿大的一些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则主要与法国的罗马天主教徒有关。此外，在新西兰、澳大利亚、南非等地由殖民者命名的带有宗教色彩的地名也很多[7](pp.9～10)。
第三，每个地名，不论什么时候，都是时代的标志。在世界地名中，以欧洲的殖民者、冒险家，以及王朝的统治者命名的地名可以说数不胜数。这类地名就是近代殖民扩张的产物。因而，通过对这类地名的研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各殖民国家在不同地区的殖民扩张情况。
历史研究是地名研究的基础，对地名研究有直接的促进作用。地名研究势必涉及到历史知识，如果没有历史知识作基础，可以说地名研究就无法深入。研究地名的变更时更是如此。如前面列举的马里亚纳群岛、毛里求斯等名称，不了解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等国之间争夺殖民地的情况，不了解他们在殖民扩张过程中各自势力消长的过程，就不可能对前述地名变更的原因做出恰如其分的解释。因此，历史研究对地名研究有直接的促进作用。
另外，地名研究与历史研究是相互渗透、相互依存的。历史是由人类的活动构成的，人类的活动又总是在一定的地区展开的，离开地名就无法研究历史；这是说历史离不开地名学。地名作为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人类活动的结果，是属于“过去”的东西，要想对地名的命名、发展变化情况作深入的研究，没有历史研究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也就是说地名研究离不开历史研究。由此可见，地名研究与历史研究二者的关系是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缺一不可。
PS：原文版权归原作者，个人爱好喜欢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学习，在此感谢原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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