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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唐诗人沈□期和宋之问的合称。他们的五七言近体诗歌作品标志着五七言律体的定型。《新唐书·宋之问传》：“魏建安后迄江左，诗律屡变。至沈约、庚信，以音韵相婉附，属对精密。及之问、沈□期，又加靡丽，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如锦绣成文。学者宗之,号为‘沈宋’。” 唐初以来诗歌声律化及讲究骈对的趋向日益发展。沈□期、宋之问等人更在以沈约、谢□等为代表的永明体基础上,从原来的讲求四声发展到只辨平仄,从消极的“回忌声病”发展到悟出积极的平仄规律，又由原来只讲求一句一联的音节、协调发展到全篇平仄的粘对，以及中间二联必须上下句属对，从而形成完整的律诗。中唐独孤及《皇甫公集序》说：“至沈詹事、宋考功，始裁成六律，彰施五色，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乃备。”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序》更指出：“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体之变极焉。”沈宋以前,象四杰中王勃、卢照邻、骆宾王的律诗，前后失粘的还相当多，且多为五律。沈宋使五律更趋精密,完全定型,如沈□期的《仙萼亭初成侍宴应制》、《夜宿七盘岭》，宋之问的《麟趾殿侍宴应制》、《陆浑山庄》等；又使七律体制开始规范化，如沈□期的《兴庆池侍宴应制》、《奉和春日幸望春宫应制》，宋之问的《奉和春初幸太平公主南庄应制》、《三阳宫石□侍宴应制》等。沈宋都曾为宫廷诗人，所作律诗多为应制奉和之作，内容虽无甚可取，但词采精丽，且数量较多，又大都合律，使律诗的粘对规律逐渐为一般诗人所遵守，影响甚大，为近体诗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盛唐王维、孟浩然、中唐韦应物、柳宗元的合称。为唐代继承陶渊明田园诗而发展成独特的唐代山水田园诗歌流派的代表。这四人的遭遇、诗风并非完全相同，但在山水田园诗歌创作上，都有较高的独特成就，并且在艺术风格上有某种相同或相近之处。王维是朝廷清贵，晚年山居消闲,诗的题材较广,有清华、典雅、壮健、平淡等多种风格；孟浩然是济世之心不遂，终于隐遁，比较集中地写山水田园诗；韦应物做地方官吏，比较关心民生,既有涉及社会方面的诗,也有写闲适境界的诗；柳宗元参加政治革新集团失败，长期被贬谪而死，其诗主要抒发愤激不平之情，也有一部分山水诗。 过去诗论家对四家诗意见不一致,如王世贞以为“摩诘才胜孟襄阳”(《艺苑卮言》),苏轼以为柳诗在“韦苏州上”(《东坡题跋》)，王士□又以为韦诗在“柳柳州上”(《分甘余话》)。但四家诗又都有继承陶渊明传统的一面,即内容写自然景物,风格清微淡远。陈师道以为王维学陶渊明，“得其自在”(《后山诗话》)；吕本中以为孟诗“自然高远”（《童蒙诗训》）；苏轼以为韦、柳“发纤□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书黄子思诗集后》），大致是一个意思。后来，王士□主张神韵，就是以这一流派为宗尚的。 盛唐诗人高□和岑参的合称，为盛唐边塞诗歌代表诗人的专称。但“高岑”并称，则始于他们的好友杜甫《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适、虢州岑二十七长史参三十韵》：“高岑殊缓步,沈鲍得同行。”说他们两人成名较晚,而才学堪比沈约、鲍照，原非专称。 高□、岑参的诗以“悲壮为宗”(胡应麟《诗薮》)。他们都积极进取，但长期功名失意。一再出塞谋求报国立功，对仕途坎坷和边塞生活有着深刻体验。所作主要以边塞战争、塞上风光和仕途艰难为题材，善于运用七言古诗等体裁，表现报国安边、治国安民的壮志和奋发进取的精神，或抒发怀才不遇、功业无成的悲愤。其诗意气豪迈，情辞慷慨，奇偶相生，手法多样。这是他们共同的地方。 由于生活经历、个性、文学思想和渊源等差异，高□、岑参的诗又有重要区别。“高悲壮而厚，岑奇逸而峭”（王士□《师友师传续录》）。高□善于反映战士和农民的疾苦，暴露现实，笔调严谨，直抒胸臆，以常语感人；岑参擅长讴歌胜利，描绘奇境，抒发豪情，寓情于景，以奇语动人。 高、岑边塞诗成就最高。近人以“高岑”并称往往是因其边塞诗。同时，唐代边塞诗派也被称为“高岑诗派”，诗风相近的王之涣、王翰、王昌龄、崔颢、李颀等人均被列入此派。 唐代宗大历时期的十位诗人为代表的一个诗歌流派，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偏重诗歌形式技巧。姚合《极玄集》卷上“李端”名下注云：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洞(一作“峒”)、耿□、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新唐书·卢纶传》也说：“纶与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葛立方《韵语阳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王应麟《玉海》亦采此说。但在宋代，对“十才子”究竟指哪十人，已有异说。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载“大历十才子，……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发、皇甫曾、耿□、李嘉□。又云：吉顼、夏侯审亦是。或云：钱起、卢纶、司空曙、皇甫曾、李嘉□、吉中孚、苗发、郎士元、李益、耿□、李端。”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把冷朝阳列入“大历才子”，但未明确为“十才子”之一。清人异说更多，见王士□《分甘馀话》卷三、黄之隽《大历十才子诗跋》（《□堂集》卷二十四）、管世铭《读雪山房唐诗钞》卷十八、翁方纲《石洲诗话》卷二,均有辨析。大概因为原十才子中有几家(如苗发、崔峒、耿□、夏侯审、吉中孚)今存诗不多,后世诗评家才以己意加以增删，实应以《极玄集》、《新唐书》所记为可信。 十才子大多是失志失意的中下层士大夫，也多半是权门清客。明代胡震亨《唐诗癸签·谈丛》说：“十才子如司空(曙)附元载之门,卢纶受韦渠牟之荐,钱起、李端入郭氏贵主之幕，皆不能自远权势。”因而多投献应酬之作。但在他们失意的仕途和战乱的宦旅生活中，也间有反映现实和体验真实的作品。他们都擅长五言近体，善写自然景物及乡情旅思等，语词优美，音律谐和，但题材风格比较单调。清代管世铭指出：“大历诸子实始争工字句，然隽不伤炼，巧不伤纤，又通体仍必雅令温醇、耐人吟讽。”（《读雪山房唐诗钞》）这是他们共同的艺术特色。 中唐诗人韩愈、孟郊的并称。韩孟是“元和体”中以“奇诡”和“矫激”著称的两家。孟郊年长于韩愈18岁,而韩愈说要“低头拜东野”(《醉留东野》),作《双鸟诗》比喻二人一鸣而万物皆不敢出声。孟郊也有“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戏赠无本》)的话。二人联句，达13首之多。这是两家诗并称的一个来由。唐人有“孟诗韩笔”之称，则是指一诗一文而言。宋人梅尧臣始以韩孟诗并称。《读蟠桃诗寄子美永叔》说：“韩孟于文词,两雄力相当。偶以怪自戏,作诗惊有唐。”是专就诗而言。大抵两家诗艺术上的共同点是“用思艰险”，不同处是韩诗雄富,境界壮阔,孟诗清苦，风格瘦硬。黄庭坚以为孟胜于韩，苏轼、元好问、施补华则以为孟不及韩。赵翼《瓯北诗话》以为“二人工力悉敌，实未易优劣”。刘熙载《艺概》以为“韩之推孟也至矣，后人尊韩抑孟，恐非韩意”。近代“同光体”诗人，也都主张并学韩、孟，不分轩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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