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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王有德，有凤来仪”，凤鸣岐山，周室兴起！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是炎帝生息、周室肇基之地。岐山境内的周原遗址，是周王朝最早的京城所在地，内涵丰富，文物遗存数量繁多。自汉代以来，在周原地区出土的商周青铜器甚多，其中大盂鼎、毛公鼎最为著名，跻身晚清四大国宝之列。 毛公鼎，可谓是国之重器，是西周晚期毛公所铸青铜器。毛公鼎高 53.8厘米，深腹外鼓，三蹄足，造型端庄稳重，饰纹简洁有力,尤其是其铭文，接近五百字，是目前青铜器铭文中最长的一篇，不仅是书法精品，而且是极重要的史料，记述了周宣王为中兴周室，请叔父毛公为其治理国家政务的事迹，以及对毛公的赏赐，被誉为“抵得一篇尚书”。 毛公鼎 1843年，道光二十三年，毛公鼎出土于岐山庄白村。在那个国家命运逐步衰弱的年代，这件国宝自出土起就引起各方觊觎，开始了自己离奇曲折的命运传奇。 先是一名古董商人闻名而来，以白银300两购得。但正要运鼎之际，被村民董治官出面阻止。古董商以重金行贿知县，结果董治官被逮下狱，以私藏国宝治罪，最终毛公鼎被古董商人悄悄运走。经过几次倒手，毛公鼎被高价卖给了京城的金石学家、收藏家陈介祺。 陈家当时很有钱，陈介祺的父亲是陈宫俊，进士出身，官至兵部尚书，陈介祺将其运回老家山东潍县，并对鼎的铭文作了研究，写了《毛公鼎释文》一书。陈家将鼎深藏于密室，鲜为人知。转眼到了1902年，宝鼎传到了陈介祺孙子陈孝笙手中。此时，陈氏家族初现败象，陈孝笙一心希望重振家风，于是开了钱庄、药铺。当地有一位叫陈芙珩的人同陈孝笙交往甚密，在此人的撺掇之下，毛公鼎被卖给了当时的两江总督端方。当时说好价钱是1万两白银，再给陈孝笙弄个湖北银元局的职务。结果令人想不到的是，端方品行太差，在给陈孝笙任职的文书上盖的是一枚作废的官印，凭证成了废纸。陈孝笙深感上当受骗，此后一病不起。 端方 辛亥革命中，端方为革命军所杀，头颅在武汉游街示众，万人空巷围观此头。其子孙慌忙逃命，毛公鼎因此不知去向，英国人、日本人也派出密探四处寻访，均未得逞。 抗日战争爆发前夕，民国政府铁道部长的叶恭绰因公出差，在苏皖交界处的一家古董铺里见到一个古鼎，铺主讲不清其所以然，但凭叶恭绰丰富的文物知识和古文字的释读能力，认出这就是大家梦寐以求的毛公鼎！叶恭绰不露声色，以高价将其买下，运回上海家中。 叶公超 1937年11月，日军占领上海。叶恭绰把收藏品藏妥后去香港避难。但他留在上海的小妾潘氏却起了贪心，要侵吞叶之家产，打起了官司。1940年，叶恭绰找到在西南联大当教授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处理此事。叶公超，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驻美大使。叶恭绰嘱咐叶公超：“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就在叶公超到上海之时，潘氏竟然日本宪兵队告密，说叶宅藏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日本人高兴万分，他们寻找毛公鼎已经很久了。日本宪兵先搜出一些字画，接着搜出叶公超的自卫手枪，毛公鼎却未被发现。叶以间谍罪被捕，投入牢狱达49天，多次遭鞭打、水刑，但叶公超就是什么也不说。为了解救家人，叶家人想了一个办法，他们找了一个其他青铜鼎的仿制品送给日军，叶公超被释放。后来日军专门请来日本的青铜器专家鉴定，发现叶家所交的鼎不是毛公鼎。 或许日本人认为叶家所藏的宝鼎本身就是一个赝品，叶恭绰的小妾潘氏根本不知实情，于是就只是对叶公超监视居住。直到1941年的夏天，叶公超乘监视有所放松之际，以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之计把毛公鼎运出上海，辗转送到香港叶恭绰的手上。 台北故宫博物院 可是，很快香港又被日军占领，叶恭绰只好找了一位德国友人，再把毛公鼎运回上海，以300两黄金秘密转售给五金业老板陈咏仁。不过当时有附加条件，抗战胜利后陈咏仁要将宝鼎上交国家。陈咏仁欣然同意，承诺胜利之后一定捐献国家。1945年抗战取得胜利，1946年，陈咏仁依据诺言，将宝鼎捐献给了当时在南京的“中央博物院”。1948年，内战正酣时刻，宝鼎被国民党当局运送台湾，现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历经波涛汹涌的历史浪潮，毛公鼎这件国宝终于过上了平稳安定的日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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