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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3年村民挖出的国之重器,经历100多年的明抢暗夺,险被汉奸卖给日本,重见天日的机缘更令人唏嘘…...

 磨砻砥砺 2017-05-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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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观过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人都会对其丰富的馆藏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堪称“镇馆之宝”的一些珍贵文物:王羲之《快雪时晴贴》、玉雕精品“翠玉白菜”、“肉形石”、四库全书和古籍善本、绘画……无不让人震撼。



1、毛公鼎


至于青铜器系列,馆藏有一样价值连城的国宝:毛公鼎


毛公鼎是春秋周宣王时期的一件“国之重器”,距今已经有2800多年的历史了。


毛公鼎之所以著称于世,是由于该鼎身有号称青铜器天下第一长铭文的32行497字的铭文。



此国宝重达50多公斤,口大腹圆,口沿上有两个高大的耳朵,腹部为半球状,腹下还有三只兽蹄状的足。


花纹简洁明快,器形古朴浑厚。



2、一鼎抵《尚书》


此鼎乃是周宣王时的大臣毛公为了感激周王的恩德而制作的,鼎腹内的铭文完整地记叙了周宣王对毛公的任命和对他的勉励。


周宣王为了中兴周室,革除积弊,在不够景气的国势下,宣布委以毛公管理内外大事和天子家事的重任,还勉励毛公不要怠惰,不要壅塞民意,要忠心辅佐王室。



最后为确立毛公的权威,赏赐给他仪仗、车马、兵器等大量器物。


这样一篇完整的铭文无疑是研究西周晚期政治历史的重要史料,郭沫若曾经对其如此评价:“抵得上一篇《尚书》”


毛公鼎铭文字迹清晰,篆文笔力遒劲,笔法端严,线条质感饱满,以至于出土以来,清末的书法家们无不为之倾倒。


清末著名书法家李瑞清就曾说:“毛公鼎为周庙堂文字,其文则《尚书也,学书不学毛公鼎,犹儒生不读《尚书》也。”



就是这样一件国宝,出土后却命运多舛,还险些落入日寇的毒手。



3、出土


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毛公鼎被陕西岐山县董家村村民董春生在村西地里挖掘出来。


这个地方历史上称作周原,是周灭商朝以前的都城。


西周灭亡时,贵族们纷纷外逃,笨重的大鼎自然不便带走,于是就和别的青铜器一样埋入地下藏匿。


所以这个地方屡屡发现青铜器出土。


这村民大概知铜鼎的价值,300两差点被收购,另一同姓村民阻止了买卖。古董商行贿县老爷,以私藏国宝罪(清朝就有这规定)抓了村民,毛公鼎被古董商从县衙偷偷运走。


自此下落不明。



4、虎口20两脱险


多年后。


就在旧货店准备将一堆废铜烂铁送走销毁冶炼时,被恰好路过的古董商苏亿年慧眼识珠,用白银20两买下了这个青铜大鼎。


苏亿年随后写信给当时的金石学家陈介祺


这陈介祺是道光二十五年(1845)进士,官至翰林院编修,还是清末一位著名的收藏家。


之前他也在苏亿年手中买过几件青铜器收藏,其中就有同为岐山出土的天亡簋(读gui)。


天亡簋,西周初期著名青铜器,又称“大丰簋”或“朕簋”。清道光年间出土于陕西郿县(今宝鸡市眉县)


陈见信随即回复,让苏尽快将大鼎送到京城。


当陈介祺看到苏亿年带来北京的青铜宝鼎,心中不由得为之一振。


陈介祺


仔细观摩后,深信这是一件稀世珍宝,惊喜之余,马上以1000两银子买下。


陈介祺生怕宝贝遭到意外,命人将其秘密运回山东潍县老家收藏起来,并且嘱咐家人严守秘密,此事绝不可外传。


晚年他还留下遗嘱,要求子孙不做官、不经商、不念经信佛,安心做学问,还要保护好毛公鼎,不要让其在陈家手中散失。


多年后,毛公鼎传到了陈介祺的孙子陈陔的手中。



5、交友不慎


这陈陔显然是忘记了祖上的训示,他结识了一个叫做陈芙蓉衍的同乡,竟然把家中藏有宝物毛公鼎的事告诉了对方。


而此人的父亲陈子久当时任左都御史,与直隶总督端方相熟。


消息传到端方耳中,他顿时心生觊觎。


陈子久为了巴结端方,便唆使其子劝说陈陔将宝鼎卖给端方,许诺除了白银万两,还可以让其到湖北省银元局任职,陈陔在如此诱惑下终于心动了。


1910年,毛公鼎到了端方手中。


当陈陔满心希望等待湖北银元局的正式任命,却左等右等也不见。


原来当初端方给他的那份文书凭证上面的印鉴只是他的一枚闲章,陈陔这才知道对方是设了一个局,原先的许诺只不过是让自己上钩的诱饵而已。



6、抵押


1911年,由于清政府将民营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有,侵害了民众利益,四川爆发铁路风潮。


端方被清廷任命为铁路督办大臣,带湖北新军前往四川镇压保路运动。


可是这个倒霉蛋走到资州时却被自己所带的新军哗变杀掉了。


家道中落,失去依赖的端方家人生活开始捉襟见肘。


民国开始数年后,端方之妾将毛公鼎典押给俄国人办的天津华俄道胜银行,银行听人说这鼎是假的,就派人前往陈介祺的家乡潍县调查,找到陈介祺铸造的仿制品两相比较,断定端方家中的毛公鼎确系原物,于是准于典押付款,将毛公鼎入库秘存。



可是,经过这样一段周折,毛公鼎引起了外界的注意。


英国记者辛浦森表示愿意出5万美金求购。


当时5万美金约合4万银元,端家嫌开价低没有出手。


事情传出后,社会舆论哗然,反对端家将国宝卖给外国人。


1926年前后,北平大陆银行总经理谈荔孙认为国宝放在外国银行不妥,向端家表示愿以较低的利息将毛公鼎质押到大陆银行。


端家同意后,由谈荔孙代为办理,向华俄道胜银行赎出,改存到大陆银行。



7、重回


北洋时期曾经担任过财政总长和交通总长的收藏家、国学馆馆长叶恭绰听说这件事情后,深为国宝的安全担忧。


他变卖自己收藏的其它文物,与郑洪年、冯恕合股集资买下毛公鼎。


后来郑、冯二人出让,毛公鼎遂归叶恭绰一人所有。


叶恭绰


1937年日寇全面侵华,叶恭绰将毛公鼎转移到上海寓所珍藏。


不久,上海沦陷,叶恭绰匆匆避往香港,毛公鼎以及收藏的书画未能带走。


叶在上海的姨太太潘氏伙同情夫企图侵吞叶在沪家产,威胁如果不答应就将毛公鼎的秘密报告日本人。



8、日寇来回抢夺


为了确保国宝不被落入日寇之手,叶恭绰假装答应潘氏要求,同时致电在昆明任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的侄子叶公超,让他赴上海代为打官司。


抗战时的香港


叶公超途经香港时,叶恭绰嘱咐他:“美国人和日本人两次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都没有答应。现在我把毛公鼎托付给你,不得变卖,不得典质,更不能让它出国。有朝一日,可以献给国家”。


1939年,叶公超秘密将毛公鼎藏到别的地方。


潘氏见计划落空,竟然向日本宪兵队告密,称叶家有国宝毛公鼎及珍贵字画,日本宪兵队当即前去搜查。


叶公超此时还没来得及返回昆明,遭到逮捕关押,被投入牢狱数十天,多次遭鞭打和水刑,但叶公超坚不吐露实情。


后来,为了脱身,他嘱托家人仿造了一个假鼎交出,并由其兄叶子刚以重金具结作保才得以释放。


再后来叶公超摆脱监视,终于在1941年将毛公鼎偷运到香港,将国宝完好无损地奉还叔父叶恭绰。


不久香港又沦陷了,叶恭绰又托一位德国朋友携带毛公鼎辗转返回上海。叶恭绰回到上海后假称生病,坚持不在汪伪政权下任职,后因经济困顿,只好变卖文物度日。



万般无奈之下将毛公鼎典押银行,事情为巨商陈永仁得悉后,出资黄金300两赎出。


但是叶恭绰提出的条件是抗战胜利后将国宝交给国家。


陈永仁是个机械工程师,在无锡开设铁工厂时,曾经与日本军部做过生意。



9、“汉奸”赎罪券


抗战胜利后,社会呼声严惩汉奸。


陈以为献出国宝或许可以赎罪,便通过叶恭绰等名流致函政府表示有意将毛公鼎捐给国家。



有人听到消息后上门求购国宝,遭到陈拒绝后怀恨在心,转而大肆宣扬陈与日军的来往有通敌之罪。


陈永仁见势不妙,不等政府来人收取宝鼎就偷偷弃家逃亡。


国民政府接到陈永仁要求捐出国宝的信函后,十分重视。


派出一个大员前往陈家。


这时陈家已经被军统查封了,毛公鼎却不见踪影。



10、“垃圾桶”重见天日


大员到军统办事处查询也是没有结果,此人见不好交差,心生懊恼,坐在椅子上拿过一张纸胡乱涂画起来,写完将纸揉成一团,随手扔到墙角的一个纸篓中。



突然,他发现这纸篓是个圆炉状废铁器件。


查问之下军统人员告知是在陈家抄来的,因为没什么用处,权当纸篓,日后再卖给收废品的。


大员走进仔细查看,不由得惊喜交加:这特么不正是那国宝毛公鼎吗!


命运多舛的国宝毛公鼎在多方有识之士的保护下未落贼手,终于重见天日。



1948年11月,毛公鼎随5000多箱稀世珍宝被运到了台湾,成为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一件镇馆之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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