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现代文化与音乐态身体

音乐：宗教还是被忘却之美？

1.身体颓废：一个现代性案例

瓦格纳的歌剧成为现代精神状况的极佳缩影，在消费社会、大众文化的降临中甚至愈演愈烈。其音乐形式追求乐剧的整体动机，致力描摹充斥着激情的伟大轨迹。在恢宏巨制与崇高的绚烂光辉下编织一张规模巨大的主导动机之网。其戏剧旋律不区分咏叹调和宣叙调而是宛如潮涌般永不间断地向前推进，传统音乐中追求的法则、尺度被统统视作羸弱，屈服于强大的整体激情之下。被打碎的秩序背后乃是废墟与混乱，他极写残忍、虚假和生命的徒劳，由此构建起颇见气魄的音乐效果。他早年的音乐以其对传统的反叛，一时受到大量青年追捧。而在《帕西法尔》公映后直到《尼伯龙根的指环》却越发浸淫于叔本华的哲学中，放弃新世界的到来，转而宣讲虚无，承认现实本质的苦弱。在其中他不再追求破坏性的强力，而满足于宗教式的拯救，去忍耐生活，改变生命。自此，尼采与之交恶，他背叛了整个18世纪和莫扎特的传统，却停留在叔本华。当代精神的颓废、虚无、道德失范、意义丧失都在其中被显示出来，而身体在如此这般的文化氛围中被塑造出来，因而也不可能得到拯救。尼采讥讽其为“瓦格纳的拯救”。

尼采的诊断无疑是极具启发的，他的音乐仅仅是针对现代性神经质的麻醉剂。瓦格纳所渴望抵达的伟大整体却展现出根本的无能，于是瓦格纳转而雕琢细节，以期拼凑出一个雄伟的整体。为了表现这一点，他必须去强调修辞与夸张，刻意凸显激情，失去了酒神意义上自然最高本质的表达，激情成为不断重复积蓄起的雪球，沦为纯粹的感官刺激，背后却是真正的空虚。如此一来，伟大的激情被夷平、被打散在每一个矫饰中，源自生命的真正统摄性的力量也即丧失了。

“因此我自问：我的整个肉身究竟想从音乐中得到什么？就像所有动物的功能，通过轻盈、奔放、欢快和自信的节奏，能够得到加速一样；就像那坚韧、沉重似铅的生命，通过纯真、亲切和圆润的音调，能卸去它的负重。……但瓦格纳让人得病。”

这是一个现代，乃至后现代的案例。瓦格纳的音乐是人造的激情，重写了英雄的语言，但空洞的激情只能让身体摆出崇高姿态，却无法创造崇高；概念化的语言无法说出自然原初的本质，音乐仅仅沦为图画与修辞。瓦格纳却是想用音乐拯救身体，彰显生命，赋予其伟力。所有其信徒围绕在崇高这样一个空洞的符号下，“巨型思想群队的集结与迸发。瓦格纳的音乐以一种后基督教的拯救事业之姿态出现，它不想成为美，而想成为宗教。”尼采谴责瓦格纳的音乐创造平庸的感官刺激，以娱乐世人的方式否定生命，力永远无法在身体中寄居。在此可与现代性的危机自然接壤，大量感官刺激的解放、身体文化的张扬却未能制造一具真正的肉身，相反在一个抽象的总体性观念下个体如畜群般汇聚，彼此扭结，成为宗教。

瓦格纳尝试从苏格拉底初理性、节制的音乐中解放出来，去寻找与原初自然相统一的身体，成为赞誉的“酒神颂剧作家”。但是他所唤醒的欲望和内在激情却远未达到尼采的期望，那些被其赋予力量的大众如今成为最好的信徒。他同样遭遇着喀耳刻，但尼采讥讽其重复着变成动物的水手的命运“那些不幸的动物有那么一天受调教，学会朝拜贞洁，它们在此之中将看到和朝拜的，也只是自己的对立面，这完全可以理解。唉，会带有怎样一种悲剧性的叨叨嘀咕声和激奋进行朝拜!”这些横冲直撞的本能未能解放身体，反而使身体变形、倒退，在灵性上节节败退，如同猪猡般完全拱手放弃了自我，成为颓废迟钝的状态。在此，尼采对瓦格纳的批判为我们理解文化工业提供了视角：大量的音乐刺激缘何未能恢复身体？相反，身体在其中又经受着怎样的退化？音乐又是如何同一化每个具身性主体？

2.音乐拜物教与身体退化

在奥德修斯与喀耳刻的遭遇中，前者遏制自身与自然展开关系，在距离的确立中将自然看作对象，成为与己无关的物（Ding）。而在当代社会中物是以商品的形式呈现，以其等价原则夷平使用价值，固有的内在本质遭到破坏，纵使是音乐艺术也被迫卷入到整个文化工业中去。在音乐产品中，流动的音乐被凝固下来，并按照标准化的方式进入市场。在此，音乐被贬谪为社会水泥（social cement），神话中向着原初状态的召唤力量，在理性的契约中转而成为社会内部的同谋。代价则是身体，务必服膺于最贫乏、最低限度的解放。柏拉图对古典乐教的重视，于今日以其反面的形式呈现出来：通俗音乐凭借表层的快乐消弭了大众对社会的不满，那感受苦重的身体由于长久的麻木只能在消费中满足欲望，至此音乐就成为了身体的镇痛剂。

阿多诺尝试展现音乐的拜物教特征，观其如何成为作用于大众的普遍物化结构。如果说康德的图式理论是勾连感性经验与基本概念的中介，那么“工业却掠夺了个人的这种作用。一旦它首先为消费者提供了服务，就会将消费者图式化。”消费者的体验模式被还原到固定的模式中去，音乐也渐趋归纳入标准化的风格。只消考察爵士乐的创作，前摇摆乐时期爵士乐中的“错拍”，即兴创作的细部的音乐功用完全由机制来决定的“错拍只不过是一个被伪装了的节奏。实际的即兴创作的可能性所剩无几，这是由必须从旋律上限制同一基础的和声特点所导致的。既然这些可能性很快就被消耗殆尽，那么即兴细部的刻板公式就迅速产生了。”

但是将文化工业的总体性加诸己身之过程却是以对消费者的承诺而实现的，每个消费者被允许自由实现欲望。于是就呈现出两层向度：其一、全部文化过程已经被标准化生产，从爵士乐到即兴演奏皆然，对流行的追逐正是接纳社会系统的过程。而身体多余的能量与快感的追求，被文化工业以相同的形式消耗掉。“审美升华的秘密就在于，它所代表的是背弃的诺言。文化工业没有得到升华；相反，它所带来的是压抑。”其二，个体在社会中甘愿与普遍性和解，流行音乐成为个体从身体劳作中逃避的归所，以其浅薄却完全迎合社会心理的做法满足本体性的安全，使得个体能够在音乐中定位于这个大众社会。于是就形成了首尾一致的环形结构——“流行音乐对于大众来说就是公共汽车售票员的永无休止的假日。”文化生产对身体的感知作同一化处理，而具身性主体又心甘情愿地出卖自身。

如此看来，文化工业在本质上展现出对严肃音乐的不利，它打破了音乐自身的时空性结构，使得严肃音乐以碎片化的方式出现。作为艺术，它与消费和市场的关系过于紧密，以致艺术和商品的边界已然模糊。马勒的《第七交响曲》被用于发动机油的促销广告，贝多芬的《致爱丽丝》的片段广泛地设定为手机铃声——在听觉距离被完全消解的地方则不可能有本雅明所期待的灵晕（Aura）存在——灵韵在特定时间内赋予主体无可比拟的感受，而在一定的地点则产生相应的回应。“而如果能从灵晕的凋萎这方面来理解当代感知手段的变化，我们就有可能表明这种变化的社会原因。”这是一个灵光消逝的时代，纵使奥德修斯与喀耳刻达成形式上的床第之欢，但他的身体不会有任何感觉。我们无时无刻席卷在音乐之中，但音乐却始终不会被感受，它们经由身体瞬间流逝，除了短暂感官上的震惊（shock）不会有任何意义产生。

阿多诺直接回应了本雅明对当代艺术的种种判断：流行音乐引向听众的精神涣散(distraction)与听觉退化(regression of listening)。音乐转而由艺术成为消费的副产品，它们从物的表面退隐为背景音乐(background music)，听者再无理由展开对音乐高浓度的聆听，漫不经心的接受状态使其陷于倦怠、恍惚、呆滞之中，也即直接引向听觉的退化。“这正是我们当代业已退化的听觉，被遏制在了幼稚的阶段。不仅听觉的主体失去了有意识感知音乐的能力，以及自由选择和责任，而且他们还顽固地拒绝任何这种感知的可能性。”“幼稚”（infantile）是身体退化的表征。在神话意义上，直接诱惑身体的是象征着极乐的音乐，成为永无止境的意义漩涡。但在大众社会中，身体是为社会所共谋的流行音乐所诱惑，在同质化的感知体验中不会有矛盾的不和谐音，也即没有生命力量的冲突——听觉退化至此，无力识别意义。“在贝多芬的第七交响曲与比基尼之间不存在任何不同……这是随后音乐商品展现：‘价值’被消费并给予他们感觉，但他们自身的特质却从未抵达消费者的意识。”

在此，阿多诺有力批判了通俗音乐工业。一俟艺术被卷入消费中去，其奋力守护的本真性存在即与商品价值无异，在夷平一切的货币中介中被吞噬。同样，音乐态身体也似乎失去了感知的时空，现代人的耳朵纵使是塞壬之声也难令其感动，经验的贫乏与麻木成为难以逃避的困境。但阿多诺悲观主义的分析似乎尚未论述完全，也常常受到质疑“听通俗音乐是如何以某些方式改变了身体倾向，使个体沦为消极顺从资本主义的木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