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浮桥和掣盐厅——《潞河督运图》中的天津风物(七)

Qi林野 2017-0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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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浮桥和掣盐厅”是《潞河督运图》中的天津风物系列文章的第七讲，这一系列文章是高伟老师多年考证的成果，曾多次举办专门讲座，目前经整理后的文章正在今晚报连载，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本刊连载的内容是高老师特别提供给【老城E刊】的讲座稿，内容相对要比报载的更全面内容更丰富，为更好的让您了解《潞河督运图》上的景物，本刊连载时加配了多幅图片进行说明。

这一段画面主要描绘了海河东浮桥周边和掣盐厅的情景。生动再现了过浮桥的各色人等的神态和表情。

在宽阔的河面上，横亘着一座用桥船搭建的浮桥。桥船上嵌着木制栏杆。每只船都用铁索连接，铺上木板,行人车马过桥如履平地。桥船十分宽大，以至于两侧都有商贩摆摊卖货。桥中间居然还有人支起一遮阳布罩遮挡阳光，显然是长期于此的摊贩抑或是浮桥收费人员。有一处卖鱼的小贩正在向顾客推销新打上来的鲜鱼，还有挑担的商贩支起扁担等待买主。桥头的茶摊席棚下，走累了的客人正在棚下喝着茶等待过桥。一位拉脚儿的脚夫正在向岸上牵驴，雇驴的客人在后面轰赶。几位过桥的官员见浮桥正在放行盐漕，一时过不去，只好下轿休憩一会儿，随从人员赶紧到路旁的水铺去沏茶水。浮桥的东段已经撑开了两条桥船，为满载盐包的盐船开桥放行。赶上今年春季盐关开坨放盐，因此排队过浮桥的船只较多。因发漕盐去南方或京都都必须先到三岔河口走潞卫二水，这一路基本上都是逆水行舟，赶上退潮更加困难，船行主要依靠岸上纤夫背纤，牵动船只逆水前行。

画面中表现的那岸上的纤夫拉起纤来步履沉重，头几乎弯到地上，表明逆水重载。正是这些纤夫全力的付出，满载盐包的盐船才能北上南下，把食盐送到千家万户的餐桌上。海河边的纤夫们生活十分困苦，他们大都是逃荒到天津的失地农民，又没有本钱做些营生养家。只好被人雇去当纤夫。

清以后，政府规定漕运经过的地方，沿途地方须征用纤夫服徭役，有钱的人家就花钱去雇这些无业的男丁去拉纤。无钱的人家只有自己亲自去拉纤当值，时间久了，那些被雇的纤夫就会成为职业纤夫。这些纤夫大都居住在海河的岸边窝棚，度日艰难。纤夫们大都喜欢裸身拉纤，一是多么结实的衣服也架不住纤绳的磨擦，二是被水打湿的裤子会把大腿内侧磨的鲜血淋漓。纤夫们手握纤板，将纤板的纤绳系在大船的缆绳上，嘴里哼唱着纤夫号子，整齐地踏着步伐，开始一天的谋生之路。东浮桥两端各有一个民间取水口，西端取水口有一群挑夫担着河水正要从观音阁下通过，给城里百姓送水。东段的取水口在掣盐厅的码头北，挑水的挑夫也正为河东粮店街一带的百姓家送水。

画面上还画了两只来自乡下的柴禾船，正在浮桥南卸船，后来这个地方在清末自发形成蔬菜码头，岸上形成蔬菜发市，因在“北司衙门”附近，所以叫“北司衙门”菜市，百姓们则俗称“东浮桥菜市”，这已是后话了。

东浮桥菜市

又称北司

衙门菜市

这座浮桥因在天津卫城东门外，被百姓称为东浮桥，因浮桥东头即掣盐厅，百姓俗称盐关，故又称盐关浮桥。而津门有点年岁的乡老却称之为“孟公桥”。原因何在？查《长芦盐法志》中载：“盐关浮桥，在东门外盐关口。海河水势汹泛，舟渡每多覆溺。雍正八年，天津分司孟周衍捐俸倡首，率众商捐造浮桥十四只，聚舟如筏，横亘中流，以通往来。济河者如履坦道，咸感其德，因名其桥曰孟公桥。”后来《天津县新志》又作了说明：“孟公桥在东门外，即盐关浮桥。其地先以渡船往来，时有覆溺之虞。雍正八年，青州运同孟周衍造此，居民德之，故名。”原来，青州分司即后来的天津分司，早先长芦盐运使司所属的盐场划分为三个分司管辖，一个青州分司，一个沧州分司，还一个蓟永分司。天津以北直到芦台的盐场均由青州分司管辖，俗称“北司衙门”，设在东浮桥西岸。沧州分司就称为“南司衙门”。乾隆四十六年（1781)，渤海发生海啸，青州分司管辖的芦台、丰财两盐场均被海水淹没，盐池的沟、埝、埂和晒好的盐都被冲毁。新上任的巡盐御史伊龄阿向朝廷禀报，乾隆看了奏折后，觉得写的不明白，就批问：“丰财、芦台二场是在山东青州滨海还是在天津附近？”伊龄阿复奏说：丰财场在天津，芦台场在宝坻，青州分司也在天津。同时提出：青州在山东境内，青州分司却驻天津，叫青州分司无所取义。青州分司下辖四个盐场，都在天津境内；何不把青州分司改为天津分司则名正言顺。皇上这才明白，马上颁旨把青州分司改称为天津分司，其主管官员叫运同。于是同一衙署前后曾出现了两个不同的称谓。

雍正六年（1728年），山西太谷的孟周衍来津任青州分司运同，看到在此处坐摆渡过河的老少妇孺时常因拥挤落水，心中好生不忍，于是在盐商中发起倡议，修一座浮桥，为民解忧。两年后，浮桥建成。打造桥船十四只，根据水面的宽窄，适时增减桥船数量。桥船用铁链相系，上铺木板，行人车轿如履平地。百姓莫不感念孟公之德，故将此桥称作孟公桥，以纪念孟公的善举。

清末东浮桥

后来，孟周衍的后人孟淦也被任命为青州运同，来津赴任时见东浮桥触景生情，回去后作《孟公桥赋》，记述了他第一次看见此桥的心情: “昔年我作津门游，津门滔滔津水流。中有长桥偃波卧，天桥宛若游龙游。津门女士来桥头，桥头如市一何壮。大车小车络绎行，我时下马歇邮亭。试问此桥创谁氏，津门父老群夸称。夸说此桥非从古，太谷孟公所落成。落成到今三十载，此桥即以公为名。归来登堂告我父，津门胜事从头数。我父闻之笑不应，扶筇极目临烟浦。”孟淦还在《孟公桥夜眺》一诗中咏道:“稳渡先公迹，安澜赤子情。坐听垂钓者，还说旧家声。”从字里行间里洋溢着后人的一种欣慰和自豪。据说孟淦在任上对东浮桥也很关注，本来以前开桥时，另有大船摆渡行人过河，孟淦发现管桥的桥夫为省事经常使用小舟渡人，舟小人多时常险象环生，孟淦为此重责了桥夫，把小舟全部换成大船。祖孙二人对东浮桥的共同关注，一时被百姓传为佳话。当年还曾“立碑记之”，因水患，碑早已不见，但，百姓心中的“口碑”是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孟公桥这一称呼，直到晚清时还有老人在叫，同治年间的天津诗人华鼎元还在其《津门征迹诗》中写道:“晚风怒涌海门潮，千万声中杂市嚣。两岸行人如蚁聚，轻舟缓渡孟公桥。”作者创作此画时，距离孟公当年修建盐关浮桥已过去近半个世纪，画面上的的桥船该不是孟公当年所造吧。

浮桥的东岸北侧有一座雄伟的官衙，就是天津长芦掣盐厅，百姓俗称盐关厅。盐关厅大门前有一支高耸的旗杆，上面悬挂号旗和号灯，是浮桥开闭的信号，海河过往的船只在很远就能看到浮桥开行情况，选择靠岸或继续前行，以免被堵在浮桥前。往往开桥时，大小船只蜂拥争过，互不相让，时常造成河面的拥堵。特别是春秋两季开坨时，每日有数百只大小货船等待开桥，错过了潮头还须等待一天，为此船主们怨声载道，守桥的官员也时常受到上司的申斥。开桥后，过桥的水手们人声噪杂，听不见指挥，守桥的士兵把嗓子喊哑也无济于事。后来，有人发明用长鞭指挥船只，凡不听指挥者，鞭声就会在他的头上炸响，使乱挤者受到震慑，过桥的速度果然提高很多。有一位叫王浦的河营千总，甩鞭技术高超，不仅响声清脆，而且打得准确，每当东浮桥开桥时便由他指挥。“每响一鞭，观者无不喝彩。”时人曾以“神骏鞭法如撒金蛇”誉之，成为东浮桥开桥一景。

可能是因为巡盐御史大人一会儿就要来视察盐坨，官员们排成两列站在关厅的门前准备迎接。掣盐厅的大堂上，当值的厅官正在办理公务，两侧站着手扶水火棍的衙役，大堂口一位盐商正在手持盐坨的号签申请秤掣。通常盐关的稽查官员，和掣盐厅一起稽查往来的盐船，检查夹带私盐，核查引盐出坨的数量、票据、税单，对查出的私盐进行罚没或处罚金，严重的立即抓起来法办。码头边，就耸立着一副秤架，上面悬挂着掣盐用的官秤。对私盐罚没的称重，对盐坨出库的盐包复秤，十分方便。《长芦盐法志》中有“天津盐坨掣盐厅”的平面示意图，与《潞河督运图》中画的掣盐厅相比较，几乎完全一致，如独根的号旗杆、秤架的位置、大门的样式等，连水夫下河挑水的“水梯子”位置都是相同的。充分证明了画面中的这座官衙就是《长芦盐法志》上画的掣盐厅。

《长芦盐法志》中天津盐坨掣盐厅图

《潞河督运图》画面中的掣盐厅

东浮桥北侧的掣盐厅，后来又移到了桥南侧，距离盐坨又近了一步，估计是为了方便盐坨管理。河面上有一群官兵坐着快船巡视河面，那就是盐官厅的河巡官在海河上稽查，拦截那些企图闯关或漏检的商船，严格课税，不容半点松懈。天津盐业走私历来十分猖獗，有时几乎到失控的地步。据史料记载，天津历史上私盐夹带花样繁多，大致可分为官私、军私、商私、漕私、枭私、民私等几大类。先说官私：天津是京畿重地，又是水陆码头，经过的大小官员，皇亲贵戚很多，缉私关役不敢盘查，他们就利用这种机会大量夹带私盐牟利，或从天津走私大量海盐到苏杭一带换丝绸。军私：天津卫本是军事建制，往来军务船很多，利用军船夹带私盐亦获利不菲。商私：盐商夹带的方式主要是加大盐引的重量。明代一引为六百五十斤，清“一引改三”，规定一引加包索毛重二百五十斤，后来又改为三百斤。有的商人改包加盐至四百斤。更有甚者，买通司秤书吏，加重秤砣的重量，逃避复秤误差，企图过关。漕私：这是走私的大宗，多发生在漕船回空的过程。有些彪悍的漕卒，拒查焚船，有的漕船借口限时回空，成千上百只漕船故意阻塞河道集体闯关。许多卸粮倒驳的斗局货栈，为了获利。提前备好私盐，便于回空的漕船夹带。枭私：主要指武装走私。长芦巡盐御史莽鹄立奉命议奏乡民私贩情弊时提到：“小民兴贩私盐，其始不过希图小利，或十余人，或二三十人，结伴兴贩，原无强横。迨之日久，利之所在，即有地方光棍儿出为帮头，或称将头。将人盐引入村庄，按户口大小洒派，约时收价，肆行无忌，人愈众而盐愈多。”还有民私：乡民勾结土匪，持鸟枪火統，水中船载，陆上驴驮，夤夜小径，化整为零，兵不能防。尤以天津周边河间、献县、交河、阜城，宝坻、武清、香河一带为甚。现在正值巡盐御史出巡，那些缉私的关役们哪个不奋勇争先呢？

东浮桥南侧的盐官厅

渤海沿岸一带产盐由来已久，《周礼》就记载了幽州“有鱼盐之利”。蒙古太宗六年（1234年）秋，三岔河口地区突然“未霜而草枯，滩面宽平，盐卤涌出”。高松、谢实等18家灶户获准在此地熬盐，三岔河口成为海盐产地。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年）元朝政府已在渤海西岸设置了二十二家盐场，属后来天津地区的就有八家之多。这八家盐场分别是兴国场、富国场、丰财场、芦台场、济民场、越支场、石碑场、归化场。明嘉靖年间，长芦盐场开始普遍采用日光晒盐，产量大增，天津亦成为长芦盐的销售集散中心。清康熙七年（1668年）巡盐御史和康熙十六年（1677年）长芦盐运移驻天津后，天津的盐商逐渐发展壮大，其在天津经济力量中渐渐超过依赖漕运的粮商，成为天津的最富阶层。天津的富商大贾“八大家”大都是盐商起家。长芦盐运移驻天津后，遂在海河东岸设立盐官厅和掣盐厅及设立两座批验所，并在海河边进一步完善和扩大存储管理官盐的盐坨。盐商从盐场提出的引盐不得私自存放，必须统一入坨存放管理。盐坨用石碑隔开，分为生熟两区。由盐商向掣盐厅提出申请“称掣”，经盐坨差役统一分等改包重新称重后，即可转变成熟盐，运抵熟盐区按规制码坨储存。每年春季开坨时，严格按盐引课税出坨，杜绝私盐流出，成为天津长芦盐业的重要关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