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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优秀班主任丁榕老师 一九八四年元旦，当时正在北京四中任教的丁榕老师被评为“全国优秀班主任”，她的外祖父，我国著名的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王森然教授，亲自打电话把她叫到家中，又一次给她题写了“百年树人”四个大字。
在丁榕老师最初走上教师岗位时，王森然教授就为她写过这四个字。那时，学习美术专业的丁榕正为自己毕业后被分配到学校任教，而心情难以平静，没想到外祖父听说后不但没有失望，反而把她叫到面前，为她铺纸写下“百年树人”四个大字，语重心长地说道：“画画是你的家传，当教师也是你的家传，我是当了一辈子教师的，你母亲也是当教师的，靠的都是这四个字。现在把它传给你吧。”随后，又不无感慨地继续说道：“我执教鞭七十余载，和邓中夏、杜斌丞等老师一起，培养了刘志丹、谢子长、赵望云、李培之等几代优秀人才。他们都为祖国作出了贡献。能够站在讲台上，面对活泼可爱，生气勃勃的孩子们，不藏怒，不宿怨，一例地亲爱他们，泯去喜巧恶拙的一切私心。学生们所喜欢的，就是我们所愿意的。人民教师，这是个最光荣的称号啊。”
外祖父的这番教导，丁榕从未忘记。时至今日，她从教已有三十五年了，而她的母亲，王润琴老师也是教了一辈子的书之后退休的。一家三代在这片沃土上，扎根、成长；也在这片沃土上，耕耘、收获。
(一) 去年暑期，校友会刘铁岭会长应邀到西郊坡上村“三不易斋”——王润琴老师的寓所作客，丁榕老师也陪同在座。
岁月流逝，几十年的光景弹指而过。面对同在四中执掌教鞭多年的这母女俩，话题自然就离不开四中了。
提起往昔，王老师不无深情地想起这样一件事来：“刚到四中时，我一人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挺难的。逢年过节，校领导就要到家来看望，问问我有没有什么困难需要帮助的。有一年快到冬天的时候，校领导又到家里来看望我，还给我送来一些钱，说是天快凉了，让我用这些钱给孩子们实棉衣。那时，我也正为这事着急，但因就在前几天，武汉艺术专科学校有人来北京找我，想让我把我收藏的一本日本出版的美术专集，出让给他们，说是这本书对他们的教学很有些帮助，这事我同意了，他们把书拿走后，给我送来了一百元钱，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也正因为有了这钱，当时我就没有接受学校的补助，但我确实很为学校领导的关怀所感动。现在回想起来，在我遇到困难时，需要别人帮助时，组织上和我周围的同志们，立刻就会伸出手来，拉我一把，让我感到四中这个大家庭的温暖，我真的很感谢四中。”
除了生活上给予的关怀、照顾，王老师还特别提到在思想上和教学上，校领导和老师们对她的帮助。
王老师是一九五○年到四中工作的，一到四中就被安排在图书馆，她知道图书馆对教学工作的重要性，和图书馆在学校里的位置，所以很看重这份工作，也很喜欢这项工作，在刚开始时，还曾经专门到中央美术学院的图书馆学习了一段时间。回来后，继续向校内外的老师、同行请教，加上自己的用心钻研，在学校图书馆管理上，很有一些心得经验。
说起当时的四中图书馆，那在北京市的各所中学校里，可算屈指可数。藏书丰富，管理先进，仅图书目录的检索查询，就建立了书目卡、分类卡、作者卡三种。清爽整洁的图书馆里，那一排排书架上，码放整齐的图书，那目录柜里书写得工整娟秀的书目卡片，这一切可都是王老师多年工作的心血呀。
王老师在图书馆里，每天都有着做不完的事情，要对图书进行分类、建卡、上账；要配合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出版报、搞展览；要定期向喜好文学的学生介绍新出版的文艺读物；还要修补有些破损的书籍等等，。而为了让老师们能及时借到教学所需资料、书籍，每天都是等到老师们都下班了，自己才离开学校。
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王老师也是在图书馆里坚守自己的岗位，做到了尽职尽责。她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文革初期发生在四中图书馆里的事情：那是在一九六六年的时候，有一天，在四中校园里传出一个惊人消息——学生们要把图书馆里的书，搬出来烧掉。他们说：“这些书宣传的是‘封、资、修’思想。”
听到这个消息，王老师当时就惊呆了，尽管她那时已从广播里，从报纸上，以及从她所能参加的，学校里组织的各种学习讨论会上，对“文化大革命”有所准备了，更出于一种朴素的感情，她正在努力试图转变自己原有的观念，以从思想上适应形势的要求。但她还是没能料到，事情会发展得这样急、这样快、这样严重。“把书烧掉”，在她的头脑里，这和学生们要把学校里的老师们杀掉，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是她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理解不了的。
四中的老师爱看书，四中的学生也爱看书，让这么多的书，在老师、学生们中间流动起来，这无形知识的有形传递，已成为王老师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之一了，可现在，学生们要把这一切付之一炬……
“不行，不管怎样也要阻止住这种无知的行为。”至于自己将面临怎样的处境，那就顾不了许多了。
面对不断聚集来的同学，望着那一张张稚气未脱、但为表示自己革命坚定性而严肃异常的面孔，她不禁感到一丝恐惧，然而她不敢显露出来。她一边思索着，一边向前来的学生们表示了她对这一“革命行动”的支持，然后又用商量的口吻向学生们指出：“烧书，只能从形式上把‘毒草’消灭，而从思想上批判‘毒草’，可不是一把火能解决的，对批判的内容都不了解，那批判又从何谈起呢。”
这同学们所熟悉的笑容，和蔼理性的语气，让他们止住了马上就要进入图书馆的脚步，更让他们从一开始的冲动，转向了深层次的思索，气氛顿时缓和了下来。
当时在同学中很有些威信的学生如孔丹等人，对当时的形势还是有些自己的想法的，于是王老师就和这些学生们选出的代表，以及当时在场的其他老师一起“研究”了一会儿之后，象征性地从图书馆里挑出一些书来，交给同学们拿到操场上烧掉。一场“革命行动”就此了结，学校图书馆就此得到保全。
王润琴老师与学生们
(二)
除了图书馆的工作外，王老师还兼任过美术老师和班主任工作。
那是在王老师到四中工作后不久，随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校领导决定要让王老师兼任美术教学的工作，高万春主任向她传达了学校决定，并让她好好地考虑考虑。王老师就向领导提出，自己过去学的是雕塑，这和中学美术教学是隔着行的，怕教不好。高主任就耐心地鼓励她，首先是打消她的顾虑，鼓励她要相信自己，还说学校认为她是有能力教好美术课的。然后又亲自带她去·听一些老教师的课，给她讲解这些老教师们的讲课特点，还传授给她好多控制课堂气氛，把握讲课进度的技巧。以后，学校为了帮助她更好的讲好美术课，还送她去进修学院学习了一段时间的美术专业。
“妈妈在外面学习和在学校里教书一样认真，不仅从不缺课，而且按时完成作业，每次作业都得的是五分。”坐在一旁的丁榕老师插话说。
“这是学校交给我的任务，我能不认真吗。”
确实如此，王老师教美术课那几年，由于学校里班级太多，每周要给十八个班上课，整天都要忙着备课、批改作业。虽说是美术作业，可也要写上评语，甚至另画一张作示范。那时用的是一套苏联的教材，王老师很推崇这套教材，认为它对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艺术鉴赏能力，以及绘画基本功的训练，都很有好处，无论是备课还是讲课，都是按照大纲要求，写下详细教案，格外用心。
那几年毕业的学生都会记得，王老师除了教美术课，还负责组织学生美术组的活动，每到星期四下午的三、四节课，都要辅导这些喜爱美术的学生们，画石膏像的素描写生。隔上一段时间，还要带他们到郊外去画写生。现为天津美术学院教授的颜铁良校友，就当过这个美术组的组长。那几年，在王老师教过的学生中，后来考进美术院校深造的，就有十余人。这些学生们在艺术上都取得了不凡的成就，现今大多也已年过花甲，四、五十年的师生情谊；他们谁都没有忘记，至今仍和王老师保持着联系。而王老师一提起他们，就更是满心的高兴，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王老师说：“教师最主要的就是要有一种责任心，不管做什么工作，都得想着自己的责任。温寒江当校长那时，让我兼管学生意见箱，对每位学生的意见，我都要充分了解情况，落实解决的方法。然后再一一给予回复。温校长表扬我说：这个工作，你做的比我好。这句话我永远记着，不是因为领导表扬我了，我就老记着，而是因为这句话，直到现在还在鼓励着我。铁岭校长也说过：教师之所以为教师，就在于他要用自己个人的人格力量去感染学生。这句话我也始终记着，这是每个当老师的为人处世的准则。一九七四年时，因我已超过了退休年龄，学校让我办了退休手续，可我还坚持默默地每天上班，把没做完的事情做完。
(三)
丁榕老师是王老师最小的女儿，一直生活在她身边。因为那时的四中不收女生，所以丁榕老师没在四中读过书，但她却常说：“我是在四中长大的。”
“我那时还小哪。”丁榕老师说：“念小学和初中那会儿，都选择了离四中近的学校，放学后就跑到四中去玩，等着和妈妈一起回家。”
“那几年，妈妈独身一人，带着我们姐妹三个孩子，日子过得挺艰辛。每天上班都是早出晚归，时间特紧张。经常来不及给我们做饭，就买烧饼吃，弄得我现在再也不肯吃烧饼了，都是那时吃‘伤’的。”一句话，说得大家都笑了起来。
“虽然是这样，可妈妈从来没放松过对我们的教育。比对她的学生要严厉多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我丢失了一本妈妈从图书馆里借来的书，《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妈妈马上以三倍的价格给学校作了赔偿，还狠狠地说了我好几次，并打了我。”那么温和善良的王老师也会打人?并且打的是她最心爱的小女儿?我们真不敢相信，但丁榕老师却十分认真地说：“这是真的，可就是这次挨打，让我记住了什么是‘责任’。”
以后，丁榕老师以教师作为自己切身的事业，并为此付出了常人所不能付出的一切，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母亲对女儿潜移默化的影响，是家庭熏陶的结果。
丁榕老师的外祖父——王森然教授是我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最著名的教育家之一。辛亥革命时，他在河北定州第一个剪除辫子，鼓动青年拥护革命。清廷退位，河北反正，他被推举为定州“统一共和党”头领，受到孙中山的召见。一九一三年，年仅十八岁时就在家乡兼任小学教师，开始了他的教师生涯，在近代我国教育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作为我国新文化运动大师之一的王森然教授，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以接受和传播民主进
步思想，教育青年学子追求光明，热爱人民，热爱祖国为己任，倾注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丁榕工作以后，他两次为自己的外孙女题写“百年树人”四字，更可看出一位老教育家对后辈寄予的重托。
社会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的教育事业与以往相比有着巨大的不同。尤其是随社会发展的加速，学生的变化，使丁榕老师深切体会到了这一发展与变化给教师带来的压力和从未有过的紧迫感。传统的教育理念已黯然失色，过时的教育方法更是显得苍白无力。她对此有着十分清晰的认识。教育科学要有一个大的发展，要上一个新的台阶，成为她的追求。
一九七六年丁榕老师调到四中工作后，学校送她去教育行政学院学习了两年，这期间，她注意到了心理教育的重要性，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和工作重点集中到了这一方面。
多年的班主任工作促使她向自己提出，如何不断地拓宽思路，去了解人、研究人、塑造人。她觉得除了学习理论外，更要勇于实践，总结出自己的班主任工作特色和规律。她认为教育者和被教育者本身都是在变化和发展着的，这就要求自己要既遵循科学理论的指导，又不可拘泥于理论教条的束缚；既要学习他人的经验，又不可亦步亦趋；既重视自己的经验积累，又不可因循守旧。要不断地探讨教育规律，做到科学育人；要为学生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和感情，做到情感育人；要努力提高自身素质，做到艺术育人。
一九八九年出版的《科学 情感 艺术——班主任工作手记)和二○○二年出版的《探索学生心灵的事业——班主任工作手记续集)两书，是丁榕老师在这一领域中，“从跋涉到探索，……从教学实践到教育研究的总结和回顾。”书中“重点研究的是学生的需要，个性的完善，教育的内化过程和学生的心理素质教育。”
丁榕说：“这本书的好多内容来源于我多年从事班主任工作的笔记，我喜欢孩子，面对这些十多岁的孩子们，我从来不觉得我是个大人，我永远是个大孩子。”作为“全国优秀班主任”、特级教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这不泯的童心，真切感情的流露，感动了在座所有的人。
不知不觉之中，已经过去了两三个小时，在铁岭会长欲起身告辞时，目光落在这间书房墙上，挂着的一幅“三鱼图”上：一根鱼竿，似隐似显的鱼线下，垂着三尾鲜活的鳜鱼。这是王森然教授画的一幅小品，上面还有白石老人题记的几句话：前清画家习气或画三鱼，必题二字，曰“三余”，谓：“夜者日之余，雨者晴之余，冬者岁之余。”吾亦有三余，曰：“画者工之余，诗者睡之余，寿者劫之余。”
一九六○年，森然老人在丁榕考入艺术学院附中时，把这幅画送给她作为奖励，还对她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番话：“中国画讲究神似，追求意趣，这不过是初步，更要画出让人回味的东西。要让人透过画面，引发更多的思考，领略到画外之旨，弦外之音。把这幅画看懂，你还需要人生的阅历，你在以后的生活中去理解吧。”
岁月流逝，森然老人早巳驾鹤西去，润琴老人则已是耄耋之年，丁榕老师也已不复年轻，她们对此画、此字，当有更深切的理解吧。
在铁岭会长向王润琴老师告辞时，王老师拉着铁岭会长的手说：“我今年八十六岁了，退休二十七、八年了，丁榕调离四中也有好几年了，可我们总觉得自己还是一个老师，是个还在四中教书的老师。我们老是惦记着学校，想着学校里的一切，想着那里的孩子们。”
呵!这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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