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宏杰 来源：《曾国藩的正面与侧面2》 壹 曾国藩之重于兄弟情谊，在安排曾国荃南返一事上表现得很充分。 晚清时代，治安不靖，出行不易。为了曾国荃回家一事，曾国藩操了很多心。首先他得为曾国荃找到一个适合的旅伴，结伴同行。恰好湖南籍京官郑世任外放贵州兵备道，赴官将经过长沙。曾国藩把弟弟托付给他，商量多次出行细节，“初八九起议，十四日始决计”，决定七月十六日出发。 陆路长途旅行，当时主要的交通方式是坐车。曾国藩给弟弟雇了一辆质量上乘的车，费用比普通车辆要贵近两成：“雇轿车一辆，价钱二十七千文。时价轿车本只要二十三千，孙见车店内有顶好官车一辆，牲口亦极好，其车较常车大二寸，深一尺，坐者最舒拂，故情愿多出大钱四千，恐九弟在道上受热生?病。” 十六日曾国藩送弟弟出门，本身经济很紧张的他还是给弟弟带了三十二两银子作为路费。此外，又封了十两银子，这是给家里老人们的钱，不过他嘱咐曾国荃，如果路费不够，也可取用：“外封银十两，敬奉堂上六位老人吃肉之资，孙对九弟云，万一少途费，即扯此银亦可，若到家后，断不可以他事借用此银。然途费亦断不至少也。” 路上仆从的选择也很关键，曾国藩雇了一个叫向泽的人，“雇底下人名向泽，其人新来，未知好歹。观其光景，似尚有良心者”。（后来曾国荃“在任邱县寄信来京，云向泽伺候甚好”。） 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曾国藩送曾国荃返乡，兄弟二人“彼此恋恋，情深似海”，曾国藩一直送出城外二十里，见到雨后道路仍有积水，怕有翻车之虞，心里有些后悔。但是事情已定，只能依依而别。“十六日未刻出京，孙送至城外二十里。见道上有积潦甚多，孙大不放心，恐路上有翻车陷车等事，深为懊悔。”直到二十三日，接到弟弟在途中所发的信件，始稍放心。 贰 曾国荃道光二十年年底进京，道光二十二年七月十六日出京，在京一年半有余。曾国藩总结他的学业说，九弟总的表现不够用功。“读文作文全不用心，凡事无恒，屡责不改。此九弟之过也。” 不过曾国荃身上的优点也很突出，比如“待兄甚敬，待侄辈甚慈，循规蹈矩，一切匪彝慆淫之事毫不敢近，举止大方，性情挚厚。此弟之好处也”。 总结这一年半的兄教弟学，应该说，曾国藩算得上尽心尽力。兄弟偶有不和，有他过于严厉的原因，但更主要原因是国荃年轻不懂事。但是对于九弟早归，曾国藩内心一直感觉有所失疚。这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当中回忆这一年的事说：“心摇摇如悬旌，又皇皇如有所失……以九弟之归，心常耿耿……昨两夜不能寐。” 九弟南归之后，曾国藩思念不已，在家书中说“自九弟去后，思之尤切”。曾国荃走后三个月，曾国藩写了一首忆弟诗： 别汝经三月，音书何太难！ 夜长魂梦苦，人少屋庐寒。 骨肉成漂泊，云霄悔羽翰。 朝朝鸟鹊噪，物性固欺谩。 兄弟走后，在北京的寒夜，他更感孤单，只能苦候家书，以慰思念。 叁 到底是年轻不成熟，在京之时，曾国荃闹着回家。但是回到家里不久，曾国荃又开始怀念在北京的时光，想要再次进京。 回到家里之后，曾国荃重新在父亲曾麟书的私塾“利见斋”中就读。老秀才曾麟书的教学方法远远不如曾国藩高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初，曾国荃与六哥曾国华商量，想一起再入京师，跟随曾国藩读书。 这一次，曾国藩明确表示反对。因为曾国荃这样忽来忽去，轻举妄动，家里大人显然不会同意，而且路费也难以解决。他在致诸弟家书中说：“若九弟今年复来，则一岁之内忽去忽来，不特堂上诸大人不肯，即旁观亦且笑我兄弟轻举妄动。且两弟同来，途费需得八十金，此时实难措办。” 后来曾国华与曾国荃在曾国藩的安排下到省城长沙读书，在罗泽南处附?课。 在后来的通信当中，我们经常能看到曾国荃对自己在北京的表现表示后悔。比如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六月十四日信中，二十五岁的曾国荃说：“弟深悔早岁留京未自伏案用功，任意使气，不听大兄之教诲。” 咸丰元年十二月初八，曾国荃在家书中又说：“意欲考优贡，如果能得，则可以来京，仍依函丈，岂非平生盛事？今日之老沅，似乎非当日之皮［脾］气也。若不得优，则心图上进，总要中举，来住京师，与吾老兄常相聚首?耳。” 可见时间越久，曾国荃回忆北京一年多的生活，越感到长兄对他的关爱与尽责，对自己当初的表现也越加后悔。 曾国藩后来写了这样一首诗，回忆九弟在京那段的时光： 阿弟光明者，爱兄心尚孩。 良时无汝共，雅抱向谁开？ 难就陆云业，多惭许武才。 皇都宁不美，舍去竟何哉？ 就是说，九弟心性光明直率，对待长兄，有时还像孩子一样。九弟有西晋陆云（陆云十六岁即被举荐，入洛成名）那样的才华，可惜他却不能像汉代许武那样（武每耕，令弟旁观。夜教读，不率教，即自跪家庙告罪）助弟少年成?名。 二十二年之后，曾国藩又写过这样一首诗，回忆京师时光，表达了同样的意思： 陆云入洛正华年，访道寻师志颇坚。 惭愧庭阶春意薄，无风吹汝上青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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