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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新近影 我七十多岁的母亲因患脑溢血，做了开颅手术，至今仍昏迷在病榻上。我更愿意相信，这是善良的母亲，希望用这种缓慢的告别方式，让我不至于一下子陷入“生死乍别”的惊慌。不过，在我所历经的四十多个春秋中，目睹这种缓慢的死亡，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我是一个“少年失怙”的人。父亲在我十三岁的时候，就因患鼻咽癌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母亲陪伴并照顾我和弟弟，一同又走过了三十余年。父亲去世三年之后，母亲再婚了，这段维持了十六年的婚姻，虽无大的波澜、但也称不上 “幸福”。后来，继父与母亲离婚了，但数年之后，继父身患重病，他又请求亲戚，将无儿无女的自己送回到我母亲身边。母亲无怨无悔地收留了他，并且跟我一起送医喂药，陪伴着她曾经的老伴，走过了人生最后日渐衰竭的大半年。 在继父弥留之际，我曾拉着他的手说：“虽然我们没有血缘，但毕竟共同生活过十六年，我和弟弟得以完成学业、步入社会，都包含着您的付出，所以，我们从内心感谢你。我会永远将你视作我的父亲。”此刻已无法言语的继父，老泪纵横。两天之后，老人溘然长逝…… 其实，即便是我十三岁之前，我和弟弟与亲生父亲在一起生活的时间，也并不算长。
▲一家四口 我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出生时，脐带绕颈三周，我的喉咙中被大量黏液阻塞，已严重窒息，当时多亏一名老护士，嘴对嘴地吸吮，竟然将痰液吸出，我得以活了下来。我出生后，曾命名为“骆泽生”——即意为“毛泽东思想给了我生命”。 我一岁不到时，父母到山西屯留的中央机关干校劳动改造，两年之后，我的弟弟在那片贫瘠的土地上诞生了。
▲幼时骆新在天安门前 干校的艰辛生活，令父母完全无力同时抚养我们兄弟二人，于是，我被送往杭州祖父母家上小学。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我们一家才得以重聚。那一年冬天，父亲到杭州接我回京时，我已完全不认识父亲，只肯叫他“叔叔”。 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北京全城都搭起了地震棚，这个“传统”一直持续到1978年。记得夏季来临，躺在地震棚里，对照着天文星图寻找星座，曾是童年的我和弟弟的一大乐事。 在一个满天星斗的夜晚，父亲忽然对我说：“你所看见的许多星星，可能已经不存在了。”见我错愕，他继续说道：“宇宙之大，超乎人们的理解。太阳光线抵达地球，就要耗时八分钟，而离太阳最近的一颗恒星，是位于半人马座的比邻星，它距离太阳有4.22光年，相当于近四十万亿公里。也就是说，你即便坐上速度最快的宇宙飞船，到那里去旅行，来回也要十七万年啊！名曰‘比邻’，远在天涯。”
▲戴红领巾的少年 我顿时从床上坐起来，先凝视了一番近在眼前的父亲，又仰望着苍茫的夜空，觉得仿佛像是在看一场老电影；电影中的人物栩栩如生，但事实却告诉我，那位光芒四射的演员却早已不复存世了！ 父亲说：“人不要总以为自己看到的一定是真实存在的。实际上，我们的生命就像这满天的星斗，包括太阳在内的恒星，寿命再长，也并非永恒。虽然实体陨灭，但精神却如同光线一样，依然可以长久地指引我们前行的方向。你明白这个道理吗？”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今天回想起来，父亲这番话，对我人生观形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我对哲学和历史的兴趣，便是仰赖这星光的启蒙。因母亲在国家体委（现国家体育总局）图书馆工作，我从少年时起，便养成大量阅读的习惯，除了四大名著和各类文学书籍之外，亚里士多德、柏拉图、黑格尔、维特根斯坦、罗素……都是我追逐的“光速”。在历史星空的照耀下，我找到了一方思想与精神的港湾，在这里，我享受“孤独”。
▲伏案的身影 1975年，已调到北京测绘仪器厂担任工程师的父亲，与他的团队曾设计出国内第一代红外光测距仪。但是，多年苦战的科研攻关，亦令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他晚上加班，住在集体宿舍，饥饿时起床寻找食物，因不想打扰同事，摸黑为自己冲奶粉喝，多次将洗衣粉错当作奶粉，喝掉了大半袋…… 1978年，他终于病倒了：鼻咽癌晚期，全身淋巴肿瘤扩散。我第一次看到，印象中身体一贯强壮的父亲，竟虚弱得像一只病猫。虽然我小时候做“胸锁乳突肌”手术时，他不断地劝慰我“要像解放军叔叔一样坚强”，但此时的父亲，却因为剧痛而抑制不住地大叫，母亲需要拿锐器刺他，以肌肤之痛转移体内之痛。 西医的各种化疗，对父亲的折磨自不必说，中医又开出各种稀奇古怪的偏方，我和弟弟于是只好不断到毗邻我家的天坛公园、护城河边、丛林里抓蜈蚣、捕蝎子，并将其晾干、烘焙并熬入中药……我凡回忆起童年，鼻腔内都能迅速嗅到一股浓烈的中药味。 父亲的这场大病，迅速使得家庭的经济状况陷入窘境。有段时间，我甚至要去菜市场，捡被人丢弃的烂菜，回来洗净后做饭。邻居间孩子总会嘲笑我们的贫困，好在我喜读书，常能给小朋友讲些武侠、历史故事，以此赢得不少名声。1981年的夏天，我小学升初中的考试业已结束。父亲那时已病入膏肓，浑身黄疸，无法说话，唯有靠纸笔与我对话。当我告知他，我的成绩在全校名列前茅、考上市重点已无问题时，他沉吟半晌，在纸上颤抖地写下几个字：“万里长征，唯靠坚持；业精勤进，莫问得失。”
▲1988年，骆新在中央戏剧学院 这一年的7月14日，我度过了我十三岁的生日。17日，父亲突然大口吐血，迅速被送进北京友谊医院抢救。18日晚上，北京城大雨滂沱，雷电交加，母亲恰好在医院陪护，我和九岁的弟弟两个人惊恐万状地抱在一起，望着窗外的暴烈风雨，我喃喃地说：“爸爸可能要走了。” 第二天早晨，雨过天晴。母亲从医院回来了，她很高兴地对我兄弟俩说：“爸爸好多了，今天早上还要粥喝呢。”我们顿时释然。孰料，到了下午，单位突然来电话找母亲，母亲接完电话后，神色慌乱，对我们说：“人不行了，骆新，你跟我马上去医院一趟，还能见你爸爸最后一面！” 而我们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其实已经殁了。 在厂子给我们安排回家的吉普车里，母亲坐在前排默默地掉泪，我坐在后排，竟然没有悲伤，我甚至……忍不住要笑！我的父亲，您的灵魂终于摆脱了长达四年的病魔的折磨和命运的摆布，难道，我不该为您感到庆幸吗？ 直到我回到家中，前来慰问的各路亲友陆续散去，伴随着夜幕降临，一种巨大的孤独感袭上心来。我此刻才真正感觉到——我永远没有父亲了。一个曾用军人般严苛的方式教我如何长大成人的男人，现在已经成为太平间内一具冰冷的尸体……就像一座横亘在我面前的山陵，瞬间崩塌下来，我被埋在泥土里、窒息得快要死掉……终于，我开始号啕大哭……（周晓瑛/审稿） *本文首发于《档案春秋》杂志，微信号：dacqbjb，经“档案春秋”微信公号授权刊登。转载请联系原出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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