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今社会，几乎人人怀揣超级电脑，基本上买什么都能隔天送货上门，就在这样一个富裕的后工业社会中，如果说一个有工作的人却不得不生活在贫困之中，似乎不大对劲。然而在美国，却有超过100万贫困劳动者 (working poor)——劳动人口中家庭收入处于贫困线以下的人们。看看我们周围，其中原因也就不难理解了。美国最常见的两种职业是零售员和收银员，两种职业从业者的数量为800万，通常时薪为9-10美元，要靠如此微薄的薪水维持生计十分困难。若干年前，麦当劳被爆出内部求助热线甚至建议餐厅全职员工申请多种社会救助，因而陷入丑闻风波。 富裕时代之所以还存在贫困，是因为很多有工作的人根本挣不了多少钱。由于雇主需要支付的最低工资很低——2016年美国的标准仅为每小时7.25美元（尽管部分州和城市水平稍高）。按照这一标准，一个人全年无休地干一份全职工作，大约能挣一万五千美元——低于两口之家的贫困线，四口之家自不用说。领取最低工资的雇员非常贫困，以至于有资格领取食品券，也能在大部分州享受医疗补助（Medicaid：美国政府向贫困者提供的医疗保险，译者注）。通胀调整后，联邦最低工资大致和60、70年代水平相同，尽管和那时相比平均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按照最低工资占平均工资的比例计算，和许多发达国家相比，目前美国的标准是最低的，这也导致了当今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乍看之下，似乎贫困问题的解决之道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  快餐行业员工在纽约的第五大道的麦当劳门外抗议，2013年8月。 Richard Drew/AP 图片来源：aljazeera 最低工资是“好心办坏事”？ 反对提高最低工资的论点主要基于一种我所谓的“经济主义（economism）——这种观点错误地将经济学原理应用于现实世界的问题之中，创造出一种共识的假象，把复杂的问题过度简化。按照经济主义的观点，供需曲线证明最低工资将增加失业，原本希望能帮助到的低工资群体反而受损。论证过程是这样的：低技能劳动力如同其他商品和服务一样，在市场中进行交易，其价格应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然而，最低工资设定了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下限，因此打乱了这个愉快的平衡。如果说最低工资标准低于自然工资水平，那一切如常，但如果这个标准（比如说，每小时7.25美元）高于自然工资（例如，每小时6美元），将会导致市场扭曲。越来越多的人想要谋求时薪7.25美元而不是6美元的工作，而企业却要减少雇员。结果是：失业增加。仍然有工作的人境况变得更好，他们做同样的工作却拿到更高的报酬，雇主所失即他们所得。但社会整体的福祉却降低了，由于最低工资的存在，本应使得买卖双方受益的交易化为乌有。本来有人愿意接受低于时薪6美元的工作，本来有企业愿意付高于6美元的时薪，而现在，这些工作以及本应创造出的商品和服务都不复存在。  劳动力供求曲线图 最低工资政策出台以来，它就是缠扰经济主义的淘气小妖精。Henry Hazlitt在《经济学一课》中写道：“低工资可以代替失业。如果没有同等的补偿，所有人都将受到损失。”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居高临下地将最低工资描述成：“好心办坏事的典型案例，实际效果与期待背道而驰。”因为雇主不会支付高于其工作价值的薪水，他接着分析，“如果说最低工资法有什么效果，那无疑是增加了贫困。”Jude Wanniski在《世界运行之道》一书中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最低工资每增加一点，就会导致实际产出和就业减少一点。”在80年代的竞选中，里根曾说：“最低工资造成了比大萧条还要多的困苦和失业。”数十年来，包括卡托研究所（Cato）,传统基金会（Heritage）和曼哈顿研究所（the Manhattan Institute）在内的智库坚持反对最低工资制度，并始终强调经济学基础班的重要一课：工资提高，将导致雇主削减雇员。 面对如今不平等加剧的经济环境，最低工资成为了政治辩论的中心议题。加州、纽约市、西雅图都将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15美元，总统奥巴马要求将联邦标准定为10.10美元。一群评论员做出回应，提醒我们应记住经济学基础班所学。《华尔街时报》上，经济学家Richard Vedder解释道：“如果某物的价格增长，人们便减少购买，劳动力也不例外。因此，政府的干预，例如通过最低工资法，降低了劳动力的需求量。”Tim Worstall在为《福布斯》的撰文中提供了数学证明：“工资成本降低几千美元将带来就业的增加，所以显然工资成本增加四、五倍，将会带来显著的失业效应。15美元的最低工资将消灭许许多多工作，证毕。”（对于支持提高最低工资的理论观点，他接着说：“恐怕我只是真的不相信那些观点。”）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和《国民评论》的Jonah Goldberg加入评论：“最低工资和对聘用低工资和非熟练工人的企业征税没有差别。如果说经济学家在什么问题上达成一致的话，那就是如果你对什么东西征税，那么它的供应量就会减少。” 现实世界未必如此运转 然而，最低工资的实际影响远非以上论点所述那么明了。回顾历史经验，最低工资与失业之间并无明显关系：通胀调整后，1967至1969年间的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历史最高的，而同一时期的失业率低于4%，属于历史上低水平。对于最低工资与失业这一问题，经济学家的研究结果也多种多样。1994年，David Card和Alan Krueger比较分析了新泽西和宾州边界两边的快餐店，估计出新泽西的最低工资有所增长。他们得出结论：“与教科书模型的预测相反……并无证据显示新泽西最低工资的增长降低了本州快餐店的就业。” 许多实证研究对Card和Krueger的研究发现提出激烈挑战。如今，辩论双方都能找到支持各自观点的文章，学界对于结论的争论仍在继续。长期反对最低工资的经济学家David Neumark和William Wascher于2006年对超过百篇实证论文进行综述研究，虽然这些论文的研究结果各异，但他们的结论是证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增加了失业的“证据占多数”。另一方面，近期两项综述研究（综合多项研究的结果）发现最低工资的提高对于就业并无显著影响。过去几年间，诞生了一批新的前沿研究，这些研究通过对比邻近国家就业水平的变化，也发现“最低工资增长对于收入有强烈影响而对于就业无影响”（即工作数量没有发生变化，工人挣得更多）。不出意料，Neumark和Wascher对这一研究方法提出质疑。学界对于该问题分化为两个阵营：2013年，当芝加哥大学布斯商学院向一群著名经济学家抛出问题，将最低工资增加至9美元是否会“显著增加低技术工人的就业困难度”，经济学家们给出了两种截然相反的回答。 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会增加失业，这一观点和经济学基础课的理论恰相矛盾。根据教科书，如果劳动力更昂贵，企业便减少购买。不过有不少原因可以解释现实世界为何并非如此运转。虽然标准模型预测如果工资增加，雇主将用机器代替工人，但并不是任何公司都可获得价格合理的劳动替代技术，特别是小型企业，由于规模小，一旦裁员就无法正常运营。（拿地方小打印店举例：无论复印机的工作速度有多快，还是需要有人来和顾客打交道。）因此，即使提高最低工资，一些公司也不会裁员。另一种极端情况是，大型企业的市场支配力足够强大，一般的供需模型并不适用于它们。它们可以通过雇佣更少的员工（只雇佣那些愿意拿低薪的劳动者）来降低工资水平，这和垄断企业可以通过减少生产来哄抬价格同理（例如石油垄断企业）。最低工资则迫使它们支付更多薪水，消除了它们最小化雇员数量的动机。 在上述情况下，提高最低工资带来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不过很多企业可以通过提高价格来补偿成本的增加，因其消费者并非穷人，净效应是实现高收入向低收入家庭的资金转移。此外，支付的工资提高，员工生产率将提高，企业也因此受益，抵消了劳动力成本的增加。Justin Wolfers和Jan Zilinsky指出了工资水平提高从而生产率提高的几类原因：高工资能够激发员工努力工作的积极性，吸引高技术水平的劳动者，降低员工流动率，降低招聘和培训成本等等。如果辞职员工减少，也能减少任何时刻因换工作而造成的失业。最低工资的提高能够鼓励更多人进入劳动力市场，从而增加就业，提高产出。最后，工资提高将增强工人的购买力。因为穷人的开支占工资相对较大的比重，因此提高最低工资能够提高总体经济活力，刺激经济增长，创造更多工作。以上种种因素都使经济学基础课上的二维供求曲线图变得更为复杂，也解释了为何提高最低工资并不一定带来失业。供求曲线为理解最低工资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理论起点。但是光凭这一条理论，对于预测更加复杂的现实世界价值有限。 即使提高最低工资确实导致一些人失业，也需要把这一损失与其他低收入劳动者收入提高而带来的好处进行权衡。国会预算办公室的一项研究估计，10.10美元的最低工资水平将减少50万份工作，但同时增加大部分贫困家庭的收入，使90万人脱离贫困线。经济学家Arindrajit Dube近期的一项研究得出类似结论，他发现最低工资提高10%，能够减少2%到3%的贫困家庭数量。参与2013芝加哥布斯商学院研究的经济学家们支持提高最低工资，因为这一政策下依然能够就业的群体所获得的好处超出了它对就业造成的潜在影响。提高最低工资也能缩小高收入与低收入工人的薪酬差距，从而降低不平等。 简而言之，提高最低工资水平还是废除最低工资制度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理解和分析经济学研究并非易事，论证常涉及复杂的计量经济学知识。最低工资的变化会对不同群体产生不同影响，也应该把最低工资与其他帮助贫困劳动者的政策做以比较——比如说弗里德曼所认同的最低收入补助（给低收入家庭的补助金，和现在的所得税补贴类似），或者哈耶克假定存在的“保障最低收入制度”。 “常识”背后的利益集团 然而，当问题的讨论变成全国性的之后，人们倾听到的只剩下经济主义的妙语和通用的一套解雇话语：最低工资的支持者压根不懂经济学（虽然按这个标准，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也不懂经济学）。许多领导人基本上就是重复经济主义的中心论点，并声称他们是衷心为贫困群体的最佳利益着想。在2016总统大选期间，参议员Marco Rubio反对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因为企业将因此用资本替代劳工：“我为这些工资将化为乌有的人们而感到忧虑，因为你们让他们比机器更昂贵。”参议员Ted Cruz也代表穷人进来插一嘴：“最低工资制度总是伤害最脆弱的一群人。”参议员Rand Paul解释说：“当（最低工资）高于市场工资时将造成失业”，因为企业雇不起那么多员工了。Jeb Bush也援引《经济学基础》，认为工资应该交给“私营部门”，他指的是诸如沃尔玛这样的公司，“根据供求来提高工资水平”。对于国会议员Paul Ryan来说，提高最低工资制度是“糟糕的经济学”，而且“因为提高了劳动力价格，将给经济造成损失”。 这一套最低工资将伤害穷人的信念便是活生生的经济主义 。对于这一问题，经济学家基于不同的理论和研究得出的观点各异，但是进入公开辩论舞台，某一模型的某一结果却成了不容置疑的经济学定理。（与此相反，呼吁提高最低工资的政客们倾向于避免使用经济学模型，而用公平或帮助穷人的理念取而代之。）之所以情况如此部分原因是经济学导论课所教的竞争市场模型简洁明了、易于记忆。但是另一部分原因是，存在一个庞大的利益群体想要把最低工资维持在低水平——那些高度依赖廉价劳动力的行业。 餐饮行业是反对最低工资的广告和公关活动背后的一大力量，包括许多专栏文章都在反复申述基本的供需理论。比如，Andy Puzder，一位餐饮公司的CEO（也是总统当选者特朗普提名的劳动部领导人），在《华尔街日报》中解释：“每一家零售商都在某些地区盈利，但利润微薄，劳动成本增加会把这些商铺推向亏损的行列。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企业将失去竞争力”。因此，“全面提高最低工资将减少工作，伤害他们本应帮助的美国工人阶级。”然而，康奈尔大学酒店管理学院学者近期的一项研究显示，最低工资的提高并未对餐厅数量或餐厅的雇员数量产生影响，这一结论和行业的悲观预测恰恰相反。关门歇业的餐厅似乎并未增加，这暗示了付给员工的更高的酬劳应来自超额利润——超出维持经营所必须的利润。或者，如金融评论员Barry Ritholtz所说，“提高最低工资是一种财富转移，从股东到特许经营者再到领取最低工资的劳动者。”行业高管们不再袒露对更高利润的贪婪追求，而是援引《经济学基础》，后者为他们提供了一套简洁明了、符合自身利益的世界观。 衰落的工会与低薪的雇员 关于最低工资的辩论已经展示了经济主义的历史影响。过去曾影响工人工资与收入不平等的主要议题是工会化。在50年代，大约领取工资和薪金的雇员中每三个就有一个是工会成员。自然，工会成了经济主义的早期攻击目标。哈耶克认为工会对工人不利，因为“自由市场自然可以形成一定工资标准，长期来看，对所有希望工作的人来说，工会无法将实际工资提高至该水平之上”；同时也对社会整体不利，因为“工会使得不同种类的劳动力形成有效垄断，竞争无法成为全部资源的有效分配手段”。弗里德曼认为，工会“扭曲了劳动使用，对公众和工人整体造成损失”，甚至还增加了工人阶级内部的不平等。美国劳动力构成的变化、州工作权法律、雇主反工会化策略，这些因素都导致了工人工会化水平长期而缓慢的下降。截至2015年，领取工资和薪金的雇员中仅有12%的是工会成员，私营企业中这一比例不足7%。中低收入者的议价能力降低是其工资未能跟上整体经济发展脚步的主要原因。根据社会学家Bruce Western和Jake Rosenfeld的分析，1973年到2007年间不平等增长中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是由工会衰落带来的。  国际女装服装工人联盟成员的罢工聚会，图片来源：Pinterest 随着工会成为许多人遥远的记忆，全国最低工资立法如今成为了提高低收入工人工资的最大希望。而雇主们也将再一次从经济主义世界观中获得帮助，将低薪工作的现实，抽象成供求“定律”统治下的纯净世界。 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James Kwak 翻译：陈玉佩 校对、编辑：Catherine 美编：黄山 土逗原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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