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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文摘选自拙著《汉字起源新解》P292。八年过去了，有些看法已经有些变化了，不过下文没有更改，原文照登。今天有朋友提起货币起源话题，故录入。原书已告罄，多看阅读有带图电子版。 2009.3.15 Sun. 我们在前面研究陶文时提到最多的一种文字不是别的，而是Lycian，“吕西亚文字”。 吕西亚人属于吕底亚王国的南部沿海城邦，似乎从公元前8世纪前后吕西亚开始引人注目。希罗多德巨著《历史》[1]中满目都是吕底亚——这是一部描写公元前5世纪“希腊—波斯”大战的第一部人类叙事体历史著作。 吕底亚曾经是波斯人最强劲的敌人。他们在这场战争中属于“希腊”阵营，但他们的地理位置却在今天的土耳其半岛。了解了吕底亚，也就了解了吕西亚，从而“地中海东北角”的诸多疑问也许就会容易理解了。 追根求源[1] 吕底亚的根系是赫梯。赫梯人产生自公元前2000年，相当于中国夏时。一个东部山区名叫哈梯的土著支系与一支外来的印欧部落结合，形成了赫梯人与赫梯语。赫梯语基本上属于印欧语系。公元前1650年，赫梯人在中部的哈图沙什建都。此期相当于中国夏商交替之际。之后他们的帝国版图很快扩张至地中海，并控制了黑海地区[2]，于公元前1595年灭巴比伦国，吕底亚、吕西亚都归于赫梯。公元前12世纪为“赫梯帝国”最盛期。 最终“赫梯帝国”不仅控制了小亚西亚全境，而且控制了两河流域，在当时成为与埃及抗衡的世界最大政治势力——他们曾经在卡迭什大战，双方在公元前1283年立下著名的盟约。否极泰来，公元前13世纪末，海上民族席卷东部地中海，肢解了赫梯帝国。 赫梯王朝的[2] 每个重大转折点似乎都与中国的“三代”生灭有一些对应关联，可以适当加以关注。赫梯整体对应了商朝。一个大胆的猜测是，赫梯时期的消费模式很可能刺激了东亚的丝绸贸易，并催生出一个庞大的商业团体，最终发展为东亚的“商朝”——但这并不意味着商朝人必须是赫梯人。赫梯周围的一些“线条文字”用户，很可能就是来往于中国内陆和赫梯之间的商人，他们就是希腊－黑海周围一带的人（走北部草原之路），以及塞浦路斯人（走南方水路）。我们在第一章中看到的中国汉语中浓重的拉丁意味也为这一联系作出了解释。 赫梯人使用两种官方文字，一种是字母化倾向的楔形文字，另外一种是象形文字Luwian（巴蜀地区的诸多符号与之有神似之处，但也很难找到具体的对应），其周边的岛屿却使用了线条文字。商朝人并没有明显使用赫梯文字的痕迹，商朝与赫梯可能并无直接联系，赫梯的兴盛可能带动了周边的商人与中国地区发生商业联系。 提到[3] 吕底亚和吕西亚就必须要提到希腊概念。古希腊在地理上实际是指整个爱琴海地区。爱琴海5千年前即开始文明繁盛，但最为称道的时期则是青铜时代的“荷马史诗”时期。今天希腊国的版图不仅涵盖了整个爱琴海，而且部分领土就在小亚西亚半岛附近，假如不细看普通人会以为那些地区属于土耳其国，这些现状都延续了远古的逻辑。今天的土耳其人主要是后来从阿尔泰地区迁移过来的突厥人，他们是后来者，并非当初的居民。 吕西亚也属于广义的希腊范畴，还有大家熟悉的特洛伊城邦，那也在土耳其半岛，但他们都是广义希腊文化的组成部分。 图：41—1 土耳其半岛南部突出的那个小半岛就是吕西亚 赫梯帝国垮台之后，根源在土耳其半岛西南内陆的吕底亚人侵入安纳托利亚地区，瓜分了赫梯帝国的西部地区，吕西亚成为其沿海城市之一。或许我们可以说吕西亚人也是“海上民族”构成之一。 公元前[4] 1千多年前“海上民族”在地中海的崛起是令世界瞩目的一件事，不仅成就了“荷马史诗”与“希腊神话”，而且从埃及到赫梯帝国的覆灭都与之有密切关联。中国人应该特别注意到，中国的“三代”恰是与这个时期同步产生的。这个历史时期除了我们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两件大事外，其他的某些因素可能还没有被我们注意到。这两件明显的事实是：青铜文化的兴盛与印欧人的大规模持续扩散。 我认为第三件事情[5] 就是某种海洋交通技术的创立，这使远途水上贸易和远途侵略战争成为可能。而青铜技术的特殊性，比如大范围选择矿源、青铜矿料与成品的沉重，以及铸造青铜需要一支有组织的技术队伍等，这些都改变了以往的商贸格局与方式，并且很快使一些水上民族脱颖而出。这些人迅速暴富成为当时的世界级巨富，从而他们又转化为政治力量扫荡了当时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强国。 地中海东北角一带的诸多岛屿或城邦国家，在“青铜时代”的强势是毫无疑问的。他们很可能在“青铜时代”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霸主，“荷马史诗”与“希腊神话”记录了这个大时代的光辉业绩。有必要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水上商人很大一部分就是腓尼基人和犹太人，而且他们主要就集中在地中海东部地区。 居住在土耳其半岛南部沿海的吕西亚人就是这批水上民族和这个时代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吕西亚人的地理位置恰好处于雅典、克里特岛与塞浦路斯岛的正中心，并且可以通过海运直达埃及与西亚。这里优越的地理位置是别处无可替代的，所以其世界商贸中心的地位是毫无疑问的。当然这也是它所在国家吕底亚的光荣和财富。 吕底亚古国存在[6] 的时间相当于中国周朝。吕底亚最强盛的一个时期，首都萨第斯（Sardis）曾经以富庶、宏伟而著称于世。他们擅长金银冶炼，是世界上第一个产生金银合金币的国家，于公元前660年开始铸币。这个货币史还证明了一个事实：吕底亚人极其擅长商业和贸易，或许他们是世界上最擅长商业的一个民族之一。 公元前547年[7] 揭开了希—波战争序幕。在满怀信心的吕底亚国王克罗索斯的带领下，他们与居鲁士二世对峙了一年，在偶然因素下负于波斯。 在检视中国地区陶文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一个奇特的现象，中国地区很少发现有波斯地区的影响。这或许是因为“波斯帝国”之前其实他们并没有一个大的国家地区概念，所以其古代影响力除了一个部分随西亚和中亚发展外没有自己的一个显著标志。而吕底亚这样的小亚西亚国家反而在中国的商贸中大显身手——从陶文来看，确实如此。 这实际上带给我们一个新的启示：无论是商业也好，文化也罢，远古时期在中国的影响力主要是看政治实力，其实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规律。中国周朝可能和吕底亚依然保持有密切联系。根据当然是首先在这个期间中国北方发现了大量的来自他们的陶文痕迹。甚至可以考虑东周的一些变乱是否与吕底亚的崩溃有关，因为在公元前６世纪他们被波斯所灭。 由于[8] 吕底亚和波斯的敌对关系，很可能吕底亚或者地中海东部的水上交流绕开了伊朗高山，那些水上商人在南方通过红海与印度洋进入太平洋与中国发生联系；在北方，爱琴海与吕底亚地区的商人通过黑海、里海、咸海一线继续向东，在到达中国边境地区后，这些人进入中国北疆，一部分人从河西走廊进入大家最熟悉的那条“丝绸之路”，另外一部分人则沿着阿尔泰山脉南沿进入北方的“草原之路”。我怀疑在早期气候暖湿时期沿今天北方国境线曾经有连续的水路，最起码这条道路上没有高山阻隔是个事实，这条线路一直可通中国东北平原——部分人从北方蒙古草原直线南下进入华北平原，这其实就是最初部分商朝先人进入中国的主要通道。 世界上第一枚金银币[9] 在公元前660年的吕底亚出现（也有说在公元前600年左右）[3]，1百多年后的公元前524年中国放弃了持续几千年的贝币习惯，也开始了金属币的铸造，是为“空首布币”（有提到还有山东齐国刀币）。假如两地之间没有密切联系，就不可能出现这样巧合的事情：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在相距遥远的另外一个地区几十年后就出现了。 图 37—1 山西侯马东周时期陶文。这些西方字母化很明显的特征不禁让人疑问，为什么甲骨文一系的汉字此时在山西依然没有完全取代这些具有西方特征的陶文？ 31—2— 饶宗颐先生在《符号》一书中收集的叙利亚至安纳托利亚一带的符号，其使用者可能是突厥人。 世界上最早铸造货币的国家[10] 目前一般排序是吕底亚（狭义的）、爱奥尼亚（Ionia，同在吕底亚王国境内，属希腊文化区），然后是印度和中国。同时这几个国家或地区都认为自己的铸币是世界最早。换个角度，从传播的角度看，他们实际上很可能就是由一条类似“丝绸之路”的发达商贸网络在世界不同地区共同催生的结果。中国地区为什么被纳入这个贸易系统，很显然中国地区有自己不可取代的独特商品：丝绸。而印度的纳入则与之构成了一个有效的三角关系，将全球贸易的南线与北线完全联系了起来。 至此，我们对于甲骨文为什么与地中海东北角会有密切关联，甚至与印度发生神秘的联系，也有了初步的合理解释。 另外值得关注的一个文化现像是，地中海东北角一带有卜骨传统。但当地无龟甲占卜习俗[4]。 “空首布币”以[11] 山西侯马的出土最为轰动。该币最初主要流行于中国北方的晋、冀、豫，尤以晋中南与河南地区多见——这个地区让人不禁想到4千年前“夏”的出现与建立，有些交流道路从古至今可能就没有什么大的改变。 我[12] 相信以山西侯马为终点的这条可以直通欧洲的国际商贸线一定在更早的古代成就过其他的辉煌。中国夏朝的创始人禹王的坟茔就在距离侯马几十公里的南边“夏”县，而考古中所谓“夏”二里头遗址的洛阳偃师距离夏县也不过百十公里，而太原又名“大夏”与“夏墟”，所有这些线索串联起来之后，让我们对地中海东北角乃至黑海与里海的联系浮想联翩。事实上，夏遗址考古发掘出的一个动物形状的青铜镶嵌文物恰与希腊地区出土的一个古埃及装饰物相似，这一直使我疑惑这条隐约的线路是如何建立的；今天这条线路通过陶文的出现得到验证，使我的疑惑消散大半。夏文化与希腊地区附近可能确实有一定关联，当然未必是主要的关联。这也并不意味着“夏人”一定是通过希腊人联系了古埃及人，但夏人与这条直通希腊文化区的繁忙线路上的人们发生种种文化交流却不再是个疑问。 有关黄河下游地区和希腊地区，或曰地中海东北角地区的可疑关系，在几年前的拙著《难以置信》中已有集中陈述，只不过当时没有考古方面的证据，只是就神话等文化因素的质疑。 黄河与山西境内的两条山脉是华北平原的[13] 一道天然屏障，也是中国东西部的一个分界线。山西境内的太行山也是早期黄河下游洪灾频发时的一个避难所。人们大规模地突破这些山西境内连绵的群山时期就是华北平原地理转干的时期，也是“大禹治水”黄河开始成型的开端。从夏人的发展痕迹看，他们已经有意要进入华北平原，但他们可能被从东北方向南下的商人或已在当地发展的裴李岗人堵在了黄河中游地区，而洛阳这里很可能是夏最东的活动区域。从这个角度看，夏商之间很可能有一些错落并存时期。 之后的商朝遗迹沿着太行山东麓呈南北密集分布，这同样是因为躲避洪水的缘故；山东丘陵地区曾经生活着大批成功躲避了黄河肆虐的遗民，他们与从北方南下的商人交汇，有黄帝与蚩尤大战，但不能具体定位黄帝的时代与族群。商人解决了山东的问题后，接着与西面的夏人作战。商人北方的支系多数是从河北的周边山区进入华北平原的。所以，夏、商文明的西部境外国际道路是基本接近的，但进入中国境内夏、商则有不同。商人与夏的最大不同在于商人接纳了东部的海洋文化。 “三代”时期的人们所采用的道路，尤其是山西一带，可以参考今天的铁路线，那起码是夏人采取的道路。看似闭塞的山西山地中，临汾（侯马）、太原、大同联系着它外部的世界，他们既可以与西边直接发生联系，也可以从北方直接沟通。包头、张家口，甚至赤峰等都是进入华北平原的一些必要的外部入口。近代人们熟悉的“走西口”路线，是陕西、山西与北方草原乃至更广阔外部世界的一个国际商贸集散地，他们发生密切关联的其中一个群体是俄罗斯人，当然也有从更远的欧洲而来的商人们。从远古这些道路就承担着与今天一样的功能。查看今天的经过蒙古高原的铁路线也可以基本推测“三代”时期文明传播进入中原的外围通道，尤其是与俄罗斯和东欧的联系。 [1]希罗多德著，徐松岩译注，《历史》，2008年，上海三联书店。 [2]中国古代“海”有“黑”义，而且中国北方有许多黑水、黑河等“黑”与水结合的命名文化，很可能与“黑海”地区有一定关联，属于异地命名。而中国南方则多有“红”水命名习惯，其实都不难猜测其各自的不同文化影响来源。 [3] http://rg./lion/article.html [4]参见色诺芬著，崔金戎译：《长征记》，1985年，商务印书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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