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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视角看国学（122）（雍也篇第六）
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 穆译：先生说：“雍呀！可使他南面当一国之君了。”仲弓问道：“子桑伯子如何呢？”先生说：“可呀！他能简。”仲弓说：“若居心敬而行事简，由那样的人来临居民上，岂不好吗！若居心简而行事简，不就太简了吗？”先生说：“雍说的对。” 南面，在古代来说就是成为君主皇帝，现在多元化的社会，一个公司、组织都可以看做一个小诸侯国，公司的领导也可以说是“南面”。那么，什么样的人适合做这样的领导人呢？特别是“开国之君”呢？孔子说仲弓（雍）这样做到“简”的人就适合。
什么是简呢？中国古代推崇的是“垂衣裳而天下治”，就是极端来说，他在那坐着什么事儿也不做天下就治理的很好了。就是以孔子的为政理想来说，也是“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所以适合“南面”的人，重在德，而不在事儿，更不在技巧，所谓“大道至简”。但应“居敬而行简”还是“居简而行简”，这可能是儒家和道家的区别所在。
儒家入道的功夫是“下学而上达”，强调要“博我以文”，通过“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的功夫以积德累仁，趋于圣境。在这个过程中，就需要一种敬的心态来收摄，所谓聚精会神，才能“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敬义立而德不孤”，到义理纯熟之际，就可以泛应曲当，动不逾矩，所以作为儒家弟子，冉雍认为应“居敬而行简”。
而道家则是“反其道而行之”，儒家强调好学，道家则认为“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才是真正的得道，儒家强调仁义，道家则认为“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打个比方，比如要到一个高处，儒家是采取不断垫高的方式以企能够达到，道家是采取不断瘦身的方式以企能够飞上去。所以儒家要把家国天下都背负起来，道家则要舍弃的越干净越好，当然道家也认为“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这叫“无目的的目的性”，你越追求什么，你反而得不到什么，所以子桑伯子作为道家的方式是“居简而行简”。（子桑伯子有考据认为就是《庄子》里的子桑户，总之应该是道家人物。）
而孔子作为圣人，这两条道路可能都能理解，也知道一些天资高的人是可以“居简而行简”的，所以冉雍问子桑伯子，他说“可”，但冉雍提出质疑，他也同意。
司马迁在《史记》的《太史公自序》部分对当时流行的各家有一个综合性的评述，认为: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然其序君臣父子之礼，列夫妇长幼之别，不可易也。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瞻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移，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以此来看，太史公也倾向于道家）
所以儒家的路径“居敬而行简”，孔子也认为冉雍“可使南面”，但通过儒家的路径做到“南面”的却很少，这就像现在通过高考路径成为各行业领军人物的人很少一样，但成为各级管理者甚至“位极人臣”的很多。道家很高，但不具有普遍性，儒家的路径比较吃苦，到最高的那个位置不容易，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一个比较笃实的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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