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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关于房子，但画风截然不同的故事。本科毕业留京至今九年，最近准备第七次搬家。如果家人都不能住在一起，房子再好有什么意义？
本文来源：小万工微信公号
我和我的丈夫都是从湖北五线小县城考到TOP2的，他北大物理，我清华建筑。
我目前在北京顶尖开发商负责高端住宅。 他在北京顶尖高中分校区做高中老师，物理学科带头人。
我们本科毕业留京至今九年，期间搬了六次家，最近的这第七次，正在打包准备搬回武汉。
近来看到我的朋友圈被好多清华毕业生买不起学区房逃离回二线的文章刷屏，文章里充斥着疑问、遗憾和不满。
让我特别想记录一下我们这些年的故事，同样关于房子但画风截然不同的故事。
我们虽然九年搬家六次，但其实每次搬家都是欢欢喜喜的。
1、
08年毕业，我从清华紫荆公寓搬到顺义的新员工宿舍。
公司在朝阳区，离宿舍很远，1个半小时的车程。
但刚毕业薪俸微薄，租不起附近的房子，真的很感恩公司提供宿舍。
每月400不到的房租，朝北的小单间。
我那时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工作上，而且从学校的四人间搬到个人的小单间，反而觉得自己的人均居住面积显著提升。
期间印象最深的是我的父母带着他们俩的母亲一起来北京玩过一次，当时是夏天，父亲又执意不肯住宾馆，我们一家人就在我的小单间里打地铺，两位奶奶睡在床上，我和父母睡在地上。
父母当时看到我的状况其实有些心疼，毕竟独生女，在五线小城虽然家境工薪，也是住着大房子的，觉得读了那么多的书，来了北京反而生活质量这么低。
我安慰他们说，我很喜欢我在北京的工作啊，同事优秀，领导也很好，而且我一个人，睡不了两张床，小单间正好。
就在顺义的这个小单间里，我做完了自己负责的第一个郊区小盘，那时北京房价刚开始起飞，400套房子一天售罄。
2、
第二次搬家是在一年后，我和当时还在北大念硕士的男友结婚，为了他念书方便，我们搬到万柳——租了个小一居。
房东是一对老北京夫妇，听说我们是租来做婚房的，特地粉刷了墙面，绿色的门窗、水磨石的地板都擦得屋明几净。
贴上喜字，我们在亲友的见证下办了盛大而简朴的教会婚礼，特幸福地裸婚。
真的是裸婚，我记得自己用那个季度的奖金交完租金和婚礼的费用，手头就只剩了两千块钱。
但是特别幸福，我俩十二岁相识，中学六年同班，大学六年恋爱，终于能和自己最爱的人结婚，真是有情饮水饱的感觉。
万柳离我们的大学都很近，新婚燕尔，懒得开火就骑车去学校吃饭，周末在未名湖旁边散步，去紫操踢球，虽然住的简单，但回忆起来的都是甜蜜。
那时我每天上班都路过万泉新新家园，也曾经酸酸地想过自己是不是有一天能住上这么好的小区，记得那时万泉的单价2万，但是于当时的我们而言已经是天文数字。
所以对于房子也只是想想，有衣有食有相爱的人同住，就很知足。
住万柳那年，北京的土地市场还很活跃，负责一个郊区大盘之余，我做了30多个拿地项目，没日没夜地加班，终于通过投标拿到了自己经手的第一块土地。
3、
第三次搬家是在婚后两年，我怀孕了，他也快要毕业。
考虑到万柳离我上班的地方太远，而且有了孩子不够住，我们租了一个朝阳区公司附近的两居。
期间，我发现单位的集体户口孩子无法落户，才把买房提上日程。
2010年房价已经飞涨，我们快速地在公司当时所有的楼盘中挑了一个唯一能买的起的五环外小两居（特别巧就是我之前投标获取的那个项目）。
首付30万，双方父母各支持了一部分，交完了首付和各种手续费，卡里什么钱都没有了，当时都有点担心下个月工资发了够不够生娃产检的费用。
我们在租的团结湖小两居里迎来了自己第一个宝宝。
双方父母都未退休，我姨来帮我看孩子，期间她女儿大学毕业，我邀请表妹来北京找工作，住我们家。又期间我的好朋友被房东赶了出来，一时找不到房子，我又让她先住我们家。
所以这个团结湖50平米的小两居，最多的时候住过6个人——闹哄哄地很拥挤，以至于我妈都说我这时候要孩子不是好时机，应该等房子妥当再要。
但是我每天下班骑车回家看到可爱宝宝的时候都觉得特别幸福，只要是因爱而生的孩子，其实不拘在什么房子里，也无所谓什么好时机。
就在这个团结湖的六人间里，我完成了我司第一个20万平米的大型商业综合体项目，由于公司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人接手，直到孩子生产前一天我都在工作。
4、
孩子一岁多断奶，我们终于搬到了属于自己的五环外小房里，从租住的老破小搬到自家的远小新，看到整洁干净的卫生间和厨房，居住幸福感爆棚，孩子和老人也都很开心。
此时丈夫已经研究生毕业，其实物理系毕业的时候还是有好多选择的，可以去搜索公司，大国企，高中老师——诸多OFFER里高中老师是收入最低的。
他问我我的期待，我说看你最想做什么吧。
他说他还是想当老师，也许干别的能赚的多，但始终觉得做教育是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说那好啊，反正我工作忙，这样你以后可以看孩子哈哈，于是他就真的成了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我们搬到南边的时候，他本来联系好调到家门口中学，但那是他带的第一届学生，还没有高考，所以想着把他们送走再调过来，就开始了西南五环到东北五环的痛苦通勤，没办法只能周中住在学校，周末回家。
我那会正负责北京第一个地铁上盖项目，在地铁车辆段上建商业综合体、普通住宅和公租房，各种规范限制，做得特别艰难，也常常不着家。
这样过了小半年，虽然住的很好，但我们都觉得挺难以忍受，我和孩子一周只能见到一两次爸爸——如果家人都不能住在一起，房子再好有什么意义？
5、
为了让他能安心带完那届高三，我们第五次搬家。
寄居到东五环他们学校提供的宿舍里，里面所有的家具是一张床、一个衣柜、一把椅子。女儿很有意见，她很喜欢我们自己的那个房子，但是我跟她说，住这里虽然很小，你可以天天见到爸爸了啊。
她想了想就说：嗯，房子不重要，还是一家人在一起最重要！
于是在这个小小的不足30平米的房子里，我们一家生活了十个月，每天爸爸都有时间陪孩子，尽管家里的东西少到孩子都能数清楚，这又如何——其实人生活所必需的东西就是很少，所需的空间也不大啊。
在这个小房子里，我完成了自己做地产设计师以来唯一一个不挣钱的项目——一个大型养老公寓；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小房子里，我们又有了自己的第二个孩子。
6、
在二宝出生之前，毕业后的第六年的第六次搬家——我们终于真正搬回了南五环外的小家，丈夫也开始在家门口学校上班的幸福生活。
我司的房子确实住着很舒服，地铁房、大商场、大公园、从幼儿园到中学名校贴牌全程教育。说实话看着之前在模型里、PPT里看到的方案，现在变成真正的建筑，鲜活的社区，自己和自己的家人生活在其间，是特别奇妙又有成就感的，这感觉也许只有做建筑的人才能体会。
有时想到在这个我司最低装修标准的两居里住着的我，负责着北京市场上最高端的精装别墅项目，也常常自嘲“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
大姨又继续来帮忙带老二，丈夫则负责接送在旁边上幼儿园的老大。
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我们的收入也渐渐宽裕。
7、
想着父母快退休，孩子大了需要独立房间，去年把手头的小房子卖掉作为首付，贷款买了一个四居。本来筹划着第七次搬家和父母一起住上大房子，我们却特别意外地决定回武汉。
跟朋友道别的时候他们都特别不理解，有房有车有户口有事业，觉得我们是最不可能“逃离”的那一类人。但其实丈夫一直想回去，回武汉也能去国内顶尖的中学，而且离父母近孩子也能得到更好的照料。恰好我们公司有一个内部调动去武汉的机会，我参与竞聘，发现这几年武汉的变化非常明显，在一线限制人口的格局下，二线城市强势崛起，大江大湖大武汉也有不逊于北京的事业空间。
但是真的很纠结，毕竟在北京待了十四年，我们都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第二故乡。
和丈夫商量了许久，就家庭而言，去武汉父母和孩子都能有更好的照顾，提升整体幸福感，武汉的基础教育质量也不错；就个人的职业发展而言，我们俩无论在北京或在武汉有很好的发展。最后促使我们下定决心走的，是我们俩觉得自己去武汉相比留在北京，尽管有很多的不确定性，但肯定会有更大的行业影响力，能服务更多需要更好建筑，需要更好教育的人。
唯一不好的是，武汉也限购，回去估计还是继续租房子，继续搬家的生活。但是我现在觉得这真的是最不重要的了。
记得之前丈夫加班做物理实验的时候，我为了催他回家，就给他发微信：
费曼（196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说:“我要感谢我的妻子……在我心中,物理不是最重要的, 爱才是!”
后来我去了地产公司，一天到晚要折腾买各种房子，他就会调侃我：
“老婆，在我心中，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 ”
说来惭愧，很多人觉得房价上涨，地产行业的人至少是受益者，其实不是，家庭没有积累对谁来说都很难，08-17年，我们也错过了无数上车的机会，而且在地产公司，明明看着自己做的好多楼盘知道买了就会涨的，但就是没钱那种感觉也好纠结啊！
但这又如何呢，我真的明白——房子不是最重要的，爱才是！
其实我们在北京14年，回忆起来确实没住过什么所谓的好房子，可能住过的唯一属于所谓上层阶级的房子就是清华和北大的宿舍。
但是，在我工作的9年间，我亲手操盘设计建设了数以万套计公租房、商品房、高端别墅、老年公寓、商业综合体、幼儿园，影响和改善了千千万万北京人的生活。
虽然这些项目不一定那么完美，但我真的是怀着敬畏之心，竭尽所能地认真对待我所建造的城市，以及在这城市中生活的倾尽所有购买房屋的人民。
看最近的好多讨论，好像大家对TOP2的人物设定就是TOP2毕业就打上了上层阶级的烙印，理所当然应该留在一线住上大房子，孩子上好学区，不然就是社会出了问题不尊重知识。
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我们所受的教育，从来没有承诺我们有TOP级的物质生活，更多地是让我们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中，都不失德，都不丧志。
就像先贤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
就像新约圣经中保罗说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事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我和丈夫都特别喜欢北京大学前身燕京大学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侍”。
我们深信我们所受的教育，绝不是仅仅为了留在北京获取户口，或是为了自身更好的物质享受，更不是仅仅为了后代能保住所谓的TOP2阶层，而是因着有立定的心志，既然通过教育晓得真理，就得以自由，不追随世俗的潮流，而是努力去服侍和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的人过上更美好的生活。
至于我们的孩子，若是始终能在父母的爱中长大，那他或在北京，或在武汉，或进渣小，或上牛中，或居豪宅，或居陋巷又怎样？
他始终处在一个比所谓有房阶层更高的，永远不用担心滑落的被爱的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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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专家惊叹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已超过泡沫年代的东京
3月18日，野村控股株式会社会长古贺信行出席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7”演讲实录
在中国一线城市房价应该达到了泡沫的水平，像北京、上海、深圳的房价高达了家庭收入的20倍以上，这个水平已经超过了八十年代末地产泡沫时代的东京了。
所以为了控制这种泡沫的膨胀，很多的城市出台了调控的对策来加强对住房贷款，以及购房资格的限制。但是，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说，虽然这个房价有所回落，但是依然是高不可攀的。
中国房价上涨的根本原因在于是地价的上涨，当前的土地制度之下，地方政府从农民里征收土地，尤其是在大城市周边的土地，低价收进来，然后高价卖给开发商，那么这个中间的差额就是这些地方政府一个非常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所以，地方政府非常乐于来维持高地价。
此外，政府又为了维持比较高的粮食自给率采取了坚守更低红线的方式，这就导致了农业用地难以转化为其他的用途，城市化所需要的土地的供给大幅度的受到限制，从而进一步的加剧了地价和房价的上涨。这样的恶性循环加剧了价格的上涨。
那么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政府需要执行以下五项政策——
第一是赋于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如果农民可以直接把土地拿到市场进行交易，土地的供给会增加，土地的价格会随之下降。
第二取消更低红线的政策，即便更低减少了，粮食的自给率仍然是可以通过更低集约化提高农业生产率来得以维持。
第三个政策是稳定地方政府的财源，找到新的财政收入来源来替代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出让收入，摆脱对土地财政的依赖，加快这个实施以个人住房为对象的房产税。那我知道上海和重庆这两地现在正在做房产税的实行。
第四是要大力发展房屋租赁市场来建大量的公租房，提供给中低收入者。那么或者在极端的情况下，可能只有本地户口所有者才可以申请，这是现在中国各地政府的通常做法，需要本地户口，这个应该放宽，入住的资格应该扩大到农民工。
第五点是应该进一步分散人口，现在基础设施的建设投资和相应的就业机会都集中在部分大城市，那么结果这些地区的土地和房价就会上涨，但是如果我们把基础设施建设向周边一些小城市分散的话，我们也可以分散人口，这样的话就能控制房价的上涨，谢谢。
樊纲：中国房地产的市场和日本80年代的时候的房地产市场情况，原因有没有相似的地方，您看来中国的房地产市场是不是会重蹈当年日本房地产市场的同样问题。您有什么看法？
古贺信行：我认为中国的现状和日本过去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
当时在日本泡沫经济的时候，日本处于一种过渡发放贷款的状况之中，除了银行发放的房地产贷款之外，还有非银行的专业金融机构，日本叫做住宅专业金融机构发放的贷款。我知道中国也有所谓的影子银行的问题，这个和过去日本银行或者是说银行以外的金融机构提供大量的资产贷款，导致土地价格上涨是有相似之处的。
另外，在80年代，日本面临着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导致了潜在增长率大幅度的下降，中国当今也同样受制于劳动力的减少，所以潜在增长率也是大幅度的下降。针对这种情况，如果政府试图通过强行的实施自行政策，来实现超出潜在增长率的高增长目标，结果就会引发资产泡沫。
另外，当局为了控制汇率的上升，主动的去干预外汇市场，结果就导致了本国的流动性膨胀，这样的话就造成了流动性过剩所带来的价格上涨。我们认为过去的一段时间，中国为了控制人民币币值的上升而进行市场干预，结果引发了流动性膨胀的问题，进而造成了房地产价格的上涨，这也是和日本比较相似的。我认为这两者实际上都是孕育着比较大的危险。
但是实际上与80年代的日本相比，当今的中国可能还面临着更大的风险。
刚才我提到在80年代，日本除了从银行贷款的方式提供给房地产开发企业的贷款之外，还有所谓的非银行的住宅专业金融机构，他们也提供了贷款，中国是有影子银行，同样起到了这个作用，但是需要注意到的是日本的住宅专业金融机构，是从银行获得贷款，然后再次转贷的，银行向住宅发放贷款的时候，这些贷款都是被写入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得到反应的。
而中国的影子银行是完全独立于银行之外的，不反应在银行帐户上的贷款。如果真正中国的影子银行出问题，出现了违约的情况的话，很可能会给中国的金融系统带来比日本当时更大的冲击。
另外，还考虑到了中国银行更多是国有银行，和日本的民营银行不一样，大家都有一种期待，如果真是银行出问题的话，可以指望政府出手相救。在汇率的自动自由幅度方面，中国和日本也是不同的，这一点也是令人担心的。
刚才我提到了几点中国和日本不同，而且有可能孕育更大的风险的地方，但是最后还是想提一点，是中国和日本规模的不同。而且两国也存在着发展阶段的不同。日本在泡沫破灭的时候，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说，已经处于成熟国家的行列。预制相比，中国虽然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但是仍然处于发展中的阶段。只要很好的发挥后发优势的话，还是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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