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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枋头之败与废海西公的真相 东晋之北伐，不是为了收复失地，而是为了清除异己，借刀杀人，既然怀此目的，那么只有北伐失败才能达到目的，故东晋北伐，小胜即骄，继而大败，直到桓温北伐之前，往往如此。 桓温三次北伐，目的则不再是仅仅清除异己这么单纯了，还有树立威望，扩充实力的目的，因此失败才不是北伐的最终目的，所以才从理论上取得了胜利的可能性。桓温的前两次北伐，都取得了一定程度的成功，而第三次北伐，却在枋头惨败给了慕容垂，然战役之胜败，却不由军事力量的对比所决定，实为东晋政治格局使然。 按照战前的军事部署，北伐以大司马桓温为首，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徐兖二州刺史郗愔为副手，这其中包括三股军事力量，荆州、荆州是桓氏的地盘，豫州是陈郡谢氏的地盘，徐州是高平郗氏的地盘。桓温北伐的初衷，能成功当然最好，即使不能成功，也可以削弱其他两股力量，借机夺取徐州和豫州。 但是北伐前却出了一个意外，借刀杀人之计被郗愔识破，愔与世子嘉宾巧使换笺计，再加上两个士族结盟之故，最后以资产置换的形式予以解决，郗愔交出徐兖二州的北府军，桓温以浙东五郡（会稽、临海、永嘉、东阳、新安）的军权作为对价。对于郗愔以疾解职，史载桓温的态度却截然相反，《晋书》说桓温大喜，而《晋中兴书》则说桓温并不高兴，责备郗愔不跟随北伐，考虑到《晋中兴书》成书较早，而作者又是高平郗氏的郗绍[i]，真实的可能性要更大些。 战前分别两路，桓温统帅本部和北府军作为主力，从徐州出发，进攻兖州，伺机渡过黄河，袁真作为偏师，从豫州出发，进攻豫州故地和司州，经略黄河以南。战略部署和谢万郗昙北伐一模一样，只不过主力和偏师调换了一下，本该让主力进攻的，却让偏师去做，谢万想让郗昙送死的目的昭然若揭。 战争初期进展顺利，桓温节节胜利，一直打到了高平金乡，值得注意的是，上次郗昙也是最终进军到这里，最后战役发生了转折，这次也不例外。郗愔虽然没有北伐，但是世子郗超随同桓温出征，此时“谏以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因此应该见好就收，及时退兵，言外之意就是防止背后捣鬼，断绝粮道的威胁不仅可能来自前燕慕容氏，更有可能的是来自后方政敌。 此时桓温在朝中已是独大，料定谢安、王坦之不敢捣鬼，于是决定继续进攻，这时郗超又提出三种策略。[ii] 上策是：渡河全力进攻前燕的首都邺城，前燕有可能做出三种对应可能，退守幽州，出城决战，坚守邺城。其中最有可能的是第一种可能，那时我军可不战而屈人之兵；如果前燕出城和我军决战，胜败也很快见分晓；及时前燕采取最顽强的固守邺城，仓促之间，也难以彻底坚壁清野，我军可以劫掠敌方的战略物质，易水以南的汉人势力，到时也会起兵响应我们，总之胜算很大。 中策是：沿着黄河和济水布防，与前燕打持久战，虽然耗时费力，以此时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来看，最终也会取得胜利。 下策是：不直驱邺城，却渡河去攻占外围，等到冬天，不断运河粮道难通，而且各种战略物质都会缺乏，撤退都存在危险。 而最终的结果是桓温采取下策，结果也按照郗超预测的结果发生了，桓温在枋头被慕容垂所败，在撤军的途中又中伏，军队损失过半。假设一下，如果按照上策而行，前燕会怎么做的》事实上，即使是采取下策，前燕也准备逃跑了[iii]，如果采取了上策，也许慕容垂就没有争取一战的机会了。 问题是桓温为什么会采取下策呢，他的依据何在？桓温当然不知道绝粮的威胁，但他认为袁真的偏师有能力打通粮道，而事实上却没有。[iv]既然桓温北伐的目的之一是借刀杀人，削弱袁真的军队，那么又怎么能指望袁真打通粮道呢？非但不能对袁真保有任何希望，还要防备在背后做手脚甚至临阵倒戈[v]，自己做小人，却寄希望别人做君子，不是很荒谬吗？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论韩信，以市井之志利其身，而以君子之心望人。桓温也是如此。 中策是桓温肯定不会采取的，因为桓温的北伐目的有三个，一次是借机占领豫州和徐州（徐州战前已经获得），树立个人威望，最后才是收复失地，而一旦打起持久战，最终可能实现的目的只有最后一个了。本来郗超也不会提出这种作战方案的，但此时北府军既然已经不属于高平郗氏了，他愿意承受风险的程度也相应提高了，反正战胜最好，高平郗氏也从中得利，战败也关系不大，高平郗氏的势力已经转移到了后方安全之地。 桓温之所以没采用上策，在笔者看来，完全是因为郗愔没有随军北伐，战前又进行资产置换，高平郗氏有空手套白狼之嫌疑。高平郗氏虽然已与桓温结盟，但郗愔却始终没有明确表明态度，形式上仍然是支持晋王室的。对于谯国桓氏对抗陈郡谢氏和太原王氏，高平郗氏是支持的，而对于桓温与晋王室的矛盾，高平郗氏则采取中立的态度，可以接受的底线是可以废立皇帝，但却不能取而代之，这就是为什么郗超向桓温建议废海西公，立简文帝，却又向简文帝保证，不会再有废立之事的原因。 这样一来，直驱邺城与前燕决战，符合高平郗氏的利益，也符合东晋王朝的整体利益，但是却不符合桓温的利益。因为高平郗氏已经对政治风险进行了有效的对冲，只要东晋王朝不破产，政治对冲就会产生套期保值的作用，所有风险都被锁定在一个范围内，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谯国桓氏却不同，决战的损失是毁灭性的，无论这个风险多么小，无论胜利的概率多大，只要有风险存在，基于谨慎性的考虑，都是不能接受的，而非决战失败的风险却是可以接受的，不会对谯国桓氏的利益造成实质损害，况且桓温率领的五万人马有相当一部分是刚刚置换过来的北府军。 桓温之败于慕容垂，非战之罪也，实因东晋的政治格局使然。而晋室之所以得以保全，固然是因为太原王氏和陈郡谢氏的努力，也在于高平郗氏与桓温的内部分歧。桓温希望的是代替晋室，退而求其次，才是行废立之事；高平郗氏希望废掉海西公，改立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皇帝；陈郡谢氏和太原王氏则希望维持现状，因为他们是现状的最大受益者，即使立新皇帝，也不是不能接受的，在这三种力量的作用下，简文帝意外的做了皇帝。 简文帝与高平郗氏的渊源颇深。郗愔服阕后出来做官，就是简文帝的举荐[vi]，郗愔在地方任职最长的地方是会稽郡，而会稽同时也是简文帝任琅琊王时的封国和食邑所在地，郗愔长期担任会稽内史，内史既是郡的最高长官太守，同时也是琅琊王封国的相国，两人极有可能交情不错，简文帝害怕被废，向郗超询问时，也提到了与郗愔的交情。郗超本人担任的第一份官职，就是时任抚军将军的简文帝的椽，郗昙在此时担任抚军将军的司马。 简文帝的太子孝武帝对高平郗氏则更为信任。孝武帝太元元年（亲政的第一年），以领军将军郗愔为镇军大将军，太元六年冬十一月己亥，又以镇军大将军郗愔为司空。郗昙的长子俭之曾为太子率令更，次子恢曾领太子右卫率，孝武帝深器之，以为有籓伯之望，在淝水之战后，擢恢为梁秦雍司荆扬并等州诸军事、建威将军、雍州刺史、假节，镇襄阳。由此看来，高平郗氏在废海西公立简文帝中受益不小；而桓温却并未从中得益，只是承担了废立的恶名而已，简文帝死前，不但没有禅位给桓温，反而遗诏桓温依诸葛亮、王导故事，事实上桓温的权力反而在名义上被限制了。 [i] 一说《晋中兴书》的作者是何法盛 [ii] 《晋书?郗超传》：“太和中，温将伐慕容氏于临漳，超谏以道远，汴水又浅，运道不通。温不从，遂引军自济入河，超又进策于温曰：‘清水入河，无通运理。若寇不战，运道又难，因资无所，实为深虑也。今盛夏，悉力径造鄴城，彼伏公威略，必望阵而走，退还幽朔矣。若能决战，呼吸可定。设欲城鄴，难为功力。百姓布野，尽为官有。易水以南，必交臂请命。但恐此计轻决，公必务其持重耳。若此计不从，便当顿兵河济，控引粮运，令资储充备，足及来夏，虽如赊迟，终亦济克。若舍此二策而连军西进，进不速决，退必愆乏，贼因此势，日月相引，僶俛秋冬，船道涩滞，且北土早寒，三军裘褐者少，恐不可以涉冬。此大限阂，非惟无食而已。’温不从，果有枋头之败，温深惭之。” [iii] 《晋书?慕容暐载记》：“晋大司马桓温、江州刺史桓冲、豫州刺史袁真率众五万伐暐，前兖州刺史孙元起兵应之。温部将檀玄攻胡陆，执暐宁东慕容忠。暐遣其将慕容厉与温战于黄墟，厉师大败，单马奔还。高平太守徐翻以郡归顺。温前锋朱序又破暐将傅颜于林渚，温军大振，次于枋头。暐惧，谋奔和龙。慕容垂曰：‘不然。臣请击之，若战不捷，走未晚也。’乃以垂为使持节、南讨大都督，慕容德为征南将军，率众五万距温，使其散骑侍郎乐嵩乞师于苻坚。 [iv]《晋书?桓温传》：先使袁真伐谯梁，开石门以通运。真讨谯梁皆平之，而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 [v] 战后桓温把失败的责任推给袁真，袁真果然叛变，数月之后，桓温取得寿春之捷，斩杀袁真之子（袁真其时病死）。这也是借刀杀人的一种方式，把豫州短期寄存在前燕那里，数月之后再收回，可是产权却易主了，豫州由陈郡谢氏改姓桓氏了。 [vi]简文帝辅政，与尚书仆射江胪等荐愔，以为执德存正，识怀沈敏，而辞职遗荣，有不拔之操，成务须才，岂得遂其独善，宜见征引，以参政术。于是征为光禄大夫，加散骑常侍。既到，更除太常，固让不拜。深抱冲退，乐补远郡，从之，出为辅国将军、会稽内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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