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人沈既济首开人狐恋小说先河
嵇元
脍炙人口的蒲松龄的《聊斋志异》，是清代文言短篇小说的瑰丽高峰。而《聊斋》中最动人的篇章，无疑是其中的狐鬼小说。那些女狐女鬼，个个美丽多情，忠于爱情，有着高尚的情操。
中国的文言短篇小说出现过两个高峰，一是唐代的传奇小说，一是清代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文言小说。其中虽隔近千年，但文脉是相承的。比如，蒲松龄这些女狐的故事，其故事之始发轫，应该说是来自唐德宗时苏州人沈既济的传奇小说《任氏传》。 苏州吴人还是吴兴吴人？ 沈既济，《新唐书》卷一百三十二有传，沈既济，“苏州吴人。经学该明。吏部侍郎杨炎雅善之，既执政，荐既济有良史才，召拜左拾遣、史馆修撰。”《旧唐书》卷一百四十九将他附在他儿子沈传师的传内，“沈传师，字子言，吴人。父既济，博通群籍，史笔尤工，吏部侍郎杨炎见而称之。建中初，炎为宰相，荐既济才堪史任，召拜左拾遗、史馆修撰。” 现在有一种说法，说沈既济是德清人（今属浙江）。从最权威的两本唐代正史看，清清楚楚地写明是吴人，当时的吴人，就是指的吴县人。先出的《旧唐书》说沈既济的儿子是吴人，不仅父亲也是吴人，而且儿子也没有改籍，后来欧阳修重修唐史即《新唐书》，为沈既济单独立传，也清楚地写明是吴人。宋代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四《唐建中实录》十卷目下说他沈既济是吴郡人，官任唐史馆修撰。宋代陈思《书小史》卷十：“沈传师，字子言，官至吏部侍郎，苏州吴人。”元、清的一些书中提到沈传师，也说是吴人，如《全唐诗》《全唐文》都说他们父子俩是“苏州吴人”。今天的《辞海》《辞源》也是这么说的。看来，沈既济和他儿子沈传师是吴（县）人也即今天的苏州市人，其籍贯应该没有什么疑问。 但也有不同说法。宋代嘉泰年元年（1201）的《吴兴志》，提出他据一《吴兴统记》的书，沈传师是吴兴人。不过，《吴兴志》编者提出了这个信息，并借用其他书籍的记载表示有点疑惑：《图经》云：《吴兴统“志》所载如此，必有所本。而《唐史》以为苏州吴人，岂后所徙耶？”但比较硬簧的证据是王安石写的《贵池主簿沈君墓表》，收在《王临川集》卷九十，开头说：“君讳某，字某，再世家于杭州之间钱塘，而其先湖州之武康人也。武康之族显久矣，至唐有沈既济者，为尚书礼部员外郎：生传师，为尚书吏部侍郎赠吏部尚书……”王安石和修撰《新唐书》的欧阳修差不多同辈，略小十几岁，而且在王安石四十岁时《新唐书》完成上奏仁宗皇帝，王安石应该生前看到这本书的。（以上古籍所记材料，转引自陈耀东《沈既济父子、曾祖籍贯事略考》，载《文献》季刊2002年第4期。该文坚持沈氏父子籍贯为吴兴武康也即今天湖州德清）他坚持写墓表主人的祖上是吴兴的沈既济、沈传师，当然不会瞎写写的，而是得到墓表主人的子孙同意，或者这祖上的传承谱系就是墓表主人的子孙提供的。因此，这也是有说服力的证据。现在一般将苏州吴人、湖州吴兴（武康）两说均列。笔者作为苏州人，自然没有必要废止沈既济父子是“苏州吴人”的权威历史典籍的记载。 任职唐代监察部门 有意思的是，沈既济和其子沈传师，都曾做过左拾遗（这个职务，当年杜甫也曾做过）。这是一个相当于监察部门的官员，有薪水，大致是八品官，后来沈氏父子都升至更大的职务。 新旧唐书给沈既济立传，主要是着眼在他的朝廷中的事迹。一件是以前有个叫吴兢的人撰《国史》，以则天事立本纪。吴兢（670-749），汴州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在武周时入史馆，以个人之力撰修国史两种，成书128卷。所撰《唐书》为纪传体，《唐春秋》为编年体，这两本书今已不传，但史书记载他是一位正直的史学家，他撰的《贞观政要》至今还在，是一部重要的史籍。不过沈既济认为吴兢为武则天立本纪不妥，评价过当，他上的奏议非之曰：“则天体自坤顺，位居乾极，以柔乘刚，天纪倒张，进以强有，退非德让。今史臣追书，当称之太后，不宜曰‘上’……宜入皇后传，题其篇曰《则天顺圣武皇后》云。”武则天在705年去世，当时中宗（其第三子）谥其为大圣则天皇帝，吴兢的记载于史有据，反映了历史真实。沈既济不赞成吴兢给武则天以皇帝的历史地位，要求在史书改以皇后的名位给她立传。武则天生中宗和睿宗，睿宗生玄宗，玄宗生肃宗，肃宗生代宗，代宗生德宗，沈既济此时的德宗，其皇脉是从武则天一脉传下来的，对前人记载祖奶奶，德宗认为没有必要去作改动，所以沈既济的建议没有被采纳。吴兢的史笔和沈既济的建议，在历史上都产生了影响，许多史家称武则天为中国第一个女皇帝，但也有的还是称武则天为武后或武后称帝。 建中二年（781）德宗下诏“权公钱收子，赡用度”（《新唐书》）“，以公钱为之本，收息以赡用”（《旧唐书》）。德宗的设想是，增加三十名官员，用公款放债，以收取的利息来维持这些官员的费用。沈既济上书反对：“今日之治，患在官烦，不患员少；患不问，不患无人。”（《新唐书》）“陛下躬行俭约，节用爱人，岂俾闲官，复为冗食？籍旧而置，犹可省也，若之何加焉？陛下必以制出不可改，请重难慎择，迁延寝罢。”（《旧唐书》）德宗见到奏章，就同意了沈既济的意见，这件事就没有做。 沈既济作为一名官员，历史书上值得记载的主要就是这两件事。 开人狐恋小说先河 真正让他扬名的，是他在文学上的成就，而他的文学创作，“所作传奇小说，有《枕中记》和《任氏传》，具有划时代意义，影响广泛而深远。”（廖大国《沈既济和他的传奇小说》，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期），但新旧唐书对此都没有叙述。解放前创办《南京晚报》的张友鹤先生（1907─1971安徽安庆人，著名报人张友鸾兄弟）解放后主要从事古代小说编辑和选注工作，他在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唐宋传奇选》中，第一篇为沈既济的《任氏传》，可见这篇作品在唐代传奇中的地位。 以狐为仙，可能源自原始图腾，但后来的记载总的说来有点惧怕的感觉，评价不太妙。东汉的《说文解字》卷十：狐，妖“兽也”，导致“妖狐”的看法影响深远。汉魏六朝时，狐成为志怪小说中的内容，但在崇敬不可知的动物过程中，心理仍是敬畏，狐被普遍视为妖兽，是一种善于幻化、蛊惑的精怪，并且还具有喜淫的特征。唐代狐化为美女的说法多了起来。在唐代，百姓还在家中供奉狐仙。 正是沈既济将狐从神坛上请下来，变成为天性善良、情感美好的女人，并有了曲折动人的故事情节，开了人狐恋小说的先河（以前只是有片言只语的说法），这是中国狐故事的一大飞跃。 《任氏传》讲一个叫郑六的人，家贫，托身妻族、信安王外孙韦崟，有一次郑六街上偶遇丽人任氏：郑子乘驴而南，人升平之北门。偶值三妇人行于道中，中有白衣者，容色姝丽。郑子见之惊悦……白衣时时盼睐，意有所受。两人路上相遇，相互仰慕而成为相好。有意思的是，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发现了一个细节：“唐代小说描写狐化人，多穿白衣。”郑六向转弯抹角的亲戚信安王李袆的外孙韦崟，借了被褥等生活用品，租了房子成了一个家。有一次，韦崟从仆人的嘴中知道任氏美丽无比，就前去郑租住的家中，趁郑六不在而强奸任氏。任氏坚决反抗，因力弱反抗不成而说了一段让人伤心泣下的话： 任氏力竭，汗若濡雨。自度不免，乃纵体不复拒抗，而神色惨变。崟问曰：何色之不悦？”任氏长叹息曰：郑六之可哀“ “也！”崟曰：何谓？”对曰：郑生有六尺之躯，而不能庇一妇人，“ “岂丈夫哉！且公少豪侈，多获佳丽，遇某之比者众矣。而郑生，穷贱耳。所称惬者，唯某而已。忍以有余之心，而夺人之不足乎？哀其穷馁，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为公所系耳。若糠糗可给，不当至是。” 即使在今天，还是有这样的情况，豪富以有余之心，夺人之不足。韦崟当时有廉耻之心，“敛衽而谢曰：‘不敢。’”任氏为报韦崟之恩，知道韦崟好色，给他介绍了两个美女。后来，任氏让郑六去借六千钱买了一匹左大腿上有小毛病的马，让他卖三万。结果真有人来买这马了。郑氏和那人讨价还价了一番，以二万五千钱出售，大赚了一笔。原来是昭应县饲养着皇家一匹左大腿上有小毛病的马，马已死去三年了，养这匹马的吏卒没有及时在记录簿上注销。官府查它的价钱，结算为六万文。假如以半价买匹马去充数，那么多年喂养的粮草费用，还能全由吏卒得到。任氏让郑氏卖马获得了大笔钱财，是作者要刻划她的神通。不久郑六授槐里府的果毅都尉，要去金城县上任，任氏有未卜先知的能力，认为她此去金城会有不测，但在郑、韦不信和他们两人的坚持下，她跟着上任去了。结果在马嵬坡西门的官府养马人在训练猎狗： 苍犬腾出于草间。郑子见任氏歘然坠于地，复本形而南驰。苍犬逐之。郑子随走叫呼，不能止。里余，为犬所获。郑子衔涕出囊中钱，赎以瘗之，削木为记。回睹其马，啮草于路隅，衣服悉委于鞍上，履袜犹悬于镫间，若蝉蜕然。唯首饰坠地，余无所见。女奴亦逝矣。 这个人狐之恋的故事最后以悲剧结束，让人很是伤感，其中任氏以其聪明才智让所爱的人赚了养马人一笔钱，但最终死于养马人的猎犬，也不知作者是有意安排还是无意的情节偶然。这个故事据说是有所影射的，是有政治含义的，有的说是作者以贞烈的狐女“自喻”，也有学者认为是“讽刺当时官场上刘晏背叛元载”（卞孝萱说），这些政治寓意今人已很隔膜，不作深究也罢。让人们难以忘怀的是，《任氏传》中狐妖任氏的美丽善良、聪明机智，对爱情的忠贞不二、懂得报恩，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美丽的形象。也正是这篇故事情节起伏曲折的小说，启发了蒲松龄的文思，创造出了更多的女狐形象，从而成为中国文学中特有的文学形象。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