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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试行）》第二十五条“经过初步核实，对存在严重违纪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应当立案审查”这一规定的理解，实践操作中有人表示，同《案件检查工作条例》第十六条“对检举、控告以及发现的党员或党组织的违纪问题，经初步核实，确有违纪事实，并需追究党纪责任的，按照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办理立案手续”相比，难以理解和掌握。 笔者认为，“严重违纪”是弹性标准而非刚性，借鉴司法实践成功经验，不宜也不可能对违纪问题性质的严重与否“一刀切”，自由裁量思维不可或缺，新的标准对执纪者提出更高的从业要求。 如何界定严重违纪中的“严重”二字，现行的党内法规未做出、也不可能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即使在司法界，对违法犯罪“情节严重”也一直有较大的争论，根本不可能拿一个尺子量到底，而是强调具体案情具体分析。 在这一点上，纪检机关理应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 自由裁量权是纪检机关根据案情和公平公正、治病救人的要求，独立判断、权衡作出合理决定的权力。党纪法规不可能穷尽一切具体规定，作为法规局限性的补充和救济，为实现最大限度的实质正义，纪检机关的自由裁量权就为执纪监督过程之必须。 但是，纪检干部的个体特性决定了它有被滥用的可能，因此，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又必不可少。《规则》再次聚集监督执纪程序和要求，以程序合规保证公平公正，也起到了限制、监督纪委自由裁量权的作用。 有纪检干部撰文认为 “凡是需要追究党纪责任的，均应当立案审查”的结论，明显违背《规则》制订的初衷。给予党纪轻处分的问题线索，大多首选谈话函询，有些一般性、情节不严重的违纪问题，群众有举报，经函询谈话后被举报者能就举报问题逐一、具体的交待，这种情况下是否一律立案值得重新审视。 《规则》释放出的信号很强烈：立案审查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它的门槛提高了，配套要求相应也严格起来，比如“对符合立案条件的，报同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人批准”，这句话并没有对立案对象身份作出规定，谈话函询和初步核实中，只有涉及对象是下一级党委（党组）主要负责同志的，才报同级党委主要负责人批准。立案审查对象由党委主要负责同志批准将是全覆盖，具体到省市县来说，意味着所有本级党委管理干部立案审查，都要报省市县委书记批准。 那么是不是一般性违纪的就不能立案？个人理解，一般性违纪问题能不立案就不立案，但也不宜一刀切。“严重”和“不严重”之间本就没有统一标准，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纪检机关对个案的理解和情节、态度的认定。往大处讲，慎立案、少立案是原则性要求，是立规立法的指导方向，执纪审查工作要向中央省委对标看齐，跟着学照着做，反腐力度不减，高压态势要求不变，涉及到非严重违纪的问题还不能搞“一刀切”；往小处讲，具体到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单位或者具体到人和事，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如果政治生态彻底转好，作风纪律建设总体稳定向好，立案数自然会减下来。 另外，有人提出“四风”问题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如何定性，上述问题都能从党纪处分条例中找到对应条款。有的“四风”和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情节后果都谈不上严重，但处理很重；违反政治纪律和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问题要先于其他违纪问题表述，这是由其特殊性决定的，政治纪律为六大纪律之首，“八项规定”是中央政治局向全党全社会作出的庄严承诺，落实好不好，关系中央和全党的形象，有别于一般性违纪。所以，“越往后执纪越严，处理越重”，因为这是中央三令五申强调的禁令，容易做到却不做，属于顶风违纪，主观上性质恶劣。 执行法纪条款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因人而异，机械套搬条款不是我们应该做的。立案数和受党纪处分人数之间也不可能划上等号，立案数大于、等于或小于党纪处分人数的现象，这实践中很常见。以司法判决为例，同样的案情做出截然不同的判决经常出现。例如地摊摆汽枪、售卖玩具枪，有的地方判实刑，有的地方判缓，有的不起诉。对法律条款理解不同，得出的结论就各异，无对错之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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