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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千城一面的城市世相，忽视了自然生态与文化传承。在热衷模仿西方建筑时，恰恰丢失了我们原本持有的自信和能力。 中国乡村的民俗民风丰富多元，有种蓬勃生长的生命力。尤其是在乡村建筑，它讲究将人文、历史、风水、地理环境各种因素融合在一起，加之农人在生产与生活中漫长观察经验，形成“匠在前意在后”的建筑法则，即正是乡村建筑的智慧所在。 若我们懂得用眼睛去注意乡村建筑，并稍加沉思就会发现，农人非常顺应自然，似乎他们也知晓如何巧借自然来建造房屋。农村建筑让我们感觉到了自然生态之美，以及建筑领域的延续，说明大地上还存藏着修复民族文明的根基。 乡建说难则难，说易则难，并非一蹴而就，反之，它是非岁月不可。难，在于它纵横“人、文、地、景、产”多个层面，任何环节的阻塞就会影响整个乡建发展。而易就是要与农民合作生产，他生产，你正需，达成互补与对等的关系。 五年来，我通过创立乡建机构——土成木寸，对乡建实践有很多的反思。乡建系统思想是循环、流动和统筹。乡村建设需要系统地运用知识资源和各方面的人才，做到入乡随俗，避免水土不服，同时还要与时俱进。我们要对儒释道等各种乡村信仰的传统，有比较深和比较近的了解接触；我们的目标是修复乡村文明，重拾乡村自信；倡导自然而然、生生不息；促发农民合作，开启农业培训，实现农村营造。
乡建前辈的启迪
提及乡村建设，我们不能只是在当下乡村凋敝的现状里思索出路，还得从对于乡村建筑和乡土建设有较深研究的人士那里，吸纳养料与借鉴经验。 梁漱溟与晏阳初是民国时期乡村建设运动的两位代表人物。在乡村破产、民族危亡的历史时刻，作为知识分子的他们深知中国积重难返，毅然决然地走出书斋，投入到乡村建设运动中，将自己的理想付诸行动，为寻找中国的出路，共同进行了长达多年的探索。 梁漱溟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晏阳初则是留学美国，具有现代民本政治观的人。他们对中国文化出路的选择是不同的。梁漱溟认为中国问题是文化问题，是极严重的文化失调问题。他主张乡村建设要先从文化入手，进而引发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造，并提出了政、教、养、卫的乡建方法；晏阳初认为乡村建设的使命是民族再造，只有改变“愚、穷、弱、私”的四大病症，才能改造出具有知识力、生产力、强健力和团结力的现代公民。 “土成木寸”乡建机构，受到四位前辈的极大的启发。一者是对中国乡建的平民教育做得比较好的晏阳初先生，二者是对农民、乡土文化和传统相当熟稔的梁漱溟先生，再者就是在乡土建筑实践中有一定研究的亚洲建筑之父杰弗里·巴瓦和凯瑞·希尔，他们对于我怎么进行乡土建筑，怎么建筑美丽乡村有着深远影响。
找回乡民的自信
过去几年中，我们不断往返城市与乡村之间，用深入民间的方式，尽可能的去了解真实的乡村现状，了解农民的真切想法。面对乡村，就像一次全新的学习。久而久之，也就明白现在诸多的乡村建设模式，是靠外力在推动，假如外力一旦抽走，之前的成果随之散尽，这仍不足以使我们真正实现“乡建”。倘若我们一直偏执地相信城市人能够建设乡村，却也很有可能毁灭最后的稻草。如何让农民自发的参与乡建，又是要全新思考的课题。 但是，中国各地农村存在“空巢老人”与“留守儿童”的困境，显而易见，那股至关重要的青年力量被吸入城市后，乡村日渐失去活力，气息颓靡。房屋空置成为废墟，耕地荒废成为荒野，手艺无法传承成为记忆，家族不再紧密各奔东西……，究其根本之因，还是人的离开。这是一个守住家园的主题，让农民自愿留在故乡生活，让那些涌向城市的青年主动回乡发展，完全还原农民作为乡建主人的身份。 有难度的是，怎么样他们才会愿意留下？这势必会辐射出农民就业、收入、教育一系列的问题。过去，乡村基层相还有些自由空间，是郡县制。到现在，这个空间几乎缩减为零，农民的生产作业要通过乡村行政组织的批准方能施行，自然就牵涉到乡村组织。诸如此类，乡建不是普通之事，它是涵盖乡村各个层面的生态系统。而目前，乡村系统并未形成与打通，整个社会不是循环社会，是一个消耗社会。 我们做乡村建筑时候，在保存文化前提下，既要融入当地的信仰，也要适度采用采用符合当代人审美的设计，尽可能建造出农民满意的东西，就会自然而然地维护传统，透过潜移默化的教育和引导，传递给他们保留古建筑的必要性讯息，以及不用离乡远足，凭借手艺就能获得幸福生活。 走进农村前，我以为的乡村教育是先入为主的观念，实则不是，与农人生活过后，才觉察到两者之间是相互的教育和感化。农人顺应大自然，他们可能从来都没意识到是向大自然学习。然而，那些真正与大地打交道的人，完全是向自然全借力成长，他们心里懂自然。 能否保障乡村建设的可持续性，归根结蒂，是我们如何系统地、正确地引导农民“把家乡建设得更像家乡”，找回自信。比如，我们在做项目进行了一些功能的延伸，开设了兼具互联网采购功能的乡村书屋，定期派老师给原住居民讲课，不强调马上看到成果，而是埋下一颗大树的种子，让他们自然产生转变，给予道理的启发，培养他们乡建的信心。
因地制宜做乡建
从2015年开始，“土成木寸”以民居营造展开，以每年三个试点的速度扩展。这些项目始终围绕乡建系统的理念前行，每一步都紧密结合当地文化与建筑特色，创造适宜当地乡民生活的空间和审美的建筑。中国地大物博，南北差异，我们试图在乡建中找到一些共性。这些实践有成功亦有失败，要因地制宜的总结和修正方式与方法 浙金江华有一个普通的白杜龙村，我们扮演了协作者的角色，尝试以乡贤带动的乡建方式。如今进入了第二个年头，缓慢而生长着，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生不息。村民提出了把家乡建设的更像家乡，这源于乡贤的带动。一旦村民看到了希望，乡村也就有了自信。 在山西五台山佛光寺的佛光村，陕县太阳村的地坑院，我们推行了修复地域建筑带动乡民第三产业的绽放计划。佛光寺举世闻名，也是梁思成与林徽因先生最早发现的中国唐朝木构之一，佛光寺的唐代建筑、唐代雕塑、唐代壁画、唐代题记，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都很高，被人们称为“四绝”。佛光村由原寺庙佃户在七十年代移迁至寺西北方居住，是佛光寺历史人文的一部分，我们通过民居修复，让原主民了解价值，并自发地进行保护。 河南陕县地坑院乡村改造项目，我们先是进村实地考察。北方雨水少，地坑院最早的建造就设计了地下水窑，用来收集雨水，而当地农民就信奉水井有井龙，厨房而有灶神。开凿孔窑洞，形成自然通风。另外，地坑院与地面的四周砌一圈青砖青瓦檐，防止雨水下渗，有效解决原来潮湿的问题，进而凸显窑洞冬暖夏凉的特点。室内布置更是别出心裁，就地取材，以农具、树枝、植物做装饰，巧妙运土炕取暖作用，让做饭与制暖同步完成，淋漓尽致地用现代方式，来创造一个新的有机生活。我们借由一个民居改造的过程，让农民意识到窑洞仍有居住的价值，间接地培养了他们的信心，窑洞传统文化自然而然也就会受到了保护。 中国数量居大的是那些普通的乡村，那些脏乱差的乡村，那些乡村更应该乡建。当每个原乡人把他视为家乡时，就有了我们心中的乡建。合羹之美，在于合异。乡村建设有同有异，同，是乡建是每个人的故乡建设，这就是乡愁；异，是根据每个乡村的生态人文、社会结构、产业经济的不同，因地制宜，找到适合的乡建方法。既有美丽乡村乡建，也有脏乱乡村的乡建。前者是美丽乡建，而后者是社会乡建。在我们看来，后者更有意义！ 乡建系统的重塑
乡村建设重在系统的重塑。今日之乡建，既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变革，也不同于晏、粱的文化启蒙，它是一个规划、产业、文化与社会组织改造的系统工程。任何单一的乡建实践，都无助于今日乡建目标的实现。通过调研与实践，我们归纳了六个方面的思考： 第一，村镇组织。 乡村组织建设，最早大致源于秦商鞅令。仕民为伍，五户为一，逐步形成聚落。聚落形成以后，自然形成了一个信仰的组织和血缘的组织，并随着社会历史的进步，不断自我完善。今天的乡村组织仍需完善，尚缺好的协作经济组织与民间产业协会，进而形成一个经济上的反哺与政治上的自治。协作与合作才可持续发展。梁漱溟先生当年提到四类乡村政治环境。第一类：好的政治，文化进步，多数人受益而不是少数人受益。第二类：有好有坏的政治，有村长但集体不团结，消极不作为。第三类：坏处较大政治，剥削弱者，尚有管理和次序。第四类：为害最大的政治，没有管理与次续，各顾自己，乡村无序。 第二，乡村教育。 乡村教育首先是对原住民教育的系统，通过教育引导村民来进行乡村建设、产业复兴，以此种种的向前推进。 首先是生计教育。生计教育的就是产业教育。不但要教会农民怎么赚钱，更应教会他要尊敬科学知识，合理耕作，合理做好多种经营。要传授他们经济知识，比如说他们过去世代采用的生态农耕，如何用现代的方法提升价值，怎么来做好副业的服务业，如农家乐与民宿等。解决生计问题与生产生活设施，环境提升是让年轻人返乡的重要因素。一定要推行合作制度，因为农民现在是一个分散状态，怎么进入合作制度这是比较重要的。锻练互助能力，现在的乡村的因为都是老人和留守儿童，需要通过一些好的方式来培养他的互助能力，举行一些社会活动，注意引导，逐渐培养。 其次是环保教育。环境差，是农村青年愿不愿意回归乡村的关键所在。要普及环保知识，现在处理的垃圾与污水有很多种方式，这点还要根据地区与环境的不同，因地制宜，垃圾资源化，粪水堆肥回田化，引导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不但家庭整洁更要村庄整洁，乡村社会也是一体之情的社会。把环保建设加入村规民约，乡村在有些时候用法律的方式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而约定俗成和信仰反而更有效能。 第三，乡村金融。 有些贫困乡村的有资源而无资本。农村有资源，但政府资本、社会资本要厘清关系，政府作那些，社会资本做那些，村民做那些，只有把这三种力量结合起来，才是形成一个乡村建设的合力。找到好的经济活力，才能建设好自己的家乡。 乡村金融是什么?其实乡村的金融就像井田制，八份私田共耕一份公田，这是一个反哺的机制。在耕读传家的传统乡村社会中，公田是帮扶私塾师生、孤寡老人及弱者的。现代乡村在各方面上也应该是一个反哺的、循环的社会系统，不应当是一个消耗系统。乡村金融一定是在乡村的养老、教青、育幼上有反哺。比如说我的盈利部分，怎么去反哺扶弱、互助，这对于乡村经济是特别重要的。 第四，乡村信仰。 所谓乡村信仰，是家庭信仰与传统信仰(儒释道)，尤其是家族信仰，是祖宗的照拂，在仪式参与中，构建起基于氏族关系的情感系统，是一种信仰融入生产生活的生态科学。 农民有多种信仰，并不是单一信仰。农民的社会信仰有可能是不同宗教，但还有家庭信仰，就是他崇祖敬天。一般中国传统乡村的家庭单位都有堂屋，这就是他的家庭信仰，贯穿他的家庭生活。而他的社会信仰随着时代的发展逐步也在变化。乡村信仰和乡村生活方式都是相互连接的。乡村建筑要融入乡村信仰，它或将是推动乡建可持续性的一股力量。 第五，农人主副业。 农人的主业和辅业，农忙与农闲，农忙种养，农闲多进行副业经营。农民是向大自然学习的，如耕地有讲究的，旱庄稼和水庄稼的间作。现在的农村副业过重影响了主业，主业也受进口粮食的价格冲击。山区人工耕作的成本过高等系列因素，产生了就业危机，农民只有进城打工。而随着城市未来就业机会的减少，如何解决农民新的就业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农民的就业不解决，养老、教青、育幼政府不做好配套，原住民年轻人就是回不去的，农村就会缺少活力，一些农村就会面临消亡。因此，在以农业为主业的核心下，依照乡村农耕秩序，鼓励农民农闲之余做手工，通过副业增加收入，继而解决民间的手工艺传承问题。 第六，地域的设计。 过去的村庄没有专门规划设计的，而是通过风水的规划和法式的营造。像田埂、河塘、家庙、宗祠，怎么建园、造溪均有法式。而这个法是顺应自然、利用自然之法，一个循环的生态之法。物尽其用，物尽其美，乡建上会得到充分体现。而当前，由于乡村教育和乡村信仰的缺失，大部分农民不会主动参与建设。我们应在传统中导入当代的生活方式，通过提升环境质量，从而创造当地就业。 “土成木寸”作为致力于研究乡建系统的平台，一直在积极发挥一个乡村协作者和服务者的角色。我们一直秉持着尊重自然、顺应自然的态度，努力修复乡村文明，重拾乡村自信，让乡村回归中国乡土的脉络，以及华夏农耕文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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