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如今的法律制度又靠什么来建立呢？

9、如今的法律制度又靠什么来建立呢？

【原文】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夫离法者罪，而诸先生以文学取；犯禁者诛，而群侠以私剑养。故法之所非，君之所取；吏之所诛，上之所养也。法、趣¹、上、下，四相反也，而无所定，虽有十黄帝不能治也。故行仁义者非所誉，誉之则害功；工文学者非所用，用之则乱法。

楚之有直躬，其父窃羊，而谒之吏。令尹曰：“杀之！”以为直于君而曲²于父，报而罪之。以是观之，夫君之直臣，父子暴子也。鲁人从君战，三战三北³。仲尼问其故，对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养也。”仲尼以为孝，举而上之。以是观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故令尹诛而楚奸不上闻，仲尼赏而鲁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异也，而人主兼举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几⁴矣。

【译文】儒家用文献典籍来扰乱法治，侠客用武力来违犯禁令，而君主对这两种人都以礼待之，这就是国家混乱的原因。那违反法令的就应该加以治罪，而儒生们却靠研究文献典籍被录取任用；违犯禁令的应该被惩处，而成群的侠客却因为私利去行刺被供养。所以法律所否定的，却是君主所录用的；官吏所要惩罚的，却是君主所供养的。法律所否定的、君主所录取的、官吏所惩处的、君主所供养的这四种情况互相矛盾，没有明确的是非标准，虽然有十个黄帝也不能把国家治理好。所以行为于仁义的人并不是应该称赞的，称赞了他们那么就有害于功劳；研究文献典籍的人并不是应当任用的，任用了他们那么就会扰乱法治。

楚国有个人叫直躬，他的父亲偷了羊，他便把这事报告给官吏。令尹说：“杀掉他！”人们都认为他对君主正直忠诚而对父亲大逆不道，所以报告官府把他惩处了。由此看来，那君主的正直忠诚之臣，就是父亲的逆子。鲁国有个人跟随君主去打仗，三次交战他三次败退逃跑。孔子询问他原因，他回答说：“我家里有老父亲，我死了就没有人赡养他了。”孔子认为这个人很有孝道，就推举他让他当了官。由此看来，那父亲的孝子，就是君主的叛臣。所以令尹杀了告发父亲的直躬，楚国的坏人坏事就不再有人向上告发了，孔子奖赏了逃兵而鲁国民众就容易临阵败逃了。君主和臣民的上下利益，它们的不同就像这样，而君主在推崇平民百姓为个人利益的行为时，又想求得社稷的平安幸福，必然是没有机会的。

【说明】韩非在本节所论述的，其实都是行为方式的问题。但韩非这样笼统地批评儒家和侠客，有失公允。现代法律制度从何而来？当然是在历史的经验中！儒家研究文献典籍，也就是对历史的法律制度进行归纳和总结。若是没有历史的文献典籍，如今的法律制度又靠什么来建立呢？总不能靠统治者个人的意愿吧？！侠客们也不是都是为了私利的，如果是为了私利，那就不叫侠客而叫盗贼了；侠客是对行侠仗义的人的称呼，他们之所以行侠仗义，就是因为对某些贪官污吏的反对，是弥补法治的不足。所以，仁义，是应该贯穿于治国爱民的政策中，而不能弃之不顾。研究文献典籍的人是应该任用的，关键是要让他们学为今用。侠客也是可以供养的，关键是要让他们一心为公。后面两个故事，只是说明忠孝不能两全，这个矛盾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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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1.趣：(qù去)古同“取”。《文子·上义》：“趣舍同，即非誉在俗。”《庄子·天地》：“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飞扬。”这里用为取之意。

2.曲：(qū区)《书·洪范》：“木曰曲直。”《管子·侈靡》：“曲静之言，不可以为道。”《说文》：“曲，象器曲受物之形。”《广雅·释诂一》：“曲，折也。”《玉篇》：“曲，不直也。”本意为弯曲、不直之意。这里引申为不孝之意。

3.北：(běi)《墨子·非攻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罪死无赦！”《韩非子·难二》：“败军之诛以千百数，犹北不止。”《战国策·燕策一》：“燕兵独追北，入至临淄。”《史记·项羽本纪》：“连战皆北。”这里用为败北、逃跑之意。

4.几：(jī基)古通“机”。《易·屯·六三》：“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几不如舍，往吝。”《书·益稷》：“安汝止，惟几惟康。”《书·顾命》：“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诗·小雅·楚茨》：“卜尔百福，如几如式。”《韩非子·奸劫弑臣》：“是犹盲而欲知黑白之情，必不几矣。”《法言·先知》：“或问为政有几。”《文心雕龙·情采》：“心缠几务，而虚述人外。”这里用为机会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