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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为避日伪凌辱，梅兰芳先生举家迁沪。1942年，他开始蓄须明志，息影舞台，在上海当起了寓公。梅兰芳在上海所度过的这一段寓公生活，既是他一生中的重要阶段，更可见其人格之光辉。所谓“躬履艰难而节乃见”，是后人研究梅兰芳生平所尤应重视的。 作为初露头角的“京角儿”，早在1912年秋天，梅兰芳就到上海演出，并且一炮打响，从此声名大震，以后上海便成了梅兰芳常去演出的地方。但真正在上海定居，乃至上海成为他的第二故乡，那还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事情。“九一八”事变后，北平就一天不如一天，接着签订的《塘沽协定》，又把热河拱手让人，真不知日本人哪一天就会打进来！ 抗战期间蓄须明志的梅兰芳 京戏还能像以前那样舒舒展展地唱下去吗？梅兰芳感到茫然了，南下之意渐渐萌生。1933年，梅兰芳到上海天蟾舞台演出。某日赈灾义演，发起人老报人史量才先生到后台道乏，对梅兰芳说：“近得消息，日本军阀将占领北平，溥仪入关，重回紫禁城，老兄将成为内廷供奉矣！”梅兰芳报以苦笑，但内心已作出了举家南迁的决断。 他回到下榻的沧州饭店，即嘱夫人福芝芳乘早车返北平，将子女接到上海。虽然他舍不得北平这块生他养他、教他捧他的京剧热土，但他更不愿留下来自取其辱，两相权衡，他只能暂避江南，静观时局了。 迁沪后，梅兰芳全家在上海法租界的沧州饭店暂住了一年之久，后决定租房居住。梅兰芳提出了“地段不要太热闹，房子不要太讲究”的觅房条件，几经选择，最后租下了湖南籍政要程潜在马斯南路（今思南路）上的一幢中档花园洋房作长久居住之计。 梅兰芳位于思南路上的故居 梅兰芳定居上海后，梅剧团仍留在北平，每年只有一次在上海或到外埠演出。梅兰芳把演出外的有余时间用来绘画、拍曲和补习英文。每周星期一、三、五下午二点到三点，请一位英国老太太教英文；四点后，俞振飞、许伯遒两位带了笛子来拍曲、度曲；星期二、四、六，请画师汤定之来教他画松、梅。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梅兰芳作为文化、友谊的使者，对苏联进行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访问。 1935年2月2日，梅兰芳在上海登上了苏联特地派来接他的“北方号”轮船直赴海参崴，然后转乘西伯利亚特别快车赴莫斯科。访苏的这段日子，生活是愉快并值得回忆的，但自苏联返回上海，却仿佛又一下子重新掉进战争和混乱交相胁迫的深渊。 梅兰芳与苏联艺术家的合影 上海沦陷后，梅兰芳虽身居租界，但也只能在马斯南路花园洋房之外的很小的一块天地中活动，不时受到日、伪分子和地痞流氓的骚扰，深感上海已非久留之地。因此，当香港方面向他发出邀请后，他便毅然率领梅剧团于1938年春赴港演出。演出结束，梅剧团成员北返，梅兰芳却在香港住下了。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发生，香港陷落，香港自然也是呆不下去了。1942年夏，梅兰芳被迫返沪。从此，他留须辍演，杜门谢客，以书画自遣，过起了寓公生活。 1941年夏，梅兰芳居港时全家合影 但日伪恶势力依然纠缠不休。1942年秋季的一天，汪伪政府的大头目、“外交部长”褚民谊突然来访，说是有要事相商，非要会见不可，仆人阻拦不住，梅兰芳只得下楼。褚民谊走进客厅兼画室的“梅华诗屋”，寒暄几句便道出来意。原来他是专程来邀梅兰芳在十二月作为团长率领剧团赴南京、长春和日本东京等地轮回演出，庆祝所谓的“大东亚战争”胜利一周年。 梅兰芳用手指着自己的唇髭，沉着地说：“我已经上了年纪，没有嗓子，早已退出舞台了。”褚逆阴险地笑道：“小胡子可以剃掉嘛，嗓子吊吊也会恢复的。”梅兰芳不紧不慢地回敬道：“我听说您一向喜欢玩票，唱大花脸唱得很不错。我看您作为团长率领剧团去慰问，不是比我更强得多吗？何必非我不可！”褚逆顿时敛住笑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狼狈地走了。 在梅兰芳当寓公的几年中，他巧妙地与敌、伪周旋，顶住了来自各方面的威逼利诱，矢志不与敌、伪合作，表现出了一个爱国艺术家的崇高气节。 1941年夏，梅兰芳在上海寓所教子葆琛操琴 由于梅兰芳始终拒绝登台演出，不为敌、伪粉饰太平，收入来源一时断绝，他的经济情况渐渐窘迫。那时北平无量大人胡同的住宅已经卖掉，仅依靠银行透支和变卖古玩来维持生计。戏馆老板们知道他手头窘迫，便找上门来，“好意”相劝：“您只要松松口说声‘唱’，‘条子’（金条）就来啦，何苦干耗着挨饿！”梅兰芳淡淡一笑，回答说：“谢谢您的好意，我的嗓子真不成啦，唱砸了，彼此都不好收场”。 不为贫贱所移，其志固然可嘉，但生计问题总得解决呀！有朋友劝他卖画为生。梅兰芳说：“我的画是玩票性质，现在要下海，就非下苦功不可。”于是，他就进一步在仕女、花卉方面下功夫，绘画成为他寓公生活的主要内容。 他作画的时间大半在午夜以后。那时上海几乎每天都有空袭警报，晚上十点钟起即停止供电。梅兰芳为此专门买了盏铁锚牌汽油灯。每晚把呢质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点上汽油灯，然后沏一壶香片茶，研墨调色，伸纸落笔，直至东方发白，他还在挥毫作画，全无倦容。 梅兰芳身处当时那种环境，轻易看不到他的笑容，只有在画得尽兴时，他才得到些快慰。梅兰芳很早就从吴昌硕、陈师曾、齐白石等绘画大师学画，南迁至沪后梅兰芳的画艺又有了新的长进，特别是1944、1945这两年画得最多，可以说是他一生绘画的高潮。 1943年，梅兰芳在上海马斯南路寓所作扇面画 1945年春，梅兰芳借上海成都路中国银行的一所洋房举行了画展。画展中包括了佛像、仕子、花卉、松树，还有一部分是和叶誉虎合作的梅竹，以及与吴湖帆、叶誉虎合作的“岁寒三友画”等。画展期间，人们重其高洁，纷纷选购，展出的170余件展品，售出达十之七八，连照样复定的画件在内，可以说是全部出脱了。这倒是梅兰芳始料不及的。 梅兰芳的寓公生活，看似波澜不惊，实则透过平静的绘画活动，我们不难感受到他胸膛里一颗爱国之心的跳动。1944年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梅兰芳在卧室里收听短波无线电，突然走到外间来，面带笑容地对亲友说：“刚才无线电里报告，日本又吃了一个败仗。”他拿出一瓶薄荷酒请大家喝，自己也喝了一杯，就提了汽油灯下楼画了一幅梅花，题作“春消息”。可见，当寓公的他，时刻不忘山河重光、祖国解放！ 梅兰芳在上海寓所“梅花诗屋” 接受李碧慧（右二）拜师时合影 梅兰芳威武不屈、贫贱不移的精神面貌，在他的画作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曾画一张松树斗方，上题前人诗句：“岂不罹霜雪，松柏有本性。”这正是他不畏强暴、气节凛然的真实写照。他还在一幅设色牵牛花上这样题道：“曩在旧京，庭中多植盆景牵牛，绚烂可观，他日漫卷诗书归去，重睹此花，快何如之。”当时日本尚未投降，梅兰芳已有漫卷诗书之想，足见他对抗战胜利的乐观信念。“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由此而表现出的浩然气节和孤傲清标，虽士大夫亦所难能，愈显得梅兰芳品格的高贵了。 1943年，梅兰芳在上海寓所与弟子白玉薇（右一）及子女葆玥（左一）、葆玖合影 1945年8月，当梅兰芳从收音机中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喜不自禁，立即从楼上下来，走向他的家人和朋友。当时他用一柄打开的折扇挡着脸的下部，然后忽地撤掉折扇，原来唇上所蓄之须已全部刮掉。几个月后，梅兰芳在上海美琪大戏院重新登台，恢复演出，从此正式结束了他在上海为期四年的寓公生活。 同年10月10日，梅兰芳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一篇题为《登台杂感》的文章，总结了他在上海所度过的寓公生活。他在文章中感慨地写道：“沉默了八年之后，如今又要登台了。读者诸君也许想象得到：对于一个演戏的人，尤其像我这样年龄的，八年的空白在生命史上是一宗怎样大的损失，这损失是永远无法补偿的。在过去这一段漫长的岁月中，我心如止水，留上胡子，咬紧牙关，平静而沉闷地生活着，一想到这个问题，我就觉得这战争使我衰老了许多……”这是梅兰芳心声的真情流露。梅兰芳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八载留须罢歌舞”（田汉诗），作出了最大的个人牺牲。 梅兰芳在上海寓所指点梅葆玖吊嗓 操琴者为王少卿 2005年春天，笔者寻访了梅兰芳在上海的故居。梅兰芳的故居坐落在幽静宜人的思南路上，是一幢四层的独立式花园洋房，门上立有“梅兰芳曾在此居住”的铜牌。楼房现已改作民居，只见三四个老人在阳光下悠闲地择菜。在与笔者的交谈中，他们对自己有幸居住在梅兰芳先生在上海的旧宅不无自得，但对此处未能辟作梅兰芳纪念馆又不无遗憾。我伫立良久，但见花木掩映，园寂人稀，犹可想见当年梅兰芳先生寓居在此的情景。 （思南路87号现已被辟为上海梅兰芳纪念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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