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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郑和下西洋的推动，使永乐年间朝贡贸易之盛达到了顶峰。史载：“受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但这种盛况并未持续很久。随着郑和下西洋的终止和明成祖的死去，朝贡贸易也迅速衰落下来。 宣德五年，因“外藩贡使多不至”，宣宗颇为不快，遂命郑和组织第七次下西洋，但这已是强如之末。第七次下西洋结束后，朝贡贸易继续衰落。正德时开始对番货“抽分”，实际上就是允许朝贡以外的部分私人贸易活动的存在。明代的沿海官员很清楚，私商无法禁绝，与其让他们暗中交易，还不如向他们抽点税号。因此自正德以后，尽管海禁未明令废除，但私人海外贸易有了明显发展。于是，借朝贡而进行的贸易活动的重要性大为降低。 尽管朝廷禁令屡颁，严禁私人出海贸易，但因海外贸易利润高，故私人出海贸易仍在暗中顽强进行。诚如徐光启所言：“私通者，商也。官市不开，私市不止，自然之势也。”私人海外贸易在明初即一直存在，到成化、弘治时则更为常见，“濒海大姓私造海舰，岁出诸番市易。”在正德、嘉靖年间，私人海外贸易更出现了不可阻遏的之势。“所在联结为寇，溃裂以出。” 这时，甚至出现了一些大的海商集团。嘉靖时，王直成了东南海商集团的总头目，“南面称孤”，自号徽王。嘉靖三十五年，王直派徐海率众十余万进犯松江、嘉兴等沿海各地，可见其势力已十分强大。这标志着海商、“海寇”们开始以武力反抗明王朝的海禁政策。在嘉靖时的所谓“倭寇之乱”中，其基本群众绝大多数都是中国人，其首领都是中国大海商。这被明廷称为“古今至变”。为了进行镇压，明廷几乎倾注了全国的兵力和物力，致使明王朝陷入了更深的危机。隆庆帝接受了这种历史教训，即位后随即部分开放了海禁。这实际上也等于宣告了朝贡贸易体制的瓦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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