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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办船政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海军创立的始者之一。一个从山沟里走出来的人，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看到了夷人的火轮在中国的海疆横冲直闯，如入无人之境；他也想到了中国是一个有着辽阔海域，有着长达几千公里海岸线的国家；在他心里最重要的还是防卫与御侵。在与陶澍和林则徐的几次交往中，他早就从中得知我国的海防是多么的薄弱。现在，他身为闽浙总督，更深知海防的重要性与目前加强海防建设的紧迫感。 而以李鸿章为首的保守派则极力反对造船，并提出了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观点，当时确也曾受到一部分人的支持。对此，左公大声疾呼：“近时，洋枪、开花炮之制，中国亦皆能之，炮可仿制，船独不可仿制乎。” 当时，清廷不敢轻易设局造船，也确有困难：一是择地难，二是购机器难，三是请机匠难，四是要钱难，五是驾驶难。左宗棠也知道此乃非常之举，但他坚持造船之说，并从多方面进行论证造船的意义：“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吾乃必师夷之长以制夷，这才是吾辈之真实含义也。” 左宗棠对造船，不但决心大，而且措施得力，具体。针对在造船这一问题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他都在奏折中遂个提出了解决的办法：在福建马尾，他亲自出马，选择好了地点；先与法国的商人德克商议，由他回德国觅购机器一台，然后再以机器造机器，化一为百；寻觅机师也已工作在先，由德克约请技师、工匠。签其条约，定其薪水；筹措款项是最难的，左宗棠下决心从闽省划巨款，并建议，不足之处从厘税中提取；驾驶之难，亦准备开设艺局，他把学习期限定为五年。五年之后，各子弟学成监造者，学成船主者，即令作监工，作船主。艺局分为两班，一班学法文、学制造，一班学英文、学驾驶。 左公的精心策划与忠诚心愿，使得慈禧太后下定了设立船局的决心。尽管不同政见者诸多，慈嬉最后拍扳了：“左宗棠有骨气，深谋远虑。外国人能做到的事，我们为什么不能做？我看这设厂造船的事可办。” 同治五年，（1866）正式筹建马尾船政局。左宗棠兼任首届船政大臣，并聘请法国人日意格，德克为正副监督。计划兴建铁厂、船厂、学堂、住宅等工程，在向外订购机器、轮机的同时，招十余岁聪俊子弟请法、英两国工程技术人员授课。 正当船厂筹备工作紧张进行之时，由于西北局势恶化，不但是政令不通，甚至是已趋于无法统治的境地。清政府于同治五年八月十七日月（1866年9月25日）将左宗棠调任陕甘总督。 突然的变化使马尾的造船工程有半途夭折之险，左宗棠对此极为忧虑，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侵扰着他的心头。他在马尾山后伫立了好几个小时，静静地望着山后的福建船厂工地。数年来，他一直为能有中国自己的造船工业而奔波。好不容易看到刚刚开工建设的船厂，而自己却要走了。但他的性格决定了他决不会放弃这项工程，左公奏请圣上，请调原江西巡抚沈葆桢继续他的事业。 左宗棠走后，马尾船厂经过一年多的筹备，于同治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正式设局开工。以后，虽然费用紧张，技术上也受到西方国家的限制，且规模几经扩大，在艰难中终于把一所船厂建设成为集设计、模厂、铸造、船厂、轮机、锅炉、储炮这样一个大型的船泊制造工厂，比上海江南造船厂还要早一十三年，也是当时远东最大的造船厂之了。 尽管人走了，且西北和新疆的战事十分地繁忙，左宗棠的心仍然挂在马尾，当他远在西北听到船厂建造的第一艘新船“万年青”号落成下水时，心情是无比的激动，逢人便说：这下好了，我们的海防终于向前迈进了一步。”他写信给沈葆桢说：“今船局、艺堂既有时效，以中国聪明才力兼收其长，不越十年，海上气象一新，鸦片之患可除，国耻足以振矣。” 在三十五年的时间里，这座船厂共造船四十艘，装备了福建水师全部和北洋、南洋水师三分之二。 最值得一提的是，左公创办的“艺局”培养了中国的第一批水师精英。连当时最反对左宗棠创办船厂的李鸿章也不得不承认：“中国驾驶兵船学堂，创自福建船政，北洋所需管带、大副、二副、管理轮机皆借于闽。北洋英雄邓世昌、刘步蟾、林泰曾等都是船政学堂首届毕业生。” 用沈葆桢的话讲：“船厂根本在于学堂。”这种万古长青的教育思想和培养出一大批良才的社会效益，永远闪烁着一片自强不息的爱国赤诚。” 的确是这样，一百多年前的左宗棠，就能突破长期闭关锁国的束博，在造船之初就能从战略的高度培养和造就人才，提出“招十余岁聪俊子弟，迎洋帅之教，师夷之长，补已之短。”这是何等的高瞻远瞩。可以说：“洋为中用”从左宗棠的时代就开始了它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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