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昏侯随葬的带钩有多件，保存都很好。据已经披露的发掘资料，现在知道的都是玉带钩，刘贺爱玉，于此可窥一斑。
我们已经谈到过刘贺的几件玉带钩，特别是放在他身体左右的四神双子钩，应是国宝级的发现。不过直接佩在腰间的那件玉带钩，似乎没有那么精致，稍逊双子钩。 这件带钩，器形完整，但玉色不匀，全器纹饰风格也欠一致，判断为旧器改制，而且是刘贺在世时改制的，这个说法有点简单化，觉得是可以商榷的。
 
刘贺爱古玉，这一点不必怀疑，他那个时代也许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癖好。在刘贺墓中，出有战国玉人组佩，他喜爱战国玉器，这是一个证据。 刘贺腰间的玉带钩为方体形，龙首虎尾，玉色不一，与其他玉件相比，显得更为古朴。其实这是一件组合式带钩，由多块玉分琢后拼合成器。初步观察可分为钩首、钩颈、钩体和钩纽四部分，均为白玉，因本色和沁色造成全器色泽变化较大。雕刻技法阴阳混合，雕工并不算太精细。钩纽与钩体以榫卯方式结合，另横加一铁质销钉固定。分析全器中空，以铁芯贯穿连为一体。 应当说明的是，这本是一件全新设计制作的带钩，并不是用旧器拼凑加工而成。主要理由是，战国时代至汉初就流行这种分体组合式玉带钩，在考古中多有发现，其中不乏精品，有的品质远远超过刘贺的这一件。 曾经为带钩划分型式，特分出一类曲棒形，钩体或圆或方，侧视为曲体。铜带钩较多见到这类棒形带钩，战国时就已经出现。 与铜带钩一样，玉带钩中也有一种曲棒形钩，钩体细长，首尾径相差不大。一般见于两汉，个别的可早到秦代或战国，西汉时期比较流行。铜质曲棒形带钩最早见于战国时期，同类玉带钩可以看作是它的仿制品。曲棒形玉钩中有一种为多节串连型，分节制作，中间贯以铁芯，起到组合增加强度的作用。 刘贺的多节带钩正是属于这种曲棒形，虽然与其他同类带钩一样，都出土于汉代遗存中，它们就一定是属于汉代的制品吗？ 让我们先看看一些类似发现。 山东曲阜鲁故城出土一枚战国玉带钩，曲棒形弓体，小龙首，大虎尾，中空，包括钩纽在内，分作十块制作，然后用金属串联，这是一种九节带钩。 
属于秦代的曲棒形玉带钩，在河南泌阳官庄北岗出土一件，纯色白玉质，半圆体，首尾均为龙头形，通体饰勾连云纹。为10节铁芯合体，长 19厘米。 
西汉时期的曲棒形玉钩发现于安徽、广东、陕西和河北等地，型制多仿秦曲棒形钩，一般也都是双龙首。陕西西安汉建章宫遗址出土一件铁芯曲棒形带钩，白玉，马首圆体，中有圆雕兔形，为九节合体，长19.4厘米。因有一节破损，铁芯出露，可见铁锈沁入玉体，玉色变化较大。 
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出土两件曲棒形玉钩，一青一白，首尾饰龙虎头。一件体饰勾连云纹，纽在中部，长15厘米。一件为八节铁芯合体，长达19.2厘米。 
曲棒形玉带钩一般出土自等级很高的遗址和墓葬，多属王族专用品。河南洛阳金村战国墓出土一曲棒形玉带钩，方体白玉，龙头虎尾。铁芯沁色已透出器表，器体局部变色明显。整器风格比较接近刘贺那一件，为重新判断刘贺带钩的时代提供了重要线索。 
《群玉别藏续集》收录台北故宫藏的几件多节玉带钩，多断定为西汉时物。此件为五节龙首虎尾白玉带钩，雕工及整体风格与南越王墓所出相似。 
这一件为圆体曲棒形，与上一件雕工相近。
这一件为八节合体龙首玉带钩，钩尾龙首偏向一侧，造型比较别致。
其实台北故宫这几件，统定为西汉时期，还是比较保守的。觉得它们与南越王的那一件一起，都应当是战国之物。当然比较确定的金村那一件，那是属于战国之物。拿金村这一件与刘贺带钩相比，它们属于同一时代无疑。
简而言之，刘贺挂在腰间的多节玉带钩，应当是战国时代的产品，也许是祖传之物，不是他自己别出心裁做出来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