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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子 先秦以上的典籍中不见驴字，《尔雅》亦无驴。驴进入文学乃在汉代，如贾谊之《吊屈原赋》、司马相如之《上林赋》、王褒《僮约》等。所以顾炎武说：“尝考驴之为物，至汉而名，至孝武而得充上林，至孝灵而贵幸。”民间对于驴的兴趣，撇开作为运输工具不谈，若推究起来，或始于其声音。《后汉书·逸民传》载，戴良母喜驴鸣，“良常学之以娱乐焉”。又《世说新语·伤逝篇》载：“王仲宣好驴鸣，既葬，魏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又《晋书·王济传》载，济卒将葬，孙楚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我为卿作之。”至于诗人骑驴见诸记载者，似以阮籍为早。《艺文类聚》卷九十四引《文士传》载，阮籍为东平太守，“便骑驴径到郡……十余日，便骑驴去。”王维曾画《阮步兵醉图》，梅尧臣《咏王右丞所画阮步兵醉图》诗有“独画来东平，倒冠醉乘驴”之句；又《观邵不疑学士所藏名书古画》亦有句云：“首观阮与杜，驴上瞑目醉。”自注：“阮籍、杜甫。”但诗人与驴结下不解之缘，则要到唐代始然。 ▲明张路《骑驴图》 “骑驴”在中国文学中的意蕴及典范 张伯伟 驴是中国古代诗人喜爱的坐骑，中国文学史上以骑驴著称的诗人很多，即以唐代而论，就有孟浩然、李白、杜甫、贾岛、李贺、郑綮等。由于一些著名的骑驴故事和骑驴语录的流传，比如杜甫的“骑驴三十载”，贾岛在驴背上推敲，李贺骑驴觅句，郑綮“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的经典语录，于是在中国文化史上，也就逐步形成了诗人骑驴的意蕴。总括而言，不外两点。其一，驴是诗人特有的坐骑；其二，驴是诗人清高心志的象征。这两方面意蕴的完成，大致在12世纪，可以李纯甫为代表。其《灞陵风雪》诗云：
不妨对此诗稍作解析：首二句用杜甫骑驴故事，黄庭坚有《老杜浣花溪图引》诗，陈师道据其诗而在《和饶节咏周昉画李白真》中云：“君不见浣花老翁醉骑驴，熊儿捉辔骥子扶。”“熊儿”、“骥子”是宗文、宗武的小字。由杜甫的醉归而联想到卢仝，三四句用卢诗《村醉》之典：“昨夜村饮归，健倒三四五。摩挲青莓苔，莫嗔惊着汝。”末二句乃用苏轼诗及其自注，《薄薄酒》其二云：“隐居求志义之从，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王文诰引赵次公注曰：“东华门，百官入朝所从出入之门也。”又引施元之注曰：“东坡《从驾景灵宫》诗注云：‘前辈戏语，有西湖风月不如东华软红香土。’”实际上即出于东坡自注。“北窗”当用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中“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之语，与“东华门”的入朝相对，以喻隐居生活。席帽为布衣所戴，乌靴为官员所着，但无论为出为处，皆同归一老。 中间六句，是全诗主意所在。一谓“蹇驴驼着尽诗仙”，只有诗人才与驴有缘。二是“蹇驴大胜扬州鹤”，突出了诗人虽物质贫困却精神高贵。《殷芸小说》记载：“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骑驴者正与升官、发财、成仙相对立。袁桷《张玉田归杭疏》云：“鄙骑驴灞上之寒，遂跨鹤扬州之愿。”(《清容居士集》卷四〇)也是将此二者相对而言。 在李纯甫的诗中，作为志向清高诗人的代表，毫无疑问是孟浩然———“管是襄阳孟浩然”，“管是”意即必定是，而“官家放归殊不恶”，乃用孟浩然在唐玄宗面前吟诗的故事，所谓“北阙休上书，南山归敝庐。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唐玄宗闻之不快，“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此事虽出于好事者所托，于史实难征，但反映了孟浩然在大唐盛世终身不仕的实质。因此，后人择孟浩然作为骑驴诗人的典范，并非偶然。 据记载，最早是王维在画中描写了孟浩然的骑驴。《新唐书·孟浩然传》有记录：“王维过郢州，画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郑谓贤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宣和画谱》卷一〇也记录当时内府所藏即有“写孟浩然真”一幅，据明人梁寅《题王维所画孟浩然像》，不仅有“蹇驴行行欲何之，妙句直欲追大雅”的骑驴吟咏之状，而且从“荐之明主既不能，彩笔徒夸善描写”来看，(《石门集》卷二)写的也是放归之后的情景。这当然不能确定宋代内府所藏之画就是如此，而且附会的可能性很大。如北宋宣和年间董逌的《广川画跋》卷二中已有《书孟浩然骑驴图》一文，但并未说这是王维所画。《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一二说“逌在宣和中与黄伯思均以考据赏鉴擅名”，他的意见是值得参考的。把这幅画与王维联系，最早的明确记录，当在南宋之时，如杜范有《跋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文，宋元之际的牟巘有《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诗。而此下的题画之作也有不少，仅据清代《御定历代题画诗类》卷四〇所录，就有刘克庄的《孟浩然骑驴图》、袁桷的《金主画孟浩然骑驴图》三首、王恽的《孟浩然霸桥图》、吴师道的《孟浩然跨驴图》二首、高启的《题孟浩然骑驴吟雪图》和张羽的《孟襄阳雪行图》等。 从诗歌中的描述来看，自从苏轼在诗中反复写到孟浩然的雪中骑驴，遂造成很大的影响，引起后人不断的描写和咏叹。在这些描写和咏叹中，孟浩然作为清高之士的特征被突显出来。兹略举数例如下。董逌《书孟浩然骑驴图》云：
在这里，董氏首先强调孟浩然是“畸人”，即庄子所谓的“畸人者，畸于人而侔于天”，这样的人，与世俗的追求往往是格格不入的。而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的穷困或不遇，正所以成就其文学。郑綮身为相国，养尊处优，故董氏怀疑他是见到《孟浩然骑驴图》而受到了启示，从而说出了那句名言。杜范《跋王维画孟浩然骑驴图》云：
孟浩然是唐代很少的几个布衣诗人之一，李白称赞他是“红颜弃轩冕”，他自己说“不才明主弃”，在后人拟造的故事中，唐玄宗说的话倒像是看透了孟浩然的心思：“朕未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唐摭言》卷一一)这句话在《唐诗纪事》中，被记作“卿不求朕，岂朕弃卿”，意思更为醒豁。真山民《陈云岫爱骑驴》云：
这里举出了三个著名的骑驴诗人———杜甫、贾岛和孟浩然。如果说，贾岛的诗风已落中晚唐，不免萧瑟逼仄，所以后人不愿学其“凄凉落叶秋风里”，那么，杜甫作为有着“诗圣”光环的大诗人，人们何以不学？进一步说，作为有着“三十载”骑驴历史的杜甫，何以未能成为骑驴诗人的典范？其实，在苏轼的笔下，“杜陵饥客眼长寒，蹇驴破帽随金鞍。隔花临水时一见，只许腰肢背后看。心醉归来茅屋底，方信人间有西子”；(《续丽人行》，《苏轼诗集》卷一六)陈师道则进而描绘成“老杜秋来眼更寒，蹇驴无复随金鞍”，(《戏寇君二首之一》，《后山诗注补笺》卷九)这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些揶揄的成分。真氏诗首二句即隐括了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中“骑驴三十载，旅食京华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数句之意。很显然，在后人的心目中，与孟浩然相比，杜甫欠缺之处不在诗，而在他对仕途名望的渴求，以及由此而带来的干谒权门的庸俗气。后人写到孟浩然骑驴，每每突出其“清”，这也正是诗人的可贵之处——“乾坤有清气，散入诗人脾”。元人张仲深《题灞桥风雪图》云：
陈旅《题画图》之四云：
这在将杜甫和孟浩然对举时，就显得更为突出。宋禧《题张淑厚画三首》之三云：
孟与杜相似的是“骑驴”，但踏上的路途却“不同”。杜甫要“立登要路津”，(《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钱注杜诗》)孟浩然则是“南山归敝庐”。这当然得不到皇帝的眷顾，却能够博取诗人的赏爱。《唐才子传》记载他“四十游京师，诸名士间尝集秘书省联句，浩然曰：‘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众钦服。张九龄、王维极称道之”。明人刘嵩《雪中骑驴口号》云：
刘嵩与宋濂同时，曾有《玉兔泉联句》，宋濂作序，称次日“官事有程，皆不告而去，余亦骑驴去朝天矣”。(《文宪集》卷三二)既骑驴，又朝天，其实并不协调。但确实也有一些人用这样的描述，来表达自己身在魏阙而不忘江海的心志。将“浩然踏雪”与“杜甫朝天”相对，一出世，一入世，正是他们留给后世的不同形象。梁寅《题王维所画孟浩然像》云：
在梁氏的笔下，孟浩然不仅在驴背上吟出的诗句高妙，而且在他归庐南山的人格面前，那些豪门权贵也形同粪土。作为映衬的杜甫和孟郊，他们是以“饥寒一身”的遭遇，穷而后工，才获得了“声名千载”。而在高启的笔下，这种抑扬的对比就更为鲜明了，其《题孟浩然骑驴吟雪图》云：
东汉时的庞公是襄阳人，乃孟浩然之乡先贤，孟在《夜归鹿门歌》中云：“鹿门月照开烟树，忽到庞公栖隐处。”一歌“栖隐”，一叩“富门”，这在高启的眼里不啻一清高，一浊下。 陆游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觉悟到诗人与驴有特殊关系的诗人，他唯一援以自比的骑驴诗人就是孟浩然。一曰“瘦似骑驴孟浩然”，再曰“我似骑驴孟浩然”。(《夜闻雨声》，《剑南诗稿校注》卷六九)所以，唯有孟浩然才担当得起中国文学史上骑驴诗人的典范。 这样说，是因为“骑驴”不仅是一种身份的标志，而且也是一种文化上的选择。孟郊不得意时，是“骑驴到京国，欲和薰风琴”。而一旦登科，则“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渑水燕谈录》卷七“歌咏”记载：
所以在诗人的眼中，蹇驴往往和骏马相对，它象征着在野与在朝、布衣与缙绅、贫困与富贵的对立。因此，这一观念是具有政治性的。宋人方岳《次韵徐宰雪句》云：“群公岂堪立仗马，贱子只跨寻诗驴。”在中国传统社会中，马和驴的地位是不等的。《世说新语·排调》记载王导与诸葛恢争族姓先后，王以世人不称“葛、王”而称“王、葛”为由争先，而诸葛的回答是：“譬言驴马，不言马驴，驴宁胜马邪？”作为身份的标志，马往往为高官所乘，驴则多为低级官吏或普通百姓所骑。与骑驴相比，骑马的特点是速度追风，与得意的心情配合，自然快意无比。但仕途险恶，陷阱密布，所以方岳又有诗云：“宁骑踏雪驴，莫骤追风马。霜蹄失衔勒，多是快意者。”真山民诗的末句称：“劝君劝君但骑驴，行路稳，姑徐徐。九折畏途鞭快马，年来曾覆几人车。”对于热衷于功名富贵者，这样的句子是令人警省的。 >节选自张伯伟《再论骑驴与骑牛——汉文化圈中文人观念比较一例》，原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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