枣市桥边牛王庙

在《孟子·梁惠王上》中，讲述了一个“齐王舍牛”的故事。某日，齐宣王看见一头牛即将因“衅钟”而被杀，牛恐惧地浑身发抖，于是便动了恻隐之心，要求以羊代替，保全了牛的性命。孟子乘此机会，游说齐宣王推行“仁政”。此后，儒家都认为，耕牛是有功于田畴的，应该加以爱护。历代统治者也是强调保护耕牛的，宋代法律明文规定，严禁屠宰耕牛，这既是受儒家传统观念影响，也是农耕社会日益发展的实际需求。中国的中原及其以南地区历来为农耕社会，牛是耕田劳作的主力，所以百姓食肉以猪羊家禽鱼虾为主，基本上不吃牛肉，这与北方游牧民族喜食牛肉的风俗明显有别。
　　明清两代，官府依旧严禁私宰耕牛，而用于祭祀孔子、关帝、文昌帝君等仪式的祭牛，则须差役凭官府所发护照去乡下充任“牛头”的专人那里购办。对于那些丧失劳动力的老病耕牛，各地乡绅也以“仁人之心”捐资设立养牲局等慈善机构，让供人驱使了大半辈子、锄雨犁云的老牛得以保全性命、安度余年，避免被杀戮的厄运。
　　苏州专门收养老病耕牛的养牲局，位于胥门外枣市桥的牛王庙，是清嘉庆十七年（1812）士绅韩是升所创建。韩是升（1735-1816）是明末复社名士韩馨的曾孙，是位饱学之士，一生行善，品行为士林所敬重，他的儿子韩崶后来官至刑部尚书。养牲局有田数百亩，另有借力于牛的油车、砻坊等行业捐助一些经费。咸丰十年（1860），牛王庙毁于太平军战火。
　　到了光绪年间，西风东渐，住在上海的洋人要吃西餐，少不了牛肉，住在金陵的回民日渐增多，餐食也少不了牛肉，普通百姓受其影响也吃起了牛肉，所以江南各大城市对牛肉的需求随之增大。哪里有需求，哪里便有杀戮。宁波城里的牛肉摊摆得到处都是，苏州城厢内外、街头市口的牛肉摊点也比比皆是，私宰之风盛行，差役、地保藉此向商贩索几个小钱了事，眼开眼闭，官府禁令成为一纸空文。当时的苏州，并无专门饲养的菜牛，所以被宰的无非是那些年老、染病的耕牛。有助于农功的老牛被私宰，让人于心不忍；死于牛瘟的牛肉被出售，妨害食品卫生。于是乎，各地有识之士纷纷行动起来。上海、吴江盛泽等地，开办了放牛局，众人分别认领耕牛，在局中放生饲养，一些具备劳动力的耕牛还能临时租给农民用于耕田。
　　吴宝恕（1832-1890）是状元吴廷琛之孙，由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擢升侍读学士，官至广东学政。他解职回到苏州，就积极带头做善事。光绪九年（1883），由吴宝恕等人集资，枣市桥牛王庙得以重建，养牲局得以恢复。焕然一新的牛王庙，规模宽敞，头门及大堂都是五开间，大堂供设牛王神位，两侧廊房十二间，后面牛栅六间，井井有条。首批入住的，有黄牛7头、水牯1头、乌羊2头。此后，养牲局还建设殡舍，寄存旅榇，以寄柩所得租金抵支牛饲料，并开办代赊棺木、施医给药等善举。吴宝恕去世后，其胞弟吴韶生接任养牲局董事。由于市场上对牛肉的需求以及利益的诱惑，使得屠户一次又一次地铤而走险。牛肉的供不应求，也直接拉升了牛价，导致农民无力购买耕牛，影响农业生产。为此，吴韶生具禀江苏按察使朱之榛再次出示严禁，其结果依旧是屡禁不止。
　　到了民国，政府照例严禁私宰耕牛。1916年，苏州警察厅厅长崔凤舞会同吴县知事孙锡祺拟定《禁止私运私宰耕牛办法》，经江苏巡按使齐耀琳批准，分发各级遵照执行。其中规定，老病耕牛须送至牛王庙养牲局留养，不准私宰售肉，妨碍卫生。这时候，养牲局已由吴韶生之子吴曾源接办，同时负责此事的还有潘志询等人。吴韶生与潘志询都是前清的举人老爷，在苏州地方上颇有名望，为求子孙平安多福，所以热衷慈善事业。牛王庙后的放牲园，除了收养牛、驴等老病的牲口，有时还会接纳一些长得奇怪的动物，比如有一头长着三只耳朵的猪，主人不敢吃，就送来放生，还要补贴给养牲局一年的猪饲料。
　　养牲局的开办，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私宰耕牛的现象，其意义更多地在于向社会宣扬了儒者“爱人及物”的仁心，并力求挽回世道人心。
　　夏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