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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密地区史前考古[1] Prehistoric Archaeology of the Hami Region 張良仁1、淩勇2、陳建立3、阿依夏木4、庫爾班4、木拉提4 1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南京，210023 2 西北大學文化遺產學院，西安，710069 3 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北京，100871 4 哈密博物館，哈密，839000 提要：哈密地區位於新疆東部，其地域範圍包括東天山以及以南的哈密盆地和以北的巴裏坤草原。20世紀80年代以來，考古工作者已經發掘了不少史前時代的遺址。本文系統整理了發掘資料，儘管大多數沒有完整發表，但是根據現有的資料，可以將它們分為三期。由此本文進一步歸納了三期的文化特徵和演變轨迹。屬於第一期的是天山北路文化，只有天山北路墓地。該文化的制陶技術來源於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而其冶金技術則來源於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蘇克文化。第二期即焉布拉克文化的遺址已經發現較多，主要分佈於哈密盆地，也見於東天山內的河谷。該文化除了繼承天山北路文化的器物，新出現了一些陶器和金屬器，而且出現了鐵器。第三期即黑溝梁文化的遺址也已經不少，它們只分佈於東天山南北麓，不見於哈密盆地。與焉布拉克文化相比，該文化出現了歐亞草原遊牧民族喜用的金屬器，包括馬具、武器和裝飾品，而且流行動物紋樣，說明該文化居民吸收了西元前一千紀塔加爾、烏尤克與巴澤雷克等文化的養分。 關鍵字：哈密地區、青銅時代、早期鐵器時代、四壩文化、卡拉蘇克文化  
一、前言 哈密地區位於新疆東部，包括現在的行政區域哈密市、伊吾縣以及巴裏坤哈薩克自治縣。東天山東西橫貫哈密地區全境，以南是哈密盆地，以北是巴裏坤草原（圖一）。哈密地區因為地處內陸，氣候屬於溫帶大陸性氣候。巴裏坤縣和伊吾縣境內的天山北麓地帶由於天山的抬升作用，來自大西洋的水汽形成較為豐沛的降水，因而養育了大片的草場。而哈密盆地由於天山的阻隔，來自大西洋的水汽難以到達，所以降水稀少，蒸發量大，氣候乾燥，只是天山下來的雪水形成了哈密綠洲。不過東天山並沒有阻隔哈密盆地和巴裏坤平原，其間有峽谷相連，人們可以往來。而二者又通過伊吾縣連接了河西走廊和吐魯番盆地以西的區域，共同構成了古代絲綢之路上的一條重要通道。 19世紀末20世紀初，西方探險者先後來到新疆探險，揭開了新疆考古學研究的序幕。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的貝格曼、德日進、楊鐘健分別調查了廟爾溝、三道嶺和七角井，採集了一些陶片（含彩陶）和石器。[2]1949年以後，西北文化局新疆省文物調查工作組、新疆文管會和新疆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先後調查了全疆各個區域的古代遺址，哈密地區的考古工作也取得了一些進展。[3]1957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管理所在三堡的焉不拉村、五堡的哈拉墩、巴裏坤東面的石人子鄉採集了一些陶器和石器。[4]從此以後，考古工作者在哈密不僅做了更多的調查，而且發掘了一些墓地和聚落。[5]這一時期人們多將新疆的彩陶與中原比較，往往將出土彩陶的遺址視為新石器時代或者銅石並用時代。80年代以後，隨著基本建設的推進，一大批遺址得到了發掘，其中重要的史前遺址有焉布拉克、五堡、天山北路、黑溝梁和東黑溝。與此同時，人們開始關注新疆本地的文化特徵，將過去視為新石器時代或銅石並用時代的遺址修正為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6] 不過，雖然哈密地區的遺址雖然發掘不少，研究也取得了不少進展，但是由於大多數重要遺址的發掘資料遲遲沒有發表，因此研究嚴重滯後。其中一個重要的問題，即哈密地區的史前文化序列，仍然沒有梳理清楚。韓建業、張鳳和郭物先後整理了整個新疆的史前考古資料，韓建業和張鳳還分出了三期。[7] 不過，這些研究多注重埋葬習俗和陶器，而在金屬器方面著墨不多；同時，哈密地區作為一個文化區域，其文化的發展過程仍然非常模糊。本文擬重新整理哈密地區的發掘資料，梳理該區域史前時期的文化序列，闡明各期文化的特徵、傳承和變遷。需要說明的是，本文並不涉及青銅時代以前的遺址。這是因為哈密地區和整個新疆一樣，雖然發現了一些打制石器和細石器，但是這類器物也出現在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遺址中。有關的遺址沒有做過發掘，它們是否屬於舊石器、細石器或新石器時代眼下還難以確定。[8]  二、三期文化 哈密地區先後經過發掘的遺址有焉布拉克、天山北路，南灣、黑溝梁、五堡、拉甫喬克、腐殖酸廠、艾斯克霞爾、寒氣溝、上廟爾溝、黑溝梁、拜契爾等墓地和東黑溝聚落（圖一）。但是這些遺址中，只有焉布拉克墓地的發掘資料發表了一篇報告，大多數遺址只發表了簡報，有的只發表了消息。與此同時，聚落發掘得很少，因此我們對於古代文化的認識帶有很大的局限。這裏我們只整理和討論發表了簡報和報告的遺址。我們不僅考察埋葬習俗和陶器，而且考察金屬器。根據這些遺址的總體情況，我們可以劃分出三個前後相繼而特徵各異的文化：天山北路、焉布拉克和黑溝梁（表一）。  圖1、哈密地區遺址分佈圖 （一）、天山北路文化 以天山北路墓地為代表的遺址曾一度沒有正式的名稱，後來才有人給予“天山北路文化”。[9]過去一些人把腐殖酸廠、南灣和薩伊吐爾墓地歸入該文化，但是下麵我們看到，它們應屬於焉布拉克文化。因此屬於天山北路文化的遺址目前只有同名墓地一處。天山北路墓地位於今哈密市火車站以南，西壩河上游小河溝西側，原為戈壁荒灘，後來隨著哈密市的發展而成為市區（圖一）。[10] 根據發掘者常喜恩的回憶，該墓地的墓葬實際上1987年最早發現於今天山北路西側的居民區內。1988年哈密地區雅滿蘇礦採購站和哈密林場辦事處修建辦公樓時發現了多座墓葬，引起了他的注意，於是緊急組織力量發掘。因此該墓地曾有“林雅墓地”的名稱。[11]1989年以後哈密市修建與其相連的天山北路，發現了大量的同類墓葬，於是實施大規模發掘，墓地名稱因此改成天山北路。至1997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哈密地區文管所經過數次發掘，前後清理了705座墓葬。實際上，墓地範圍不限於上述發掘區域，在天山北路兩側鑽探發現還有墓葬，面積達1.5萬平方米。 在天山北路墓地，墓葬分佈相當密集，打破、疊壓關係很多。形制多為長方形的豎穴土坑，部分土坑坑壁用土坯加固，長1-2米，寬0.6-1米。葬式以側身屈肢葬為主，頭向多為東北和西南，死者多為單人葬（圖二）。隨葬品一般較少，種類有陶器、銅器、銀器、骨器、珍珠和海貝，此外還有羊骨和牛骨。可惜時隔二十餘年，發掘報告仍然沒有出版，只有零星資料出現在兩篇論文中。在其中的一篇論文中，呂恩國、常喜恩和王炳華將天山北路的墓葬分了四期八段，絕對年代範圍為西元前19－13世紀。此分期因為發掘資料沒有出版，無法驗證。不過從公佈的分期圖來看，其第一、二期的陶器，無論器類還是器形，都對應於張掖市西城驛遺址的第二、三期的同類器物，也就是四壩文化的第一和第二期。[12]  圖2、天山北路墓地M394 （图片來自哈密博物館：《哈密文物精粹》，科學出版社，2013年，第23頁）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陶器中，大多數為夾砂褐陶，少數為灰陶。不少陶器表面施紅色陶衣，上面繪黑彩，圖案主要為直線、之字紋、三角紋、網格紋、菱格紋、手形紋和葉脈紋。這些陶器基本為平底器，束頸鼓腹，頸部和腹部常常帶單環耳和雙環耳。器類有雙耳罐、單耳罐和單耳杯（圖三）。李水城曾經分析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陶器，指出它們至少可以分為兩組，其中甲組陶器居多，與四壩文化存在很多相似的地方，“不少器形、花紋接近，…如出一轍，如彩陶雙耳罐、雙耳素陶罐、四系罐、單把杯（或尊形器）、雙耳盆等。”“多數與四壩文化中期近似，個別接近四壩文化晚期，估計絕對年代應在西元前1800-1600年之間。”[13] 乙組僅包含一種陶器，即雙貫耳罐，來自南西伯利亞、蒙古西部和新疆北部的切木爾切克文化。實際上，上述的A組陶器無論在陶質、陶色、器類組合和器形方面都與四壩文化接近。天山北路文化的主體可能就是從四壩文化移植過來的。  圖3、天山北路文化出土的陶器 （图片来自吕恩国、常喜恩、王炳华：《新疆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浅论》，载宿白主编：《苏秉琦与中国当代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01年， 图一二：1、3、 4、10；图一三：7、8） 天山北路墓地已經發掘的705座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金屬器，其中大部分收藏在哈密博物館。據筆者的觀察，其數量在3000件以上。這些金屬器的線圖見於報導的不多，可分為兩批，一批32件，另一批36件。[14]其中一類為短劍，只有一件（M626:2）有柄，有格和叉形筋以及杏仁形刃（圖四：10），[15]與哈薩克斯坦梅爾日科（Мыржик）出土的安德羅諾沃短劍相似。[16]但是這裏不見後者典型的器類柳葉形短劍、橫銎斧、槽形手鐲和螺旋形耳環。梅建軍曾經想證明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影響出現在了哈密地區，但是他只找到了一些採集品，沒有在天山北路墓地找到例證，[17]而潛偉乾脆否認了安德羅諾沃文化的影響。[18]無論如何，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金屬器與安德羅諾沃文化關係不大。 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梅建軍和潛偉先後分析了108個樣品的成分，發現其中79個為錫青銅（73%），12個為純銅，9件為砷青銅。[19] 這種成分組合顯然與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蘇克文化相似，但是這裏錫青銅如此之高的比例又與卡拉蘇克文化不同。天山北路金屬器的器類和器形也存在類似的情況。一類為刀，有10件，均為環首，弧背，工字形柄（如M679:4；圖四： 9）。[20]一類為直銎斧，形體細長，前面切出馬蹄形口，與上口相同，而銎內底部也有臺階，擋住柄頭向前擠壓。[21]這些器物和杏仁孔刀（M307:4和M366:5）、銅泡（圖四：14）、聯珠泡（圖四：4）、串珠、銅管（圖四：3）、耳環（圖四：6）、銅扣（圖四：5、7）、銅鏡、銅鐲（圖四：2）、銅手鏈、銅刀（圖四：1）和銅鑿與卡拉蘇克文化的同類器接近。不過，天山北路墓地不見卡拉蘇克文化的豎銎斧、鐮刀、弓形器、銅斧、多角形銅泡和鋸齒形綴飾。銅刀和銅鏃的式樣沒有卡拉蘇克文化的多，後者的臂釧、鏤空鏃和獸首銅刀不見於前者。[22]而天山北路墓地的鏤空銅牌（圖四：11）、銅螺旋管（圖四：15）、銅鈴和亞腰形銅牌（圖四：12）不見於卡拉蘇克。裝飾品中有一類為雙齒别针（圖四：13），往往由鉛製作而成，也不見於卡拉蘇克。從成分、器類和器物形態來看，天山北路墓地的金屬器似乎不是從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蘇克文化直接輸入的，而可能是本地生產的；其冶金技術似乎也不是直接來自卡拉蘇克文化，而來自於別處。根據我們最新的研究，四壩文化的金屬器的成分、器形和器類與卡拉蘇克文化接近，其冶金技術可能來源於後者。結合天山北路墓地的彩陶生產技術來源於四壩文化，其金屬器所需要的冶金技術可能也來自於四壩文化。  圖4、天山北路文化的銅器 1.铜刀，M1:4; 2. 铜耳环，M487:5; 3. 铜管，M500:6; 4. 铜泡，M487:5b; 5.铜扣，M500:3; 6.铜耳环，M456:4; 7.铜扣，M608:3; 8.铜刀，T1322; 9. 铜刀M679:41; 10.铜短剑，M626:21; 11.铜牌，M604:3; 12. 铜牌，M511:2; 13. 铅别针，M513:1; 14.铜泡，M698:31; 15.铜螺旋管，M683:7 （图片均來自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年6期，图一） 天山北路墓地出土的顱骨保存不好，王博等人收集了13具（男6女7）做了分析。結果表明，墓主多數為東亞蒙古人種，亦有少量高加索人種，而且部分顱骨同時帶有兩個人種的特徵，反映二者之間存在通婚與混血現象。 關於天山北路墓地的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採集了 6個人骨樣品，得到了6個碳十四數據。但是它們的校正年代中，一個（6118-5687BC）過早，其他5個（752-200BC，181BC－235AD， 807-430BC，1111-845BC，919-803BC）過晚。[23]學術界只能通過比較它與四壩文化的關係來推斷，因此曾經有19-13世紀，[24]2000-1000BC，[25] 2000-1200BC的說法。[26]有人根據一件馬廠類型的彩陶，提出天山北路墓地可以早到馬廠晚期。[27] 最近幾年我們發掘了張掖西城驛遺址，得到了三個連續的建築層，因而將該遺址分為三期：馬廠晚期、四壩一期、四壩二期。[28] 同時，我們從各個層位的遺跡採集了系列測年樣品，將其年代分別定為2135-1900BC、1880-1680BC和1670-1530BC。從發表的陶器來看，他們所分的第一、二和三期對應於四壩一期和四壩二期，其年代為1880-1530BC。而其第四期的年代更晚一些，其雙耳罐和簡潔的三角紋與下述的焉布拉克文化接近，應該歸入後者。
（二）、焉布拉克文化 可以歸入焉布拉克文化的遺址已經發現不少，如上述的焉布拉克、天山北路、腐殖酸廠[29]、南灣[30]、五堡[31]、拜契爾[32]、 艾斯克霞爾[33]、拉甫喬克[34]、亞爾[35]、薩伊吐爾[36]和寒氣溝[37]（圖一）。它們分佈於東天山南北兩側，但是集中在哈密盆地裏，說明古代居民主要從事農業，但是也經營畜牧業。由於篇幅有限，我們無法展開討論各個墓地的材料，只能集中在代表遺址即焉布拉克墓地上。 焉布拉克（或寫作焉不拉克）墓地位於哈密市西北約60公里的三堡鄉西北方的小土崗上（圖一）。土崗北高南低，長1250，寬250米，一條由北而南的小泉將其分為東西兩塊，土崗西側還有一條相同流向的小泉。土崗表面為小礫石，比較平坦，周圍為水草地。在其南端，有一座小城，南北60米，東西50米，五十年代南牆和西牆還保存較好，北牆和東牆已倒塌，現已破壞殆盡。[38]早在1950年代，這裏就不斷發現完整陶器，1957年考古工作者為此曾前往調查。[39]1958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黃文弼在這裏做過小規模發掘，在小城開了三條探溝，牆基寬3米左右，用夯土和土坯砌築。在南牆外有兩間房屋，二房相連，中間有過道相通。城牆內外和房屋內出土有彩陶片、石磨盤和石球。他在土崗又發掘了14座墓葬。[40]墓地地表為戈壁礫石，墓葬分佈密集。因為表面沒有痕跡，所以發掘者採取了開方發掘的辦法。墓葬的結構非常簡單，大體為長方形豎穴土坑，大多用土坯砌築墓室，但是都比較窄小，無棺槨。人骨零散，隨葬品很少。單人側身屈肢葬和多人合葬都有，嬰幼兒一般祔葬在成人墓旁，頭向多為東南或西北（圖五）。[41]從小城和墓葬出土的陶器來看，二者的年代基本一致。[42] 1986年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委託新疆大學歷史系舉辦的文博幹部專修班在這裏實習，共發掘墓葬76座。[43]這批墓地的地層簡單，墓葬都壓在擾亂層（第2層）下，打破生土。同50年代發掘的14座墓葬一樣，這批墓葬的人骨大多殘碎雜亂或只有少量殘骨，說明這些墓葬為二次葬。隨葬品主要是陶器，銅器有刀、鏡、鏃、錐、針、紡輪、扣和管等，石器有礫石和石珠，木器有人俑、盤、碗、桶等。其他還有少量鐵、金、貝器和毛織物。[44]  圖5、焉布拉克墓地M31 （图片来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幹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考古學報》1989年第3期，圖一一） 發掘者按墓葬形制將焉布拉克墓地分為三期，一期為豎穴土坑墓，規模較大，有二層臺；二期為豎穴土坑，無二層臺；三期為地面上的土坯墓，三期墓葬大體由北而南分佈，由多人合葬而單人葬。絕對年代為西元前1300-565年。[45] 墓地上限年代相當於天山北路三、四期，下限年代已為早期鐵器時代。[46]以該墓地為典型遺址，發掘者命名了焉布拉克文化，並將拉甫喬克[47]和五堡水庫墓地也歸入該文化，歸屬早期鐵器時代。[48]後來發掘者又把哈拉墩、卡爾桑遺址（上層）、腐殖酸廠墓地歸入該文化。[49]但是發掘報告提供的資料和分期後來引起了爭議，而發掘和整理工作的主持人又兩次撰文予以回應。[50]王博和覃大海重新整理了焉布拉克墓地的地層，提出所有墓葬都在一個層位上，根據墓葬疊壓關係和陶器形式排比分了四期。[51] 呂恩國也對墓地的地層資料和墓葬之間的疊壓打破關係提出了疑問。[52]李文瑛再次整理墓地的單人葬和合葬的分佈情況，然後根據墓葬類型和陶器類型，分了三期，但是得到的墓地使用順序完全相反。先後為土坑豎穴墓，二層臺墓和土坯墓，由南而北分佈，由單人葬而變為多人合葬。在年代上，焉布拉克文化整體上晚於天山北路文化。[53] 後來邵會秋再次整理了墓地的地層資料和類型分析，提出墓地可以分為兩期。屬於焉布拉克文化的其他墓地（如五堡、艾斯克霞爾、寒氣溝）大體可以歸入這兩期，但是上廟兒溝墓地要晚於焉布拉克墓地，屬於該文化的第三期。[54]作者注意到一座墓葬實際包含兩座墓葬，但是這樣一個地層關係略顯不足，其他地層關係沒有考慮進去，非常可惜。[55] 在哈密市以西的五堡墓地，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先後發掘了114座墓葬，可惜的是，迄今為止只發表了 M151和M152兩座。[56]它們均為橢圓形豎穴土坑，坑內有土坯壘砌的墓壁，上面覆蓋經過砍削的胡楊圓木，圓木之間的縫隙填塞小木棍，上面再鋪芨芨草編紮的草簾。這種棚木和屍床與蘇貝希文化相似，原先可能也見於焉布拉克文化的其他墓地，但是因為其他墓地潮濕，早已消失。[57] 在東天山內的寒氣溝墓地，1994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搶救發掘了4座墓葬，編號M1-4。它們的地表有鵝卵石封堆，受山體坡度的影響，多向偏低一側傾斜。墓葬為豎穴土坑，部分墓室四周用片石砌築石室，墓口覆蓋片石或圓木。多個體男女合葬較多，屈肢葬較多，墓室內普遍隨葬羊、馬。石封堆、石室和牛羊牲不見於焉布拉克和上述其他墓地，但是出土的陶器和金屬器都屬於焉布拉克文化。器類有單耳圜底罐、單耳豆、單耳壺和雙耳罐；彩陶紋樣有十字紋、之字紋和平行線紋。這些器類、形態和紋樣都與焉布拉克墓地出土的陶器群相同。銅器5件（管、雙羊牌飾、刀、刻刀、錐），骨器4件，也與焉布拉克墓地的相似。發掘者認為該墓地屬於焉布拉克文化，但是又帶有天山以北草原文化的一些因素，因此定名為寒氣溝類型。墓主傾向於歐羅巴人種，但是帶有部分蒙古人種的體質特徵如鏟形門齒。[58] 焉布拉克文化的陶器器類有單耳杯、單耳罐、單耳缽、腹耳壺、豆、盆、雙耳罐（圖六）。與天山北路文化相比，該文化的陶器群既有連續性，也有顯著的變化。焉布拉克墓地多單耳杯（圖六：3）、單耳罐、單耳缽、腹耳壺、豆、盆。單耳罐（圖六：1）和單耳缽（圖六：2）有平底者，也有圜底者。腹耳壺侈口，高領，圓腹，圜底或平底（圖六：7）。豆的盤類似於單耳缽，下接喇叭形圈足（圖六：4）。其中單耳缽(圖六：2)、腹耳壺和豆為天山北路文化所不見而四耳罐和雙耳罐（圖六：6）雖然見於天山北路文化，但是形態大不相同。它們高領，斂口，圓腹。部分陶器繪彩，紋樣流行橫向之字紋、平行線紋、S紋和十字紋（圖六：1、2、4、7）。它們都不見於天山北路文化，而天山北路文化的網格紋、菱格紋和手形紋也不見於焉布拉克。與前述的天山北路文化一樣，本文暫不擬分期。  圖6，焉布拉克文化的陶器 1.单耳罐，M40:4；2. 单耳钵M64:8; 3.单耳杯T3:1; 4.豆M60:1; 5.单耳碗M358：5；6.s双耳壶C: 6; 7.腹耳壶，M75:18（图片来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幹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圖二〇：4、15、18，圖二一：7、10，圖二二：3、12） 在焉布拉克和拜契爾墓地都發現了一些金屬器。它們繼承了天山北路的大部分金屬器，仍然以裝飾品居多，工具和武器較少。但是器形有些變化，個體變小，製作趨於粗糙，已經走向明器化；銅鐲和銅牌消失；新出現了耳墜和刻刀。銅扣邊緣出現了鋸齒紋，部分橋形鈕加寬，較天山北路的完整，鑄痕不明顯（圖七：7）；出現個體小而橋形鈕大而窄的類型。銅泡圓鼓，中央有穿孔（圖七：4）；也有扁平而中央有穿孔者；還有圓形個體較大者，兩側各有一個小孔。銅管（圖七：9）仍然存在，有長有短，但是螺旋管消失了。銅耳環一端粗，一端細，類似魚鉤（圖七：2、8）；也有粗细均勻者；也有兩端錘扁者。新出現銅耳墜，為銅絲盤成螺旋狀，再卷成銅耳環，下端增加喇叭形墜（圖七：3）。銅鏃多樣化，有手掌形者，銎首；有管形者，也有鏟形者，銎腔增大，但是體形較短而兩翼較寬（圖七：10、11）。銅刀的刀柄縮短而刀體加寬（圖七：1）。在拜契爾墓地，除了銅器，還有鐵器（刀、鐲、耳環）。 圖7、焉布拉克文化的銅器 1. 铜刀，M33:1；2. 铜耳环，M48:2；3. 铜耳环，M45:4; 4. 铜泡，M46:1; 5. 铜镜，M64:3; 6. 铜铃，M75:23; 7. 铜扣，M68:15; 8. 铜耳环，M6:9; 9. 铜管，M18:3; 10. 铜镞，M68:2; 11. 铜镞，M6:2（图片来自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幹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圖二三、二四） 關於焉布拉克墓地出土的金屬器，梅建軍和潛偉先後採集了12個樣品，做了成分分析。[59] 其中錫青銅5個，純銅4個，砷銅3個。這種多金屬材料與天山北路接近，而錫青銅居多也與之相似。從拜契爾墓地出土的金屬器中，潛偉和淩勇先後分析了18個銅器樣品，發現其金屬材質比較多樣，有錫青銅（9）、純銅（5）、銅錫砷（1）、銅砷錫（1）、砷銅（1）和銅砷鉛（1）。因此與天山北路和焉布拉克一樣，錫青銅佔據主流。[60]五堡墓地出土的銅器很少，梅建軍從中取了2個樣品，成分均為砷銅。[61] 韓康信對焉布拉克墓地出土的29具頭骨做了形態和測量分析，發現其中21具屬於蒙古人種（72%），8具屬於高加索人種（8%）。經過進一步分析，他發現蒙古人種與西藏東部的卡姆類型和甘肅青銅時代頭骨的接近，而與卡姆類型更為接近。而焉布拉克墓地出土的高加索人種頭骨與孔雀河下游古墓溝的接近。表明焉布拉克墓地的人口為蒙古人種和高加索人種混合而成。[62]五堡墓地出土的人骨，經分析，既有蒙古人種的成分，又有歐洲人種的成分。[63] 關於焉布拉克文化的年代，人們從若干墓地採集了樣品。發掘者從南灣墓地採集了木材樣品1個，經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技所14C室測得數據距今3000年左右。不過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測了18個木頭樣品，得到了1685-838BC的年代範圍。[64]發掘者從五堡墓地採集了4個圓木樣品到國家文物局文物保護科學技術研究所碳14實驗室，得到的年代範圍為1350-1050BC。後來又取了兩個屍床樣品到北京大學碳14實驗室，得到的數據為距今1620BC和950BC年，均未經樹輪校正。[65]因此該墓地的年代範圍應該是1350-950BC。發掘者曾將寒氣溝M4的木質葬具取樣送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碳十四實驗室做年代測定，年代為距今2205±93年，樹輪校正後為西元前359-40年，[66] 年代偏晚。從焉布拉克墓地人們採集了12個木頭樣品，得到了12個碳十四數據。經過校正後，它們給出了兩個年代範圍：2111－1103BC和830-398BC。[67]這兩個年代範圍都與焉布拉克墓地的相對年代不吻合，所以學術界給出了1300-1000BC，[68]1300-1100BC，[69] 1300-600BC的範圍。[70] 韓建業曾經將該墓地的陶器群和吐魯番地區的蘇貝希文化做了比較，器類和形態都接近，年代也接近。後者的碳十四年代數據有兩組，一組為920-710BC（經樹輪校正），稍微偏晚；一組為 4個羊毛樣品的數據（來自IM21和IM157）要早些，落在1122－926和1261-1041BC之間，可作為焉布拉克文化年代範圍的參照。[71]
（三）、黑溝梁文化 該文化得名於黑溝梁墓地，除此以外可以歸入本文化的還有上廟爾溝[72]、東黑溝、射月溝[73]、柳樹溝[74]、峽溝[75]和托背梁[76]墓地。值得注意的是，它們都分佈在東天山的南北麓，而不見於哈密盆地；這說明本期的居民放棄了農業，專門從事畜牧業。限於篇幅，我們只能著重討論黑溝梁和東黑溝遺址。 黑溝梁墓地原稱伊吾軍馬場墓地，位於哈密市、伊吾縣、巴裏坤縣交界處的伊吾軍馬場，地處天山北坡（圖一）。1993年為了配合哈密－巴裏坤公路改線工程，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哈密地區文管所對北山與天山主脈間的改線部分做了考古調查。黑溝梁大致呈南北走向，其東、西坡與梁頂公路改線部分遍佈古代墓葬。發掘者由西而東分了四個墓地。其中一號位於西坡，墓葬百餘座。墓葬多有石塊封堆，中心多凹陷（圖八：1）。封堆直徑在2-7.5米之間，一般在4-5.5米之间。墓坑形制有兩種：豎穴土坑和豎穴偏室。墓葬內為多人葬，仰身直肢、側身屈肢和二次葬。隨葬品有陶器、鐵器、銅器、海貝、銀器、漆器，此外還有殉牲骨骼。但是發掘墓葬的數量不明。發掘者認為這片墓地的年代上限為周，下限為漢代。二號墓地位於黑溝梁頂部及西坡上部，墓葬形制與一號相同，但是墓葬數量不清楚，似乎也沒有發掘。三號墓地位於東坡，共有墓葬20座，可分兩組，每組內有一座大墓和若干小墓，小墓呈弧形環繞大墓分佈。四號墓地位於黑溝梁以東，墓葬總數在20以上，也可分為兩組。1993、1994年在I號墓地清理了52座墓葬，在II號墓地清理了6座，在III號清理了6座。出土隨葬品有陶器、漆器、海貝、銅器和鐵器等。  圖8、黑溝梁文化的墓葬和房屋 1.黑溝梁墓地封堆墓；2.東黑溝房屋（圖片來自哈密博物館：《哈密文物精粹》，第185頁上、第186頁上） 2006年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在巴裏坤縣的東黑溝遺址清理了“石築高臺”1座、石圍建築4座和中小型墓葬12座。[77]其中“石築高臺”為土石混合築成的建築，核心堆積以土為主，而邊緣以石塊居多（圖八：2）。頂面長16.6米，寬10.4米，地面長30.3，寬25.9米，北部高4米，南部高2米。該建築有兩個使用面，實際都是一座房屋的地面，總面積約166－180平方米。下層使用面的四周保存有石砌圍牆，牆內有圓木。二層居住面的遺跡都有火塘和灰坑，下層還有柱洞，上層還有灶坑。下層出土了銅刀、錐各1件。這種建築實際上是厚牆圍繞的木構建築，不是真正的高臺建築。這類建築過去在蘭州灣子也發現過，只是發表的資料非常簡短。[78]大型石圍建築周圍分佈了若干方形石圍建築，均有石砌圍牆，內有灰坑、灶和火塘。此外還有4座石圍祭祀遺跡，石圍均為圓形，其內發現殘缺不全擺放淩亂的人骨。石圍建築大多為方形，一般由2個以上石圍構成，最多的一個組合多達37個；石圍牆體一般由1－5層石塊構成，寬0.4-0.5米。石圍面積大小不一，大者可達900平方米。這些建築往往利用斜坡地形，一面圍牆較高（F3的牆體現存高度0.8米），而其他三面圍牆漸次降低，但是原始高度都不如大型石圍建築。 從平面圖來看，大型石圍建築疊壓著石圍建築，年代晚於後者。 黑溝梁墓地的發掘報告沒有出版，至今只發表了一篇語焉不詳的簡報，而且沒有配發器物圖片，我們無法做更精確的判斷。[79] 發掘所得器物現收藏在哈密博物館，部分發表在該館出版的圖錄上。[80]其中只有腹耳壺接近焉布拉克文化。單耳壺雖然見於焉布拉克文化，但是形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環耳騎跨在腹部和頸部，易於傾倒液體。類似的器物還有帶流罐；它和個體很大的雙耳圜底釜都不見於焉布拉克文化（圖九）。 圖9、黑溝梁文化的陶器 1. 单耳壶；2.四足鼎；3.单耳罐；4.簋；5.带流罐；6. 腹耳瓮 （圖片來自哈密博物館：《哈密文物精粹》，第163-165、187-189頁） 東黑溝墓地和聚落的器物不多。陶器大體可以分為兩類，第一類為墓葬（M10、M12、M15）和部分石圍建築（X4）出土的單耳圜底罐、單耳平底罐、腹耳壺、雙耳缽和圜底壺，它們與黑溝梁和上廟爾溝I號墓地的接近，應該屬於黑溝梁文化。第二類為石圍建築（F3）和大型石圍建築（GT1）出土的單耳高領罐、雙耳斂口釜、盆、缽、杯、碗、雙耳高領甕、雙耳罐和腹耳罐，個體較大；部分陶器上面繪三角網紋和平行之字紋。這類陶器顯然不同於第一類，可惜哈密地區聚落發掘的少，我們瞭解的不多。其中雙耳高領甕和腹耳罐發現於南灣。同出的器物有銅刀、銅錐、大石磨盤、石磨棒、網墜和紡輪等，均為日常生產和生活器物，第二類陶器恐怕也是如此，而不同於墓葬隨葬陶器。發掘者認為墓葬、石圍建築和大型石圍建築屬於同一時期；因為缺少比較材料，我們無法判斷，暫且留待以後考慮。 金屬器中，銅扣延續了下來，但是表面裝飾鳥紋，與焉布拉克文化不同。銅泡也有很大變化，一種類似於銅鏡，平整，一側有柄，柄上有孔，可以系掛，但是形體很小；另一種大體圓形，中央穿孔。銅耳環沿用焉布拉克文化的複雜的組合耳環（墜子＋環）。銅刀比焉布拉克文化的更為細長，類似於現代醫生用的柳葉刀。銅錐更為細長，有的擰成麻花狀。新出現了動物紋銅牌、帶扣、帶鉤、馬鑣、銅鈴、長柄短劍、銅釘（針形，但是有帽）和銅環（三角形）。銅鏃仍為矛形雙棱，但是銎腔更大，新出現了三棱鏃。它們大多為遊牧民族喜用的馬具、工具、武器和裝飾品（圖十）。在上廟爾溝和托背梁墓地，我們看到了另一個變化。金屬器中鐵器居多，有短劍、刀、鏃、帶鉤、帶扣、泡、環、牌、珠、管、簪和錐。這些器類在焉布拉克時期用銅，現在改用鐵製造。而且據發掘者的報導，在有隨葬品的12座墓葬中，8座出土了鐵器，可見鐵器的使用相當普遍。 圖10、黑溝梁文化的銅器 1.铜刀；2.铜扣；3.铜镜；4. 铜牌；5.铜节约；6.铜带扣；7.铜锥；8.铁刀；9.铜衔；10.铜剑；11.铜剑 （圖片來自哈密博物館：《哈密文物精粹》，第166-172頁） 上述帶有濃厚遊牧文化特徵的冶金技術來自何方？在哈密地區周圍，與黑溝梁墓地同時的遊牧文化發現於阿爾泰山區、米奴辛斯克盆地和圖瓦。黑溝梁的環形柄銅鏡、鉚接柄的複合鏡見於阿爾泰山區；[81]三角形環首帶鉤、鳥形牌和圓形四孔節約見於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爾文化。[82]鳥形帶扣見於三個區域，但是其長方形雙環者只見於圖瓦；[83]條形馬鑣和圓形＋三角形環帶扣也見於該區域。[84]由此看來，雖然現有的資料不能說明黑溝梁的金屬器來源於單個區域的啟發，但是可以肯定黑溝梁接受了遊牧民族的冶金技術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上述的石封堆和豎穴偏室也是遊牧民族的埋葬習俗。魏東等人從I號墓地採集了45例個體，發現了1例個體的大轉子和股骨脊發達，結合其他考古學證據，推測該個體曾經騎馬。[85] 不過，黑溝梁墓地不見上述三個區域的遊牧文化的陶器，這說明黑溝梁居民只是部分接受了歐亞大陸草原帶的遊牧文化。 梅建軍、潛偉和淩勇先後從黑溝梁墓地採集了16個銅器樣品，發現其金屬材質分別為錫青銅（8个）、銅（6个）和黃銅（銅鋅合金，2个）。[86]其中黃銅是新出現的材質，是否與遊牧民族有關尚不得而知。 關於黑溝梁文化的年代範圍，現有的碳十四測年數據不多。黑溝梁墓地只有兩個木頭樣品的數據，結果相當一致，都在768-402BC之間。托背梁墓地有二個C14數據，M15的人骨年代為2160±30BP，M4的人骨年代為1945±35BP，分別相當於210BC和5AD。这些年代数据与器物特征大体吻合，大体给出了768BC-5AD的年代范围。 上述墓地有人稱為廟爾溝類型。[87] 由上述分析來看，它們的陶器和金屬器既繼承了焉布拉克文化的一些器類和器形，又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而且埋葬習俗也發生了變化。其中體現遊牧生活的馬具、工具和裝飾品類金屬器把它們與焉布拉克文化區分開來。因此我們認為，命名一個新文化的條件已經成熟。其中黑溝梁墓地發現較早，而器物群也非常有代表性，因此我們建議命名為“黑溝梁文化”。 三、結論 前文提到的所有遺址（包括焉布拉克）都沒有完全發表，絕大部分只發表了小部分資料，所以本文得到的結論只是階段性的。不過，雖然上述三期的文化遺存之間缺乏地層證據，但是根據埋葬習俗、陶器和金屬器的器類和形態，以及與周邊文化的比較，這種劃分是可以成立的（表一）。可惜碳十四數據仍然偏少，本文仍然無法準確地界定三期文化的年代範圍。总的来说，本文一方面探讨了哈密地区的年代序列和文化变化问题，一方面也揭开了问题，为以后的研究铺垫道路。 天山北路文化的遺址只有一處，也就是天山北路墓地。由於在該墓地大量墓葬已經發掘，出土了大量的陶器和金屬器，资料极其丰富。可惜發掘報告至今沒有出版，我们只能认识该文化的局部情况。該墓地流行豎穴土坑，部分土坑坑壁用土坯加固。人骨多單人側身屈肢葬，多屬於東亞蒙古人種，也有少量高加索人種和兩個人種的混血。除了個別器類，該墓地的陶器在陶質、陶色、器類組合和紋樣各個方面，都與河西走廊的四壩文化相似。同樣，該墓地出土的許多金屬器器類如直銎斧、銅泡、聯珠泡、串珠、銅管、耳環、銅扣、銅鏡、耳環、銅手鏈、銅刀和銅鑿見於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卡拉蘇克文化；與此同時，其材質以錫青銅為主，還有純銅和砷銅，這種組合也與卡拉蘇克文化相近。這些器類和材質也與四壩文化的相近。由陶器和金屬器材料，我們可以推測，天山北路的冶金技術可能起源於卡拉蘇克文化，但是直接來源於四壩文化。但是天山北路的居民並非完全照搬卡拉蘇克或者四壩的冶金技術，他們發明或者改造了一些器類，如鏤空銅牌、銅螺旋管、銅鈴和亞腰形銅牌。天山北路墓地缺乏確切的碳十四年代，但是通過與四壩文化相比對，推定其年代範圍為1880-1530BC。 焉布拉克文化的遺址已經發現不少，如腐殖酸廠、南灣、五堡、拜契爾、 艾斯克霞爾、拉甫喬克、亞爾、薩伊吐爾和寒氣溝，分佈於東天山南北兩側，主要分佈於哈密盆地，也見於東天山的河谷。相對而言，焉布拉克墓地的發表資料比較豐富，但是人骨大多殘碎；與天山北路墓地的墓主一樣，他們大多屬於蒙古人種，少數屬於高加索人種。與天山北路文化相比，焉布拉克墓地的陶器群既有連續性，也有顯著的變化，新出現了單耳缽、腹耳壺和豆，彩陶紋樣中流行橫向之字紋、平行線紋、S紋和十字紋。關於這些新因素的來源，我們現在還不清楚。同樣，焉布拉克墓地出土的金屬器既繼承了天山北路文化的的特徵，又有所變化。它們延續了大部分器類，仍然以裝飾品居多，而工具和武器有所减少，其製作趨於粗糙、小型化。其材質包括錫青銅、純銅和砷銅，而以錫青銅為主。這種多金屬材料與天山北路接近，而錫青銅居多也與之相似。除了銅質器物，本期還出現了鐵器。關於焉布拉克墓地的年代，現有 12個碳十四數據，不過經過校正後的年代範圍都與焉布拉克墓地的相對年代不吻合。與之接近的蘇貝希文化，碳十四年代在1122－926和1261-1041BC之間，可作為焉布拉克文化年代範圍的參照。 已經發掘的黑溝梁文化遺址為數已經不少，有黑溝梁、廟爾溝、射月溝、柳樹溝、東黑溝、峽溝和托背梁。其中除了墓地，還有聚落。這些遺址只分佈於東天山南北麓，不見於哈密盆地。與天山北路和焉布拉克文化相比，該文化的面貌既有所繼承，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墓室除了豎穴土坑，還有豎穴偏室，上面覆蓋圓形和環形封堆。陶器中只有腹耳壺接近焉布拉克文化。帶流罐和雙耳圜底釜則不見於焉布拉克文化，也不见于米奴辛斯克盆地的塔加尔、图瓦的乌尤克、阿尔泰山区的巴泽雷克文化以及蒙古和贝加尔湖周围的匈奴文化。這些新器類從何處來目前尚不得而知。金屬器中，新出現了動物紋銅牌、帶扣、帶鉤、馬鑣、銅鈴、長柄短劍、銅釘（針形，但是有帽）、銅環（三角形）。它們都是遊牧民族喜用的馬具、武器和裝飾品，而且流行動物紋樣，說明該文化居民吸收了西元前一千紀歐亞草原帶塔加爾文化、烏尤克與巴澤雷克等文化的養分。此外鐵器更為普遍，部分原先用銅製作的器物如刀、鏃、帶扣現在用鐵製作。該文化的年代大体在768BC-5AD之間。 [1]本論文為國家社科基金專案《新疆史前金屬器》（批准號11BKG007）的階段性成果。 [2] F. Bergm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Sinkiang, Stockholm, Bokv?rlags Aktiebolaget Thule, 1939，pp.14-15. P. Teihard de Chardin and C.C.Young, “On some neolithic (and possibly palaeolithic) finds in Mongolia, Sinkiang and west China”, Bulletin of the Geological Society of China, Vol. Ⅻ, No. 1-2, Peiping, 1933，pp.83-104. [3] 陳戈、張玉忠：《世紀之交新疆考古學的回顧與展望》，《西域研究》1999年第1期，第3頁。 [4] 李遇春：《新疆發現的彩陶》，《考古》1959年第3期，第153-154頁。 [5] 發掘資料見下列各遺址的註腳，這裏只列舉調查資料。史樹青：《新疆文物調查隨筆》，《文物》1960年第6期，第22-31頁；吳震：《新疆東部的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4年第7期，第333-341頁；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出土文物》，文物出版社，1975年，圖版柒；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建國以來新疆考古的主要收穫》，《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文物出版社，1979年，第170-171頁；黃文弼：《新疆考古發掘報告》，文物出版社，1983年，第1-13頁；王炳華：《新疆東部發現的幾批銅器》，《考古》1986年第10期，第887-891頁。 [6] 陳戈：《關於新疆新石器時代文化的新認識》，《考古》1987年第4期，第343-351，322頁；陳戈、張玉忠：《世紀之交新疆考古學的回顧與展望》，第5頁。 [7] 韓建業：《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文物出版社，2007年；張鳳：《新疆東部地區古文化探微》，《西域研究》2010年第2期，第44-52頁；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會的考古學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2-57頁。 [8] 陳戈：《新疆史前文化》，《西北民族研究》1995年第1期，第50頁；陳戈、張玉忠：《世紀之交新疆考古學的回顧與展望》，第7-8頁。 [9] 韓建業：《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第41頁；郭物：《新疆史前晚期社會的考古學研究》，第42頁。 [10] 此部分根據作者與常喜恩的個人交流（2003年2月16-25日）以及常喜恩：《哈密市雅滿蘇礦、林場辦事處古代墓葬》，《中國考古學年鑒》1989年，文物出版社，第274-275頁；哈密墓地發掘組：《哈密林場辦事處、雅滿蘇礦採購站墓地》，《中國考古學年鑒》1989年，文物出版社，第330-331頁；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新疆石器時代與青銅時代》，文物出版社，2008年，第325-348頁。 [11]李水城：《從考古發現看西元前二千紀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流》，《新疆文物》1999年第1期，第58頁；李水城：《天山北路墓地一期遺存分析》，《吐魯番學研究》2009年第1期，第1-3頁。 [12] 張良仁、王輝：《張掖市西城驛遺址的彩陶》，《北方民族考古》第2輯，第91-101頁。 [13] 李水城：《從考古發現看西元前二千紀東西方文化的碰撞與交流》，第59-60頁； [14]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铜器的初步研究》，《文物》2001年第6期，第80頁，圖一；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第182-183頁，圖一五至圖一八。 [15]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区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銅器的初步研究》，第80頁，圖一：7。 [16] M. К. Кадырбаев, Ж. Курманкулов, Культура древних скотоводов и металлургов Сары-Арки, Алма-Ата, Гылым, 1992, с.59, рис.30. [17] J. Mei,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ic Xinjiang,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865, Oxford, Archaeopress, 2000, p.38. [18] 潛偉：《新疆哈密地區史前時期銅器及其與鄰近地區文化的關係》，第101頁。 [19] J. Mei, Copper and Bronze Metallurgy in Late Prehistoric Xinjiang, p.38. 潛偉：《新疆哈密地區史前時期銅器及其與鄰近地區文化的關係》，知識產權出版社，2006年，第38頁。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區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銅器的初步研究》，第81－87頁。 [20]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區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銅器的初步研究》，第80頁，圖一：6。 [21] 呂恩國、常喜恩、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圖一七：9。 [22] 文中提到的參照器物見於M. П. Грязнов, М. Н. Комарова, И. П. Лазаретов, А. В. Поляков, М. Н. Пшеницына, Могильник Кюргеннер эпохи поздней бронзы среднего Енисея,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10, рис.38: 4, рис.32: 21, рис.36: 17, 15; Л. П. Зяблин, Карасукский могильник Малые Коп?ны 3, Москва, 1977, рис.30: 27, рис.13: 2, 1; E. N. Chernykh, Ancient Metallurgy in the USSR: The Early Metal A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fig.91: 15, 9; K. “Jettmar, The Karasuk Culture and Its South-eastern Affinities”, Bulletin of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22(1950), pp.83-140, Pl.2: 31, Pl.3: 1; Н. Л. Членова, Хронология памятников карасукской эпохи,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1972, Таблица 7: 3, Таблица 10: 53. [2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考古科技實驗研究中心：《放射性碳素測定年代報告（二三）》，《考古》1996年第7期，第70頁。 [24]呂恩國、常喜恩和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第184頁。 [25]北京科技大學冶金與材料史研究所等：《新疆哈密天山北路墓地出土銅器的初步研究》，第81頁。 [26] 潛偉：《新疆哈密地區史前時期銅器及其與鄰近地區文化的關係》，第87頁。 [27] 韓建業：《新疆的青銅時代和早期鐵器時代文化》，第99頁。 [28] 張良仁、王輝：《張掖市西城驛遺址的彩陶》，《北方民族考古》第2輯，2015年，第91-101頁。張雪蓮、張良仁、王輝、盧雪峰、陳國科、王鵬：《張掖市西城驛遺址的碳十四測年及初步分析》，《华夏考古》第4期，第38-45页。 [29] 張成安、常喜恩：《哈密腐殖酸廠墓地調查》，《新疆文物》1998年1期，第36-40頁。 [30] 常喜恩：《巴裏坤南灣墓地66號墓清理簡報》，《新疆文物》1985年第1期，第4、16頁；新疆考古研究所：《巴裏坤縣南灣M95號墓試掘簡報》，《考古與文物》1987年第5期，第7-8頁。 [31]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哈密五堡墓地151、152號墓葬》，《新疆文物》1992年第3期，第1-10頁。 [32] 托乎提·吐拉洪：《新疆伊吾縣拜契爾墓地進行搶救性考古發掘》，《中國文物報》2005年2月4日。 [33] 此部分原始材料來自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區文物管理所：《新疆哈密市艾斯克霞爾墓地的發掘》，《考古》2002年第6期，第30-41頁。 [34]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拉甫喬克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遺址》，《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4期，第105-106頁。 [35] 胡望林：《哈密市亞爾墓地考古發掘》，《2013-－2014文物考古年報》，第15-16頁。 [36] 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市花園鄉薩伊吐爾墓地考古發掘報告》，《新疆文物》2014年第1期，第65-75頁。胡望林：《哈密市薩伊吐爾墓地考古發掘》，《2013-－2014文物考古年報》，第13-14頁。 [37]此部分取自兩篇內容大體相同但是編輯水準不同的簡報。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區文管所：《新疆哈密寒氣溝墓地發掘簡報》，《新疆文物》1996年第2期，第23-30頁；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密地區文管所：《新疆哈密市寒氣溝墓地發掘簡報》，《考古》1997年第9期，第33-38頁。 [3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幹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考古學報》1989年第3期，第326頁。 [39] 李遇春：《新疆發現的彩陶》，《考古》1959年第3期，第153頁。 [40] 黃文弼：《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57-1958）》，第1-9頁。 [41]呂恩國、常喜恩和王炳華：《新疆青銅時代考古文化淺論》，第187頁。 [42]黃文弼：《新疆考古發掘報告（1957-1958）》，第9頁。 [43]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幹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第327頁。 [44]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幹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第337-352頁。 [45]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幹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第354-355頁。新疆文物事業管理局、新疆文物考古研究所：《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物考古五十年》，第483頁。陳戈：《略論焉不拉克文化》，《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第84頁。 [46] 陳戈：《略論焉不拉克文化》，《西域研究》1991年第1期，第84頁。 [47] 新疆考古研究所東疆隊：《新疆哈密拉甫喬克發現新石器時代晚期墓葬》，《考古與文物》1984年第4期，第105-106頁。 [48]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文化廳文物處、新疆大學歷史系文博幹部專修班：《新疆哈密焉布拉克古墓地》，第356頁。 [49] 李遇春：《新疆發現的彩陶》，《考古》1959年第3期，第153頁；吳震：《新疆東部的幾處新石器時代遺址，《考古》1964年第7期，第334-335頁；哈密地區文管所：《哈密沁城白山遺址調查》，《新疆文物》1988年第1期，第12-16頁；張承安、常喜恩：《哈密腐殖酸廠墓地調查》，《新疆文物》1998年第1期，3第6-40頁。 [50] 陳戈：《來稿照登》，《新疆文物》1991年第1期，第97-99頁；陳戈：《焉不拉克文化補說》，《新疆文物》1991年1期，第48-52頁。
编者案：本文原载于余太山等主编《欧亚学刊》新5辑（总第15集），页1-18。引用请据原文。因文字超限，注释部分的51-87将在回复中贴出。 本公众号由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运营。 文稿审核|沈睿文 排版编辑|马强 钱雨琨 出品单位|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 投稿邮箱|feiwen2@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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