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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系国家行政学院政治学教研部 内容提要 政党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受到两种认同的约束，即“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规则认同”主要指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是来自于组织规则所赋予组织的行为规范而产生的认同；“目标认同”主要是指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是来自于组织所要达到的目标。现实中，政党组织在竞争的环境下总是不断地调整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在“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中寻找平衡点。 学术界有一种声音认为，现代政党政治发展到今天，政党认同和政党竞争已经越来越远离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和追求。然而笔者认为，政党意识形态及其差异性和适应性仍然是现代政党认同和政党竞争的核心因素，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和意义。 “规则认同”与“目标认同”的平衡：意识形态转型的四个评价标准 政党意识形态转型过程中要受到两种认同的约束，即“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规则认同”主要指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是来自于组织规则所赋予组织的行为规范而产生的认同；“目标认同”主要是指组织成员对于组织的认同是来自于组织所要达到的目标。现实中，政党组织在竞争的环境下总是不断地调整他们的意识形态，并且在“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中寻找平衡点。因此，当政党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转型且重新定位时，必须要解释清楚转型的逻辑依据和本质内容，保持“规则认同”和“目标认同”的平衡性，以保证社会大众的“规则认同”不会受到伤害。笔者在这里提出衡量和评价政党意识形态转型是否成功的四项标准：第一，通过建立新的政治话语体系与导致政党大选失利的、过时的政党意识形态形成鲜明对比；第二，为了保持政党的连续性和一致性要追本溯源，寻求政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本源和真实性”；第三，在复杂的环境背景下，提出一个清晰、富有逻辑性的政策宣言和政策议程；第四，在与竞争对手的选举对抗中，获得政治话语上的优势。 英国保守党意识形态转型的成功与失败 其一，意识形态转型的成功因素。 其二，意识形态转型的困境。 首先，2006年卡梅伦曾向外界透露出一种信号，称自己是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的继承人（Heir to Blair）。这一信息引起了保守党内部和外部选民的强烈震动和不安，使保守党内部人士和传统支持者认为卡梅伦意在推动保守党的意识形态转向“中间地带”，进而完全否定保守党的历史和传统。同时，对于“布莱尔”的暧昧也意味着卡梅伦对于撒切尔夫人所留下的政治遗产的摇摆不定。一方面，卡梅伦对撒切尔夫人的功绩和个人魅力大加赞赏，肯定她对于保守党在意识形态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他又试图回避1980年代由撒切尔夫人所实施的一系列经济私有化、金融化政策是造成后任工党政府不得不以借贷与透支作为经济发展模式的起始原因这一问题。在这背后，我们可以看出卡梅伦失去了向选民构建自己区别于撒切尔夫人时期意识形态的机会。 其次，卡梅伦指出了英国所存在的“社会排斥”和“社会系统紊乱”的社会问题，此后又一直强调“信任和责任”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的重要性。然而，公民“信任和责任”意识的发挥需要继承和发扬保守党传统思想“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默认“收缩政府的权力边界，前移社会力量的边界”为原则，强调“地方自治、自由、自我帮助、个人主义”的核心要素。这使保守党的意识形态转型陷入了困境和矛盾。一方面强调要回到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信任和责任”的意识形态，另一方面却又要强调“父权式保守主义”所支撑的系统的政府干预社会融合和责任感。这一时期，卡梅伦试图保持保守党意识形态的连续性并寻求意识形态的“本源”，为意识形态的重新定位找到依据。然而，相互矛盾的本源却给保守党意识形态的转型带来了不小的危机。 再次，卡梅伦对于布莱尔的暧昧情结对于撒切尔夫人政治遗产的摇摆不定，以及对于寻求保守党传统意识形态的根源的多重性，直接导致保守党未能够及时提出能够适应复杂环境的、清晰的、富有逻辑性的政策宣言和政策纲领。面对“破碎社会”的问题，卡梅伦提出了以“大社会”来取代“大政府”的理念。2007年后，卡梅伦先提出“合作运动”，后又提出“大社会”的理念，强调个人对社区和社会的回归，而不是受制于巨大的国家机器。这又是一个自相矛盾的问题。“破碎的社会”本身内含了“社会”所存在的能力问题，暗含着“如果社会有病社会是破碎的，社会又如何有能力来依靠社会的责任解决自身问题”，似乎还需要向“国家干预”去寻找答案，需要政府培育社会成员间的信任，并创造社会成员承担责任的条件。 卡梅伦在推动保守党意识形态转型中并没有实质性地形成绝对的政治话语优势，没有形成一种独特的，既区别于工党，又区别于其前任政府理念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意识形态的“左右”徘徊中失去了清晰定位保守党意识形态的机会。 小编：lt 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国关国政外交学人平台观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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