彩陶，是史前时代编绘的一个梦幻世界。中外许多史前文化中，都发现了史前彩陶，彩陶的世界那么精妙，那么迷幻，深深打动了我们。 在了解到彩陶的主要内涵之后，我们会很自然地追踪起彩陶的源头来。中国史前彩陶分布地域很广，南北东西都有发现，彩陶艺术传统从何处起源成为一个必答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许多学者前后经历了八十多年的努力，现在也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 我自己也在探索中不留神成为彩陶追踪者，居然与彩陶亲密接触也有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自以为在彩陶上看到了前人没有看到的景致，觉得似乎向着源头的方向又跨出了一步，为后来者的研究提示了另一个思路。 1998年我往西北从事田野考古工作，主要负责史前遗址的调查与发掘。起初我并不知自己去西北可以做出些什么，结果我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文化源头，以为寻到了史前中国彩陶文化的源头，因此得出了与传统认识完全不同的结论。 瑞典学者安特生于1921年发掘河南渑池仰韶村遗址之后，提出了“仰韶文化”的命名，又称之为“彩陶文化”，从此彩陶的研究进入中国学术领域。 在中国突然发现的彩陶文化有怎样的发展过程，它又是怎样起源的？在这样的思考中安特生将他的目光转向了西亚，他推测中国彩陶并非本土起源，它的技术与文化传统应当是来自遥远的西方。安特生将自己的研究方向转到中国西北，他推测那里应存在着一条彩陶自西向东传播的通道。 安特生1923～1924年沿黄河西行，去追溯仰韶文化和彩陶文化的源头。他在甘肃和青海一带发现了丰富的古文化遗存，发现了比中原数量更多的彩陶，这使得他留连忘返，一直在那里呆了近两个年头。 安特生发现了六种考古学文化遗存，在这些文化中都见到了彩陶，他认为这些考古学文化处于新石器时代晚期至向青铜时代过渡的时期，绝对年代约在公元前3500～前1500年之间，包括仰韶在内它们代表了六个发展阶段，它们是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辛店期、寺洼期和沙井期，这便是他创建的“六期说”。将齐家期放在仰韶期之前，齐家期简单而质朴的彩陶纹饰，被认定是彩陶开始出现的证据。 安特生在甘肃地区发现的大量彩陶，现在看来大多不属于中原仰韶文化范畴，内涵与时代都有不同。 虽然包括他在内的一些国外的研究者急于将中国彩陶与西亚彩陶相提并论，由此倡导中国文化很早就表现有西来特征的学说，但是他所找到的证据虽然在他看来是那样确凿无疑，当时的提法在后来者看来其实并不能成立。尽管在后来还有一些研究者仍然着力于演绎中国彩陶西来说，但在大量新发现面前，那些论说早已没有了存在的根基，从研究的理论与方法层面上暴露出许多无法弥合的漏洞。 中国考古学家在大半个世纪以前就纠正了安特生在学术上出现的错误。 1937年尹达先生即撰文指出，仰韶村遗址包含有龙山文化遗存，甘肃史前文化的齐家期不一定早于仰韶期（《龙山文化与仰韶文化之分析》，《新石器时代》，三联书店，1979）。1945年以后，夏鼐先生通过在甘肃的一系列发掘，澄清了安特生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所犯的层位颠倒的错误，他指出甘肃地区史前文化正确的时间顺序应当是仰韶文化、马厂文化、齐家文化，后面的辛店、寺洼、沙井文化已进入青铜时代（《临洮寺洼山发掘记》，《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1949；《齐家期墓葬的发现及其年代之改定》，《中国考古学报》第三册，1948）。安特生所说的甘肃古文化六期中的“仰韶期”，主要内涵是20多年后夏鼐命名的马家窑文化，后来的一些研究者常常称之为甘肃仰韶文化，但并不能等同于起先发现于黄河中游的仰韶文化。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甘肃及邻近的青海东部地区新发现大量的马家窑文化遗址，同时也进行了一些发掘工作，为马家窑文化及彩陶来源的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 关于马家窑文化与仰韶文化的关系，体现在彩陶上的线索非常明确，石兴邦先生就此进行了探讨，他在1962年发表的一文中认为马家窑文化彩陶受到庙底沟类型彩陶的影响，纹饰母题与演变规律都有相似之处（《有关马家窑文化的一些问题》，《考古》1962年6期）。严文明先生1978年发表的《甘肃彩陶的源流》，论及半坡类型向陇东和庙底沟类型向陇西及青海东部的扩展，认为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源起与中原地区的仰韶文化有关（《文物》1978年10期）。 马家窑与仰韶文化的关系，在以后揭示的多处地层证据中得到进一步确认。在临洮马家窑—瓦家坪遗址，发现了马家窑文化叠压在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之上的地层关系；在武山石岭下遗址，发现了早于马家窑类型的石岭下类型遗存；在天水罗家沟遗址，又发现庙底沟类型、石岭下类型与马家窑类型由早到晚的三叠层关系，有关马家窑彩陶来源的研究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后来又发掘了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与西山坪、武山傅家门等遗址，不仅在在地层上确认了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的早晚关系，出土大量彩陶也为追寻彩陶的源头找到了线索。
 秦安大地湾四期文化双旋纹彩陶
一部分研究者所称的石岭下类型，主要分布于渭河上游的秦安、天水、武山一带。也有一部分研究者将这一内涵的文化直接称为仰韶晚期文化，特别是像秦安大地湾四期文化的面貌，与仰韶时期的庙底沟文化表现有更多的联系。 表现在彩陶上，石岭下类型承续了庙底沟文化的一些特点，如圆点、三角、旋纹图案都有相似之处。石岭下类型也孕育了马家窑类型彩陶因素，如较多旋纹，特别是形似变形鸟纹的旋纹与圆圈纹奠定了马家窑类型彩陶纹饰演变的基础。根据大地湾等遗址木炭标本碳14测定结果判断，石岭下类型年代约为公元前3500～前3000年，年代上限大体与庙底沟文化相衔接。先前许多学者认为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的继续与发展，可见证据是越来越充实了。  石岭下类型旋纹彩陶 甘肃境内既有仰韶早中期半坡和庙底沟文化分布，又有仰韶晚期文化发现，在青海东部也有仰韶中晚期文化遗存发现。由这些发现看，我们就可以为甘肃彩陶繁荣时期的兴起作出一个基本的判断，甘肃及青海东部地区在距今6000年前左右，就已经是仰韶文化的分布区域，马家窑文化彩陶的来源应当就在这个本土区域，应当就是仰韶时期的庙底沟文化，与遥远的西方没有什么关系。 当然这是安特生当年所没有见到的资料，我们排除他在主观因素和方法论上的原因不论，那时资料的不系统不完善也是出现“西来说”错误的一个重要原因。 随着田野考古的深入，后来又在秦安大地湾、天水师赵村和西山坪遗址发现更早的前仰韶文化彩陶，这些具有初始特征的彩陶，将甘肃及以西邻近地区彩陶起源的年代追溯到了距今7000年前的年代。 已有的发现完全能证实甘肃史前彩陶具有完整的起源与发展序列，这样的序列不仅在中国其他区域没有见到，在世界其他区域也没有见到，由这一个角度看，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原始艺术生长的典型区域。
大地湾一期彩陶宽带纹 甘肃及邻近区域的彩陶，距今7000年以前起源于陇东至关中西部边缘一带，经过半坡和庙底沟文化时期的提升发展，到马家窑文化时期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前仰韶和仰韶前期（半坡和庙底沟）的彩陶，与关中地区属于同一系统，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传播动能。自仰韶文化晚期即大地湾四期文化（石岭下类型）开始，彩陶体现出一定的地域特色。进入马家窑文化时期，彩陶的地域特色彰显，形成独特的纹饰发展演变体系。  大地湾彩陶二期（半坡）文化鱼纹彩陶
 大地湾三期（庙底沟）文化彩陶
甘青地区彩陶纹饰演变的主线，即由旋纹向四圆圈纹的演变趋势，以往一些研究者已有明察。 张朋川先生对于旋纹向四大圆圈纹发展的脉络，曾经有比较明晰的勾勒。他说“以石岭下彩陶的变体鸟纹发展成以圆点纹为旋心的二方连续纹。石岭下彩陶的瓶和罐经常将变体鸟纹列在上层，将变体鱼纹列在下层，而结合成分层的图案。”（《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虽然对于这些与旋纹相关的纹饰究竟是不是鸟纹和鱼纹的变体还需要斟酌，但他对纹饰演变过程的描述却是可取的。 他进一步指出，“马家窑类型彩陶这类图案花纹的结构与石岭下类型彩陶相同，以表示头的圆圈为旋心，圆圈两边斜对的弧边三角纹反向地旋动。但在弧边三角纹内出现了小圆点，作为旋心的圆愈来愈大，由圆点纹变为同心圆纹，显示出旋纹的雏形。发展到半山文化时期，旋纹有了成熟的面貌，成为半山类型彩陶的主要花纹。半山的旋纹完全成为脱离了自然形的几何图案，早期的旋纹，实体的弧边三角纹变成弧边三角的线纹，斜对的弧边三角纹之间的距离拉长，旋心圆之间以两或三根旋线连接起来。半山中期旋纹的旋心圆不断扩大，旋心圆中饰以圆点、十字、对三角等简单的花纹，以红色带纹作为连接旋心的旋线……。发展到半山晚期，旋纹的旋心圆变为大圆圈，圈内的花纹较复杂，有网纹、叶纹或十字、米字的间隙中再填圆点等各种花纹。”“发展到马厂时期，四大圈之间连接的旋纹消失，这种四大圈纹成为马厂彩陶的代表花纹之一。”（《中国彩陶图谱》，文物出版社，1990）圆圈纹内结构多样的填纹，在马厂时期又有了更多变化。  马家窑文化彩陶由旋纹向四大圆圈纹 的演变（依张朋川原图改绘） 
马家窑文化彩陶由旋纹向四大圆圈纹 的演变（依张朋川原图改绘） 这样说来，西北地区的马家窑文化是承继庙底沟文化发展起来的，而庙底沟文化及更早的考古学文化已经在西北形成体系且发展有序，那马家窑文化的来源应当是在本土，不存在我们意念中的西源（西亚）与东源（中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