仰韶文化中的半坡类型与庙底沟类型

二十世纪20年代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年代。本文回顾了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发现含彩色陶器的史前文化的经过，幷介绍了仰韶文化的发现和研究历程。

二十世纪初，中国考古学方兴，考古发现寥若晨星，然而二十年代却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史上最重要的年代。

仰韶村

以仰望韶山为名的仰韶村，位于河南渑池县黄河南岸，饮牛河西侧，是豫西的一个普通的山村。在旧中国，它和千万农村一样，贫穷、愚昧、落后。1921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这里发现了含彩色陶器的史前文化，被定名为仰韶文化，从此“仰韶”这个名字逐渐进入世人的记忆和视觉。

1914年安特生来华受聘于北平的北洋政府，1918年他曾来仰韶村调查古生物化石。1921年他第二次进入仰韶时，在村南的冲沟断崖上发现了含有石器和彩陶片的地层，当年10月进行了首次发掘，对这些出土文物的类型品分析，安特生第一次把它定名为仰韶文化〔1〕。1923年安特生在去甘青考古调查途经西安，在十里铺发现了仰韶文化遗址，在青海西宁朱家寨、贵德罗汉堂也发现仰韶文化遗址。安特生在他的地质旅行中向世界第一次报导了这些重大发现。

半坡村遗址

五十年代考古研究所河南调查团对仰韶遗址作了新的调查，并进行了第二次发掘〔2〕，八十年代河南省文物工作者对仰韶遗址进行了第三次发掘〔3〕。仰韶村遗址面积36万平方米，包含仰韶、龙山文化两个不同时期的文物，仰韶文化又可分为两个不同发展阶段，一是属于后来发现的仰韶庙底沟类型，二是相同于豫西、晋南及关中地区的仰韶文化晚期遗存。仰韶遗址的先民已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锄农业阶段，兼有采集渔猎等经济活动。遗址出土物相对较少，但很具特色。渑池地区黄河对岸的汾河流域临汾盆地也是仰韶文化产生的摇兰，1926年中国学者李济等人首次发掘了夏县西阴村〔4〕，所获遗物中的陶器和彩陶片完全相同于仰韶遗址，给这个刚诞生不久的仰韶文化有力的支特。此后黄河中游一系列仰韶文化的考古发现所包含的红色、橙黄色的彩色陶器群，作为中华远古黄土儿女创造的一种文化特色而闻名中外。

半坡村

西安东郊白鹿原下，浐河东岸二级台地的一个小村庄。它背原临河，地势优越。1953年发现古遗址，面积约5万平方米。1954—1957年，考古学家石兴邦主持发掘了半坡遗址，揭露出大致完整的原始聚落（包括房址、地窖、壕沟、窑址、墓地）。考古学家把该遗址中出土的圜底钵、细頚壶、尖底瓶、折腹盆、小平底瓮、敛口罐等一群红色陶器和彩陶归入仰韶文化系统之中。事实上半坡出土的彩陶和陶器的器形、纹饰大部份并不同于仰韶村遗址。它的彩陶彩绘颜色是红地黑彩，陶盆除外壁口沿施彩外，有一定数量的盆内彩绘。花纹母题以动物图案如人面鱼、鱼、鹿、蛙为主，鱼纹最具特色，彩陶中以直线、折线、直线三角，网纹等规整的几何形花纹为主，部分几何形花纹来自鱼纹图形渐次抽象化演变而成〔5〕。

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

庙底沟

庙底沟在仰韶村西约50公里的陕县（现三门峡市）南关，北临涧河的台地上。是三门峡水库区考古队发现的一处内涵丰富的古遗址，面积24万平方米。1956－1957年，安志敏主持了庙底沟遗址的大面积发掘，发现仰韶文化庙底沟工期的房址2座，灰坑168个，以及早期龙山文化（庙底沟Ⅱ期）的房址、灰坑、墓葬等遗迹，出土了一批陶器、骨器、石器等遗物，复原了近700件陶器，提供了与仰韶村类同的彩陶和器物群。庙底沟彩色陶器较多，器形以曲腹小平底碗、卷唇鼓腹盆、敛口罐、高领罐为主、彩陶多黑彩少红彩，有白衣彩陶，陶盆少见盆内施彩。彩绘图案多由圆点，弧线、钩叶、弧形三角构成的花卉，垂弧纹、花叶纹等。彩陶富弧线美、圆润流畅，部分几何形花纹来自鸟纹图形抽象化演变而成，动物花纹较少仅有少量鸟纹、蛙纹，还发现不见于半坡的陶釜、陶灶。庙底沟遗址的发掘极大丰富了仰韶文化的内涵，它可以代表和反映仰韶文化的面貌。

仰韶文化分类

1958年，以半坡遗址保存的考古遗迹为基础建成我国第一座遗址博物馆。陈列室放置展出半坡出土的文物精品。半坡博物馆向世界和国人提供了仰韶文化最实感的文物资料，宣传了黄河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自此，半坡文化就成了仰韶文化最典型的代表，半坡作为仰韶文化写进各种历史教科书，流传至今。人们对仰韶村遗存反而渐渐淡忘了。

1959年，记录庙底沟发掘成果的田野报告《庙底沟与三里桥》〔6〕先于半坡发掘报告问世。仰韶庙底沟与仰韶半坡的差别是一望而知的，1959年《考古》第10期同时发表了安志敏《试论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石兴邦《黄河流域原始社会考古研究上的若干问题》，两篇文章引发了有关庙底沟与半坡的争论，考古界第一次在仰韶文化中使用“类型”这一概念。60年代初，围绕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的差别、文化性质，孰早孰晚掀起一阵争论的旋风，从事史前考古的学者几乎都被卷进这次旋风之中。事隔不久，仰韶文化的类型就增多起来，如后岗类型、王湾类型、秦王寨类型等。

仰韶文化诸类型分布图

1965年，考古学家苏秉琦在《考古学报》发表《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7〕，对仰韶文化的类型、社会性质，及其与周邻原始文化的关系作了全面的探讨，并分析了西安半坡的各种文化因素，界定半坡类型只限于半坡遗址的早期遗物，苏先生择出庙底沟、半坡两类型的典型器物如尖底瓶、彩陶盆、细颈瓶（壶）进行分析对比，发现两类型中的两种尖底瓶（双唇口与葫芦口），瓶口各异，但变化序列相似，两类型中主要彩绘图案作风变化序列相似，但彩陶盆有鼓腹平底与折腹圜底之差别，彩陶母题也有鸟纹与鱼纹之不同，两类型的陶瓶变化相似，但前者葫芦口，后者细口长颈，造型不同。苏先生认为庙底沟类型与半坡类型两者应是大体同时的，两者曾经经历过一段类似的发展过程，不存在两类型之间的衔接和转变的迹象。这种真知灼见为后来仰韶文化不断发现的新材料证实。

1984年，主持过西安半坡发掘的考古学家石兴邦为《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撰写仰韶文化辞条，他介绍了仰韶文化的发现、研究、分区和类型、聚落布局、房屋建筑、社会经济、工艺技术、墓地葬俗、艺术、社会生活。在辞条中他把仰韶文化分为四个时期、四个地区、八个类型。关中、晋南、豫西是它的中心区，第一期到第四期依次为半坡类型、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8〕，在这里，类型被赋有分期的早晚意义。

仰韶文化主要类型

有些学者对仰韶文化的类型划分并不认同，有学者指出：“所谓的仰韶文化实际上是一个庞杂的复合体，它包含了几个不同文化系统和不同发展阶段的考古学文化”，“既然仰韶文化是以河南仰韶村遗址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严格地说只能包含和仰韶村遗址一、二期文化面貌相同的文化遗存。”〔9〕

仰韶文化半坡类型

渭河流域的关中盆地是半坡类型文化的中心，发现与发掘的重要遗址也多，如半坡、北首岭、姜寨等，它们虽然都是环壕聚落，但各遗址的布局，情景有不少差别。

半坡聚落第一次向人们揭示了六千多年前黄河流域的原始村庄。清理了46座房址，密集的建筑群包括早、晚两期，房屋有圆形、方形，有半地穴式也有地面框架建筑，包括大中小型组合，以中型为主，每座房址都有烧火坑，门朝南开，座落在南边中心的是一座160平方米的大房址，围遶村子有300多米的壕沟，沟北为氏族公共墓地，清理了100多座成人土坑墓，小孩瓮棺葬多埋在房屋附近。沟东是陶器生产区，清理了6座窑址〔10〕。由于半坡只发掘了遗址的五分之一，它的布局尚未完整揭露出来。

半坡聚落复原图

相对来说宝鸡的北首岭就比半坡布局完整。北首岭位于金陵河汇入渭河的西侧台地上，遗址中心有一南北宽50米的广场，西侧有一座90平方米的大房子，其余均为中型半地穴式房址约有20多座分布在广场的北、东北、西㈡南、南侧，房址门道均开向广场，公共墓地在居址南边，和房址相隔30米北首岭遗址提供瞭望门居的布局模式〔11〕。

北首岭遗址复原房址

西距半坡十余公里的临潼姜寨遗址揭示了一个比半坡、北首岭更完整的聚落。村庄成椭圆形，中心为一地势略低的广场，面积约5千平方米，在其周围的东西、南、北、西北分布有一个建筑群，共计房址一百多座。每一群房屋都由一座大房子，十几座或二十几座中小房子组成，各群房屋门道朝向中心广场，形成了一个团结向心的村庄，在房屋附近分布着各有归属的几百个窖穴和二百多个小孩瓮棺，居住区西边临河、北、东、南各挖有三段宽深约2米的围护沟，沟外清理了170多座成人土坑墓，是氏族的公共墓地。村西小河边也清理了几座烧制陶器的窑。广场内还发掘出牲畜圈栏，道路等。在村庄东边的南、北两个路口及村北壕沟凹突处各修有一处用作瞭望、守护的“哨所”〔12〕。

姜寨遗址复原图

以上这些遗址虽然有所差别，但只是大同小异，它们所呈现的清晰、完整、典型的聚落模式均属半坡类型（文化）。至今我们尚未发现庙底沟类型（文化）的聚落形态。近年，陕西高陵杨官寨遗址据说发现庙底沟类型的壕沟，该遗址中的西王村类型遗址存中发现成排的房址布局〔13〕。

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

最近十年仰韶文化的一项重大成果是河南灵宝西坡的发掘。西坡位于灵宝阳平镇，在阳平铸鼎原周围分布有密集的遗址群，其中仰韶文化遗址就有24处，是庙底沟类型（文化）最密集的分布区。2000年开始，铸鼎原联合考古队对其中的西坡遗址进行了多次的发掘，西坡遗址（庙底沟类型后期）出土成套大型陶器、玉器、骨器，墓葬随葬礼器（陶簋、大口缸、玉钺），发现有大型房址F106，占地240平方米〔14〕，超大型房址F105，占地面积516平方米，有回廊组成〔15〕，经过钻探和试掘，发现有大围沟环绕，诸多因素显示了这时西坡的社会明显复杂化。西坡的全貌还不太清楚，但这里是庙底沟类型（文化）的中心则是毫无问题的。若假以时日，庙底沟类型（文化）的聚落形态也将会揭示。

多年以来，考古学家致力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的理论探索，1981年苏秉琦发表《关于考古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16〕揭示了分别为陕豫晋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等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划分。把仰韶文化发生的中心区列为第一，足见陕豫晋地区的重要。论文所列地区内多数的文化类型的遗址均有较精确的C14 年代数据支持，比较科学精确。区系类型理论的确立，扩大了考古学家的视野。但是也是随着新资料的日益增多使仰韶文化类型的概念空前膨胀，仰韶文化共同体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不少考古学家认为多类型的仰韶文化其内涵实际上包揽了黄河中游地区石器时代多个文化体系或发展阶段，经过深入研究及反思，开始摒弃原来界定的文化类型概念。将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庙底沟类型分别改为仰韶时代（时期）的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17〕。

1978年开始，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神州大地，中国考古学进入真正的黄金时代，各种新发现层出不穷，研究更加深入。黄河中游发现了一批早于仰韶文化的新文化，除了早先已知的老官台文化外，还有磁山、裴李岗文化、白庙文化、大地湾文化等等。临潼新发现的零口文化则填充了半坡文化与老官台文化的中间链条〔18〕，晋南盆地是仰韶文化孕育的摇兰，翼城枣园〔19〕、北橄〔20〕、侯马褚村〔21〕等早期遗存早于庙底沟文化并可以归入同一文化体系。另外，灵宝西坡大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庙底沟文化后段重要的资料〔22〕。

曾经命名为仰韶文化的仰韶村的考古发现，开创了黄河中游地区石器时代文化的一个时代。仰韶文化和1926年发掘的西阴村文化均可融入庙底沟文化之中。在陕豫晋交界的中心区，仰韶时代新的文化发展程式可表述如下：

零口文化—半坡文化—史家村文化—西王村文化

枣园、北橄文化—庙底沟文化—西坡文化—西王村文化

半坡、庙底沟文化的差异越来越明显，应是文化的差别，证实了当年苏秉琦先生对它们分析判断的正确。只是比半坡文化稍晚的庙底沟文化与周边的大汶口文化、屈家岭文化、大河村文化有更多的文化交流，它有比半坡文化更强劲的力量，庙底沟文化繁盛时期，曾大面积覆盖了黄河中游地区，在分别为鱼纹或鸟纹的彩陶母题较量中，鸟题材的庙底沟文化最终在仰韶时代占据了完全的优势。

总结

经过了几十年考古学的发展历程，九十年前黄河流域晨星稀疏的仰韶文化已经蝶变成满天星斗的仰韶时代，发现所属遗址数以千计。仰韶村新落成的仰韶文化博物馆与许多以遗址名称定名的博物馆如半坡、河姆渡、良渚一样成为一个值得人们记忆的标识，在中国文化史上又立了一块有时代意义的丰碑。旧中国时期流失在海外的仰韶文化的珍贵文物是全人类的遗产，希望和相信这些文物会陆续返回祖国，这也是我们的良好愿望。

仰韶文化发现近百年来，我们深深怀念安特生这位为中国考古学做出贡献的先行者。对安特生的评价，同代人考古学家李济称赞他“不是一个目光短浅的专家，他知识渊博，旅行时关注任何科学现象”，“这一划时代的科学成果，标志着田野考古在欧亚大陆最古老国家之一的中国的开始”（李济：《安阳》）。地质学家的安特生1921年在仰韶村的重大发现成就了考古学家安特生毕生的学术事业并给予他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声誉。他曾参加北京猿人（周口店）遗址的早期工作，在中国大地的多个地区、地点留下了他考古的足迹，在中国出版了《中华远古之文化》、《奉天锦西沙锅屯洞穴层》、《甘肃考古记》。1926年，他返回祖国受到空前隆重的欢迎，担任刚建成的东方博物馆馆长，他把精力集中在对中国史前考古材料的整理和研究上。从1943年开始，在东方博物馆馆刊上陆续刊布了《中国史前史研究》（1943年）；《甘肃西宁县朱家寨遗址》（1945年）；《齐家坪和罗汉堂》（1946年）；《河南史前遗址》（1947年）。

安特生:瑞典地质学家,考古学家,被称为'仰韶文化之父'

他的许多著作让世界认识中国，认识古老的中华文化，产生过极大的影响，作为地质学家，他还把考古学引导到与自然科学相结合的道路。 黄土高原丰富而独特的文化遗存深深地吸引着这位异国地质学家，是安特生学术生命的转折点，用他自已的话说：“正是这许多伟大发现，使我完全地放弃地质工作而把我的余生献给考古研究”。他的后半生实践着这种信念和诺言。

在中国考古学初始阶段，安特生受时代的局限和本人世界观的影响，他的一些见解难免有这样那样的错误和缺点，如甘肃考古六期的划分，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设等等，在很长时间内影响了中国学界。后来安特生在新材料的发现和接受学术的批评中，以一个学者的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毅然抛弃过去的不正确看法。1943年，安特生讲过一段话：“当我们欧洲人在缺乏轻重比例和正确观点的优越感偏见影响下，谈到什么把一种优越文化带给中国的统治民族的时候，那就不仅是没有根据，而且是丢脸的。”这一段话是一个真正学者勇于修正错误的内心表白，仅就这一点的真诚，安特生获得了学界的欢迎和尊敬。

（曾骐，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广东省文史馆，馆员。）

注释：

〔1〕安特生《中华远古之文化》，《地质汇报》第五号，1923年。

〔2〕考古研究所河南省调查团：《河南渑池的史前遗址》，《科学通报》1951年9期。

〔3〕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渑池仰韶遗址1980—1981年发掘报告》，《史前研究》1985年3期。

〔4〕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清华学校研究院丛书第三种，1927年。

〔5〕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

〔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庙底沟与三里桥》，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年。

〔7〕苏秉琦：《关于仰韶文化的若干问题》，《考古学报》1965年1期。

〔8〕《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页595—602。

〔9〕丁清贤：《关于“仰韶文化”的问题》，《史前研究》1985年3期。

〔1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半坡》，北京：文物出版社，1963年。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宝鸡北首岭》，北京：文物出版社，1983年。

〔12〕西安半坡博物馆等：《姜寨》，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年。

〔13〕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科研工作部：《陕西考古研究的历史与收获》，《考古与文物》2008年6期。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一队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发现一座仰韶文化中期特大型房址》，《考古》2005年3期。

〔15〕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河南灵宝西坡遗址105号仰韶文化房址》，《文物》2003年8期。

〔16〕苏秉琦：《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5期。

〔17〕张忠培：《仰韶时代——史前社会的繁荣与向文明时代的转变》，《故宫博物院院刊》1996年1期。

〔18〕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零口村》，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

〔1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翼城枣园》，北京：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04年。

〔2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北橄遗址发掘报告》，《文物季刊》1993年4期。

〔21〕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侯马褚村遗址调查试掘报》，《文物季刊》1993年2期。

〔22〕同注〔14〕。又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灵宝西坡墓地》，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