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伯伟先生 我的《钟嵘诗品研究》一书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以后，承蒙《古典文学知识》编辑部的好意，要我谈谈研读《诗品》的体会。从第一篇相关论文的写作到本书的出版，前前后后大概有十五年时间。尽管我对于一些问题曾有过不少思考，但这里所说的，未必算得上是什么成熟的意见，而仅仅是个人的粗浅认识。 每一项严肃的科学研究在正式展开之前，都应该对以往的研究作尽可能多的了解。这不仅是为了获得前人的滋养，也是为了给自己的学术研究确定突破口，因为新的研究必须对本课题有所推进。《诗品》是一部古代文学理论的名著，如果从最早出版的张陈卿《钟嵘诗品之研究》及陈延杰《诗品注》算起，至今已有将近七十年的历史。特别是自五十年代以来，《诗品》的研究更有了一种世界化的趋向。因此，《诗品》研究的基础，就不仅仅是国人的研究成果，而且应该立足于世界汉学的背景之上。事实上，就《诗品》研究而言，国外的汉学家也的确作出了不少令人瞩目的成绩。 在我开始研读《诗品》的1978年，比较容易到手的资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的陈延杰《诗品注》，此外就是二、三十年代刊行的古直《钟记室诗品笺》和许文雨《诗品释》（后收入其《文论讲疏》）。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学术界还没有从那场可怕的梦魔中完全挣脱出来。国内《诗品》研究的水准实际上还停留在六十年代，从某种意义上说，甚至只是在三、四十年代。因为唯一新版的陈注，也是他在旧注基础上修订而成，学术界并未产生出新的注本或校本，更没有研究专著。所以，当我在南京图书馆看书时，偶然发现陈中凡先生民国十七年四月过录的郑文焯手校《津逮秘书》本《诗品》，感到这是难得的文献，赶紧照样抄录下来，当时的激动心情，至今难以忘怀。 为了有计划、有目的地网罗材料，我开始建立了专题书目。凡是闻其名而未寓目者，一律列入待访书目中。这时就发现，从五十年代以来，日本和韩国的学者在《诗品》研究方面已有相当的进展，如果对其成果不加以吸收的话，可以说，就没有能站在一个较高的研究起点上。例如在校勘方面，有日本中泽希男的《诗品考》(1959年)、高松亨明的《钟嵘诗品校勘》(1965年)，韩国车柱环的《钟嵘诗品校证》(1960-1961年)，法国陈庆浩的《钟嵘诗品集校》(1978年)等；在注释方面，如高松亨明的《诗品详解》(1959年)、兴膳宏译疏的《诗品》(1972年)、高木正一译注的《钟嵘诗品》等，其成绩已远远超过陈延杰的《诗品注》。此外，在台湾也陆续出版过汪中的《诗品注》(1969年)、杨祖聿《诗品校注》(1981年)、冯吉权《文心雕龙与诗品之诗论比较》(1981年)等书。新的研究毫无疑问应该在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 由于我建立了专题书目，时时留心寻访，所以在我写作《钟嵘诗品研究》之前，不仅读过全部中、外文的研究著作，而且还翻译过重要的研究论文，如美国学者E Bruce Brooks的“A Geometry of the Shi Pin”(《诗品图解》)。这样，在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就便于做到“人所易言，我寡言之；人所难言，我详言之”。同时，对已有的结论，也可以提出自己的肯定或否定的意见。这样的研究视野，可能是当代古典文学研究者所应该具备的。所以，我在“`后记”中特别写了这样几句话：“当古典文论著作自身已走向世界，而研究者仍然以狭隘、偪仄的眼光来处理时，就难免与学术研究的第一线脱节。”用意也在于进一步强调扩大研究视野的重要。 谈到研究方法，这里主要指的是具体的操作手段。手段之是否有效，如果撇开研究者本身的因素，主要看它能否与处理的对象相应。前苏联美学家鲍列夫曾指出：“批评的方法，是批评的对象（文学艺术过程及其规律、艺术作品及其特点）的‘类似物’。”所以，研究方法是由研究对象决定的。在本书的“后记”中，我提到“研究价值的大小高低，不仅取决于问题的提出是否有客观依据，而且也取决于解决的途径是否符合问题本身的自然脉络。”指的就是这个意思。“解牛”的方法虽然有很多，但庖丁“以有刃入无间”的方法是最好的。在我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过程中，基本上坚持了以下的原则，即以文献为基础的综合研究方法。 这里所说的综合研究方法，其主旨在于“会通”。“会通”的含义，不仅包括文史哲结合，文学与艺术结合，也包括古今结合，中外结合。“会通”的基础是文献，这就意味着不仅仅依赖于后人的有关哲学史或艺术史的研究著作，而是直接阅读原典，以原典为根本依据提出问题、解决问题。 以钟嵘《诗品》的研究而言，作为一部“思深而意远”、“深从六义溯流别”(章学诚语)的重要著作，一定有其特定的思想基础。史书上说钟嵘“明《周易》”，又说他“好学，有思理”。所以，我就具体探讨了钟嵘的思想与《周易》、儒学和玄学的关系。钟嵘与《周易》关系的直接文献不多，我就从南齐时代的学术氛围和钟嵘的家学渊源两方面入手，得出了“钟嵘所学的《易》是兼包郑（玄）、王（弼）的，从家学上来看，他可能对王弼的《易》学精神有更深的理解和更多的吸收”的结论。王弼治《易》方法的特色在于“以《传》证经”，尤其注重《象》，提出了“统之有宗，会之有元”的思想，《诗品》建立起的“推源溯流”的内在体系，正是在王弼思想的启示下完成的。 又如《诗品》中有“自然”和“滋味”的概念，前人往往归纳为“滋味说”加以探讨。而对于“滋味”与“自然”的关系，以及这两个概念与玄学的关系却很少涉及。我通过对王弼思想的分析，指出钟嵘的“自然”观念是受到玄学影响，而其“滋味”的观念，则既有对玄学的吸收，又有对玄学的侧重点上的修正。王弼说“无味不足听之言，乃是自然之至言也。”又说“道之出言淡然无味，??乃用之不可穷极也。”无味之言是自然之言，但“无味”并非一无所有的意思，而是无可规范、不偏于一味之意。所以，“淡然无味”实际上是“不可穷极”的“至味”。这也就是《诗品》中所说的“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的意思。这样的分析，可能有助于对《诗品》的审美思想作更进一步的把握。 再如钟嵘关于“兴”的解释非常特别——“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但这一解释有何依据？有何内涵？在诗歌创作和批评中又有何意义？却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说明。中国文学理论史上有许多概念和术语，这些概念和术语的内涵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与文学创作本身的演变有着密切关系。钟嵘是根据汉代以来的五言诗创作为其立论基础的，所以我就试图结合汉魏六朝五言诗的发展来加以研究。《诗经》中的“兴”词大多出现于一篇或一章之首，后世五言诗多不分章，所以“兴”词可以在篇首，也可以在篇中或篇末。从创作实际考察，汉魏以来诗歌的“兴”词大多不在篇首，旧题王昌龄的《诗格》曾归纳了十四种“入兴”的方式，所举诗例多为汉魏六朝的五言诗，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此外，从魏晋以来整个文学思想背景看，对于“兴”的解释也突破了汉儒以“喻”说“兴”的藩篱，所以在构词上就出现了“兴感”一词，钟嵘也是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其新说的。再从思想上考察，《诗品》的“兴”义也受到王弼玄学“得意忘言”说的影响。通过这几种途径的研究，钟嵘对于“兴”所下定义的特征及其形成的问题就获得了较为圆满的解决。 再如《诗品》的批评方法也很有特色，我一方面用比较诗学的观点作中外对比，另一方面又采用古今结合的方法，以现代新知引发古典智慧。至于在讨论《诗品》的结构、书名和对后世影响等问题时，我常常援引书画理论的著作加以参照，这也是试图打通文学与艺术以解决某些理论问题的一种尝试。 综合研究方法的前提是文献。缺乏文献基础的“综合研究”，只能是一种腾云驾雾式的研究。文献在流传过程中，时时会出现真伪混杂的情况。例如钟嵘的世系问题，现代人的研究往往依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以及《钟氏家谱》，其中就有不尽可信之处。由于六朝以来世重高门，所以在梁代就已出现“谱牒讹误”(《梁书·武帝纪》)的情况。所以，我就根据《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用的材料，更正了历来将钟嵘出于钟繇一系的错误，指出其出于钟演的真实世系。以文献为基础，当然也就包括了对文献的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工作。我在本书的资料篇辑录了《钟嵘诗品集评》，是从一百五十余种史书、笔记、别集、总集、诗文评中收罗的历代学者对《诗品》的评论。其目的一方面是想给研究者提供一份较为完备的研究资料，另一方面也想促进今日的学术界更加重视文献基础，从而避免闭门造车，自矜独得。 强调文献的重要性，主要是为了造成一种良好的学风，同时也能在国际学术交流中树立中国学者的形象。一九九二年，我在日本作短期访问的时候，一位日本学者不无自得地对我说，《诗品》谢灵运条中讲到的“杜明师”，中国学者好像都不知道他是谁。我就对他说，唐代陆龟蒙的《小名录》说是杜昊，清代咸丰年间的张锡瑜注《钟记室诗评》已经引用。不过张氏书不甚知名，所以自陈延杰以下的《诗品》注本，对“杜明师”皆未作注，这就使素以精细闻名的日本学者，也难免造成了这样的误会。我在本书附录《钟嵘诗品谢灵运条疏证》中，根据《洞仙传》(见《云笈七签》)、《道学传》(见陈国符《道藏源流考》附录)以及《小名录》的材料，指出杜明师名字的三种不同记载——即杜昺字叔恭、杜炅字子恭、杜昊字不恭。这虽然看来是无关宏旨，但在特定的场合也是有其意义的。 当然说到文献，其内涵到现在也大大扩展了。即使完全以汉文为限，也存在许多有待开发利用的矿藏。这里，我想特别提出域外汉籍文献的问题，众所周知，朝鲜在李朝世宗二十八年(公元1146)以前，汉字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文字；越南从古以来直到本世纪初，也一直是以汉字作为全国通用的书面语言；至于日本，虽然有仿照汉字而创造的平假名和片假名，但汉字也是一直作为正统及高等文化的象征。以上这些国家的历代文人运用汉字，长期以来创作了为数众多的诗歌、散文、词曲、笔记、小说、诗话等文学类作品，这些文献除少数以外（如空海的《文镜秘府论》），大多数材料尚未引起国内学者的重视。我在讨论《诗品》在域外的影响时，特别引用了日本的《日本国见在书目》、《千载佳句》、《经国集》、《本朝文粹》、《江谈抄》、《扶桑集》、《桃洞随笔》、以及朝鲜的《三国史记》、《破闲集》、《补闲集》、《白云小说》、《栎翁稗说》、《芝峰类说》、《玄湖琐谈》、《於于野谭》等，其目的也在于提醒人们的注意，重视对域外汉籍文献的收集、整理和研究。一旦这些文献得到学术界的充分利用，那么，用比较诗学的方法研究古代文论也将是大有可为的。 以上围绕钟嵘《诗品》谈了研究古代文学理论的方法问题，但方法是需要在实际操作中掌握的，而且方法的效用，也是和治学的勤勉成正比的。陆机《文赋》说:“盖非知之难，能之难也。”近人吕思勉在《经子解题·自序》中也曾慨叹：“昔人读书之弊，在于不甚讲门径；今人则又失之太讲门径，而不甚下切实功夫：二者皆弊也。”我愿引用这段话以自警，也愿和同道们共勉。 >原题《古代文学理论研究的方法问题——由<钟嵘诗品研究>谈起》，载《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