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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年，后秦皇帝（首都长安）姚兴任命杨佛嵩为雍州（驻甘肃镇原）刺史，率领军队进击夏国（首都陕西靖边县）。军队走了几天，姚兴对大臣们说：“杨佛嵩每当看见敌人便奋勇向前，无法自我克制，我常常限制他的军队，不让它超过5000人。这次他所统领的军队已经太多了，遇到敌人一定会失败，但是他们已经走远，追不上了，怎么办好呢？” 杨佛嵩与夏王刘勃勃交战，被刘勃勃抓获，扼住喉咙掐死。 后秦帝国、夏帝国都属于魏晋南北朝北方十六国，后秦是羌族建立的政权，夏是匈奴族建立的政权。后秦皇帝姚兴在这里提出一个问题：应该如何使用杨佛嵩这样的将领？杨佛嵩打仗勇敢，奋勇向前，当然可以“用”；但杨佛嵩又“知进而不知退”，因此又需要“防”，“防”的办法就是“常常限制他的军队，不让它超过五千人”。这个针对杨佛嵩的“又用又防”的原则是明智的，而一旦偏离这个原则，杨佛嵩果然马上送了命。 【臧宫的本能反应就是战争】 48年，匈奴日逐王自立为南单于，派使节到东汉朝廷，愿称臣做藩国。 光武帝刘秀询问朗陵侯臧宫的意见。 臧宫说：“匈奴发生饥荒瘟疫和分裂争斗，我愿得到五千骑兵去立战功。” 光武帝笑道：“面对常胜将军，难以商议敌情。我要自己考虑此事。” 臧宫是东汉开国功臣“云台二十八将”（公元60年，东汉明帝刘庄怀念创立东汉中兴大业的功臣，于是在南宫云台画上28位将领的肖像）之一，曾跟从吴汉取成都，灭公孙述，光武帝刘秀对他也是“又用又防”。中国古代北方边疆的匈奴问题，不是完全靠军事力量就能解决的，臧宫作为武将，一是有打仗的瘾，二是贪立边功，所以刘秀直接笑着拒绝了他的建议。刘秀是政治领袖，考虑问题当然比一个将军要宽广得多。唯一用军事力量来解决匈奴问题的惯性思维是一个武将的本分，但不应该是国家边防政策的基点。臧宫并没有错，我们不能求全责备地要求臧宫另外还具备西汉刘敬的政治谋略。 【西汉刘敬创造性地提出了解决北方匈奴问题的远程策略：“和亲”】 前199年，匈奴冒顿单于屡次侵扰西汉边境。高帝刘邦深感忧虑，问刘敬有什么对策，刘敬说；“天下刚刚安定，士兵们还很疲劳，不宜用武力去征服冒顿。但冒顿弑父夺位，把父亲的妃子占为己有，我们也不能用仁义去说服他。唯独可以用计策，使他的子孙长久做汉的臣属，然而我担心陛下做不到。” 刘邦问：“怎么做呢？” 刘敬说：“陛下如果能把嫡女大公主嫁给他为妻，再赠送丰厚的俸禄，他一定仰慕汉朝，以公主为匈奴的皇后，生下儿子，肯定是太子。陛下每年四季用汉朝多余而匈奴缺乏的东西频繁地慰问他们，趁机派能说善辩的人前去讽劝和讲解礼仪。这样，冒顿在世时，他本是汉朝的女婿；他死后，您的外孙便即位为匈奴单于。难道曾听说过外孙敢和外祖父分庭抗礼的吗？我们可以不经一战而让匈奴渐渐臣服。” 刘邦听从了刘敬的建议。 臧宫可以没有刘敬的思维，但光武帝刘秀不能没有。臧宫用“刚”，刘敬用“柔”，但作为最高领导人的刘秀却要“刚柔相济”，要在恰当的历史时期，特定的竞争格局之下先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事”，再决定“如何正确地去做事”。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刘秀要防止臧宫把政治缩小为仅仅是军事手段。 看历史我有一个感想，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那么多动乱的时代，而大的动乱往往要达到死人千万，延续数百年的规模。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国缺少政治人才，而多军事人才，更多有一股子蛮力气又不怕死的人。210年，曹操说：“假使国家没有我曹操，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这话是有道理的，并非完全是曹操自我感觉良好。 通过以上案例的分析，对人才“又用又防”的问题更主要的还在于“知人善任”，就是要“用”合适的人去做合适的事，要“防”不合适的人去做不合适的事。至于司马昭用钟会的案例，更多是在“术”的层次，蝴蝶模型九要素中有一个要素就是“术”，“术”和九要素中的另一个要素“法”不同，“法”是公开的，“术”是不公开的，因此“术”往往指向最黑暗的深处。 汉成帝（刘骜）即位初期，丞相匡衡上奏说：“射声校尉陈汤，以二千石官员的身份出使西域，他不能持身以正，反而盗取所没收的康居国（地处中亚）财物，并告诫下属官员说：‘远在异域发生的事，朝廷不会追究。’此事虽发生在大赦之前，但他已不适宜再担任官职。”陈汤因此获罪被免官。 后来，陈汤上书说：“康居王送来当人质的王子，并不是真王子。”然而经过查验，确实是真王子。陈汤因此被捕入狱，依罪应被处死。 陈汤因上述两件事，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幸亏有谷永为其辩白： 能征善战、克敌制胜的将领是国家的爪牙，不可以不重视他们。自古以来，人们听到战鼓的声音就想到杰出的将领。我看陈汤，从前击斩北匈奴郅支单于（前35年），威震蛮夷各国。自汉朝开国以来，在疆域之外作战的将领，还从未有过这样的战功！如今，陈汤因报告失实而获罪，长期囚禁，历时这么久仍不能结案，执掌刑法的官吏意欲致他死罪。从前，白起为秦国大将，南伐楚，攻陷郢都（湖北江陵），北击赵国，坑杀降卒40万，却因极微小的过失，在杜邮被赐死（事在前257年）。秦国百姓怜惜他，无不流涕。而今陈汤亲执武器席卷匈奴，喋血于万里之外。他不过因为说错话而获罪，并不是什么严重的罪恶。《周书》上说：‘记人之功，忘人之过，这才适合当人君。’就是一条狗、一匹马，对人辛劳，死后都不忍舍弃，还要加以埋葬，何况是国家的功臣呢！这不是勉励大臣为国赴难效死的做法！ 谷永的奏章呈上去以后，汉成帝下令释放陈汤，但剥夺其爵位，贬为士卒。 陈汤击斩南匈奴郅支单于，事在前35年，他们在向朝廷报捷的奏书中有一句名言：“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六年之后，陈汤却有性命之忧，如果没有谷永为之辩白，恐怕早已身首异处。陈汤不是完人，的确有不检点的地方，但陈汤立功绝域，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名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但回到朝廷，往往死于手无缚鸡之力的刀笔吏之手。我们再看一个案例。 【周勃感叹：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 前176年，绛侯周勃回到自己的封国（今山西侯马市东），每当河东郡的郡守、郡尉巡行来到绛地，周勃都生怕他们是受命前来捕杀自己。他经常身穿铠甲，令家人手执兵器，然后与郡守、郡尉相见。不久有人向汉文帝（刘恒）上书，密告周勃谋反，汉文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置，廷尉将周勃逮捕下狱。周勃极为恐惧，不知怎样对答才好，狱吏逐渐开始诟骂凌辱。 周勃的家人用千金向狱吏行贿，狱吏就在公文背面写上“以公主为证”，暗示周勃让公主作证。公主是指汉文帝的女儿，周勃长子娶她为妻。 薄太后（汉文帝之母）认为周勃不会谋反，文帝朝见太后时，太后恼怒地将头巾扔到文帝身上说：“周勃当初在诛灭诸吕（刘邦皇后吕氏家属）的时候，手持皇帝玉玺，身统北军将士，他不利用这一时机谋反，现在住在一个小县，反而要谋反吗？”文帝此时已见到周勃在狱中所写的辩白，于是向太后谢罪说：“狱吏刚刚证实他无罪，就要释放他了。”文帝派使者赦免周勃，恢复他的爵位和封地。 周勃获释之后说：“我曾经统领百万雄兵，但怎么知道一个狱吏的尊贵呢？” 汉高帝刘邦死后，皇后吕雉大有窃取刘家天下之势，是周勃重新安定汉室，迎接汉文帝刘恒即皇帝位。周勃从残酷的现实中得到的教训是沉痛的，他无限酸楚地说：“吾尝将百万军，然安知狱吏之贵乎？”陈汤之保全性命，是由于谷永的辩白；周勃之保全性命，是由于薄太后明晰事理，也由于他的家人向狱吏行贿千金所发生的巨大效力。由此可见，在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中，保全一个人才，有始有终，是极为艰难的。在这两个案例中，能够最终保全人才的动因均不在于最高领导人，只不过汉文帝、汉成帝还算听得人劝，这是不幸中之万幸。我们再看一个最高领导人刻意保全人才的案例。 【秦昭王曲法保全范睢】 范睢原是魏国人，后来逃奔秦国，向秦昭王进献“远交近攻”的战略规划，拜为宰相，封应侯。范睢富贵以后，“一饭之德必偿，睚眦之怨必报”。范睢从魏国出逃的时候有一个大恩人叫郑安平，范睢就保荐他做了将军。 前260年，秦昭王用范睢的谋略，使用反间计欺骗赵国，致使赵国40多万军队被秦将白起坑杀，秦国趁势包围赵国都城邯郸。随后，范睢因为与白起有矛盾，就向秦昭王进谗言把白起杀了。范睢再保举郑安平围攻邯郸，结果魏国信陵君“窃符救赵”，郑安平反被赵国包围，事态越来越紧急，郑安平最后率领二万秦国军队投降了赵国。 按秦国法律规定，郑安平的保荐人范睢应该被灭族。秦昭王恐怕挫伤了范睢的情绪，就下令说：“有敢于谈论郑安平事件的，就拿郑安平的罪来惩治他。”同时，秦昭王赏赐范睢一天比一天丰厚，借此来安慰他。 按照秦国法律，范睢所犯的罪没有任何可以辩白的余地，但秦昭王舍不得杀他，因此只好下了一道既“违法”又不讲理的命令来保全他。此一事件也最能看出中国古代社会“寓人治于法治”的特色。 （节选自丁千城《蝶图腾》一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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