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孟子说，人生有三乐，当皇帝不在其中。 一是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二是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地；三是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孟子·尽心上》）。 这三乐，概括一下就是，家庭幸福、心理健康，是个教授。 孔子没把教书看得这么高。在游说诸侯碰壁后，孔子说，“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既然不受帝王待见，回家吧，回家吧，那里有帮小子等我回去讲课呢。显然，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只是孔子无奈时的退路。  孔子的学生，也经常憧憬自己的人生。樊迟说，我想当个农民，每天种菜浇花。我想有一所大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孔子回答，梦想有多远，你就给我滚多远，真是没出息的小人。 孔子还专门开过一次理想恳谈会。会上，子路拍着胸脯保证，一个国家，被大国包围，战火不断、人民贫困。我三年之内，可使其和平崛起。孔子轻蔑地一笑，你就吹吧，做人不要太有才。 冉求表示，我的理想是，当个县长，三年内让百姓基本实现小康。公西华说，我不敢和两位师兄比，我就想当个活动执行，普及一点礼乐知识。孔子点评：做人不要那么装，你们想当多大的官，你们自己心里清楚。 他人谈理想，有一个人，在旁边埋头鼓瑟。孔子说，你也讲讲吧。铿地一声，瑟声停了下来。他把乐器往旁边一推，只慢悠悠地说了一句。孔子欣然点头，你的话才说到了我的心坎里。  这个人是曾点。曾点在同学中，不太出名。他的儿子曾参，却是大名人，人称曾子。父子俩师出同门，在气质上却迥然不同。曾参整天念叨着要“一日三省吾身”，谨小慎微，活得战战兢兢。曾点为人却很狂狷。《礼记·檀弓下》记载，鲁国上卿季武子去世，别人都装出很悲伤的样子，唯独曾点“倚其门而歌”。狂到这种程度，孔子的弟子里估计都找不出第二个。 曾点是这样谈志向的。阳春三月，新衣服刚刚做成，五六个小伙子，六七个小孩，我带着他们，在沂水洗澡，在舞雩台吹风，唱着小歌回家。 曾点说的更像是一幅画。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孔子在曾点的志向中又听出了什么，我们还是一头雾水。但弄清楚这个很重要。孔子一辈子在奔走，一辈子在呼喊，屡败屡战，究竟为何？听懂曾点的话，也许就找到了打开孔子心灵的钥匙。  朱熹说，曾点讲了一句禅语，里面“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阙”“直与天地万物同流”（《四书集注》）。什么是朱熹说的天理流行，什么是与万物同流，太抽象，和没说一样。只是可确定一点，朱子佩服曾点，确实直如“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听懂曾点之志，须先定谈话的时间。公西华谈志向时，低调得有点过分，相当有城府。可见，公西华此时绝非是一个十多岁的孩子。公西华比孔子至少小三十岁。孔子召开这次理想会，最可能发生在孔子周游回鲁之后。那时，孔子已六十多岁，公西华也已年过三十。 孔子回鲁，政治热情消减，有时想逃避现实政治。孔子甚至想到过要去朝鲜，朝鲜虽偏远，但不失为一仁国（孔子时至少是）。在那里，中原诸国的罪恶，可以眼不见、心不烦。《论语》记载，“孔子想到朝鲜去。有人就来解劝：‘太简陋了，怎么办？’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孔子还说，“大道不行，坐着木筏到海上漂流。跟随我的，恐怕只有子路吧？”自我流放，自我放逐，这是孔子晚年十分喜欢的事情。  在生命的后期，孔子转而热心地开始学习《周易》。他曾经很遗憾地说，“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自己浪费了太多的光阴在无谓的事情上，早应该研究《周易》，至少五十岁就应该开始。垂垂老矣的孔子，凭借自己独有的韧性，企图将生命从“自强不息”的过往，转向“厚德载物”的未来。 所以，只有曾点“唱着歌回家”的志向，契合了孔子这个阶段的心境。曾点没有透露出对政治的渴望。阳春三月，清风拂面，放下所有的心理负担。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一个人只需要专注内心的恬静和澄明。放下负担，只为内心，看似简单，实则最难。 哲学家将快乐分为动态的快乐和静态的快乐。动态快乐就是追求没有得到的东西。比如，当顶级大臣，有政治实验室，建立心中的理想国。历史并没有给孔子这样的机会。静态的快乐在于建立一种平衡的心态。珍惜眼前的，放下过往的。快乐向内求，不向外求。枯萎的随它去枯萎，繁荣的任它去繁荣。曾点唱着小歌回家，属于此类。  无论是动态的快乐，还是静态的快乐，都是欲望得到了满足。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秉性，有不同的环境，欲望的侧重点也不同。这无所谓好坏。曾点是乐天派，没有太多仕进心。孟子说，曾点“嗜羊枣”（《孟子·尽心下》）。曾点很喜欢吃一种叫“羊枣”的果子。他和孔子绝大多数的早期弟子不同。曾点不是一个事业型的男人，而是一个生活型的男人。 孔子也很会生活。整个《论语·乡党篇》讲的都是孔子的生活细节。吃饭穿衣，对品质的要求一点都不放松。孔子喜欢曾点的话，喜欢唱着小歌，喜欢这种无所事事的放松。这一半出于境遇的改变，一半也是天性如此。在孔子的一生中，只不过这样的时刻不太多而已。长期的奔波，无尽的漂流，孔子似乎只能是一脸严肃，每说一句话都是经典，每一句话都有微言大义。 孔子前后期追求的不同，也不是绝对的。邻近生命结束的那几年，孔子似乎已认识到这个问题。他曾分别找子贡和曾子谈话。这个时候，子路死了，颜回去世，儿子伯鱼也撒手人寰。子贡和曾子是最可信赖的人。孔子向他们交代后事，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吾道一以贯之”。不要误解我，我一生的追求，前后都是一贯的。 如何一贯呢，孔子没说，各人体会。 春秋是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贵族的生活，朱门酒肉。民众的生活，野有饿殍。就像《左传》里所写，“庶民罢（疲）弊，而宫室滋侈。道馑（饿死的人）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仇。”（《昭公三年》）所以，孔子绝大多数时间一直在呐喊。他呼吁国家政改，让人口多起来，百姓富起来，每个人得到应有的教育。这是对贫富不均社会的平衡，也是对病入膏肓社会的救治，也是孔子一生的政治理想。  这个理想终极的呈现正是曾点的志向。每个人都能唱着小歌，幸福地回家。不担心苛捐杂税，不担心官员欺民，不担心饿死街头。每天洗洗澡，吹吹风，弹弹琴，自由自在。作为一个小民，也可以批评政府，也可以活得很有尊严。曾点活得很自在，子路们天天追求的治国平天下，才有意义。否者，所谓的治国平天下也就只剩下削尖脑袋觅封侯的庸俗。 这样理解，是否是孔子的“一以贯之”，不知道。不过，至少打动了我的内心。 摘自：李中华：《孔二先生：孔子的平凡世界》（社科文献出版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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