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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艺录|朱天曙：书法之法为“活”法，而非“死”法 “法”为“活法”，非“死法”也。清湘道人曾云：“古人未立法之先，不知古人法何法，古人立法之后，便不容今人出古法，千百年来遂使今人不能一出头地也。”佛家云“非法非非法”乃艺之真“法”。
康南海献身“维新”，常出闳论，向西方寻真，多出奇言，非全可信也。若论画曾主“不取写意，以着色界画为正，而以墨笔粗简者为别派；士气固可贵，而以院体为画正法”，故全盘否元画，大谬也。“写意”、“士气”皆中国艺术之魂，主“着色界画”、“院体”为正，而不识元以来文人画之价值，皆迎合“维新”之言，本末倒置，不可迷信也。
艺事变而能破，除去陈言得“新”也。宋人尚意变唐风，清人崇碑易明人，莫不如此也。梁任公曾有语云：“惟思既往也，事事皆其所已经者，故惟知照例；惟思将来也，事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敢破格。”“照例”易，“破格”难，然“破格”得“理”者更难。右军所谓“适我无非新”皆书体“破格”而融通万理所得也。
今人多云“碑帖融合”，唐人颜鲁公《祭姪稿》实开其先，当应再审视。此作非惟手稿，当为“融合”之杰作。“融合”者何?一曰：帖法“融”碑意，故得厚；二曰：书卷气“融”金石气，故得朴；三曰：疾书“融”渐修，故得“兴”；四曰：整篇“融”涂改，故得“趣”。此稿以“篆籀绞转”法行之，异于“一拓直下”与侧锋翻折，时得金石趣味，意味深长，吾之所求也。晚清以来赵之谦，沈曾植等皆求融合之路，或以雄奇出之，或以生涩求之，总不如《祭姪稿》自然通融也。
中西之艺，各有其法。蔡孑民曾论中西之别：中国之画，与书法为缘，多含文学之趣味。西人之画，与建筑雕刻为缘，而佐以科学之观察，哲学之思想。故中国之画以气韵胜，善画者多工书而能诗，西人之画，以技能及义蕴胜，善画者或兼建筑图画二术，而图画之发达，常与科学及哲学相随焉。以此观今日画坛，西风东来，势不可挡。惟有国人知国土产国艺，不可全盘西化，无“中国”之画也。吾辈当以中国文化与笔墨经典授于西人，使其知“中国”，再知“中国诗书画印”也。
“文字”与“书法”之价值常混为一谈。文字承载之功能常在书法中体现，故书法有“文字”之功，并有书法特殊之审美。“书法”之价值亦常依附于“文字”，然“书法”一艺亦有其独立笔墨语言，如笔法，章法，墨法等，区别于一般所论“汉字书写”。常论“书法”者，亦多指“文字”功能也。余曾云书法乃中国文化之标本，由书体之变见文化之变，载体实为汉字也。
古文字学者唐兰曾以“象形”、“象意”、“形声”论中国文字，甚有理也。中国文字，不归于形，必归于意，不归于意，必归于声。其中前两者与书艺相连，立象尽意。“象形”偏于书之笔法；“象意”偏于书之意味。笔法，书内也；意味，书外也。
艺事日新为要，非有“定”者。今人论艺求所谓“风格”者，亦“结壳”之一面。曾读吾扬通儒焦里堂《雕菰楼集》卷十辩顾亭林“人最忌以未定之书示人”语，以为此言是也，而不然也。自以为“定”，诚“定”乎?人以为“未定”，诚“未定”乎?夫以为定，亦自以为定耳。夫天下之言、之艺，未有能定者也。通达者，日新又新，或有力作，然未有定者，“风格”亦不断变而化之，循序而渐进，右军、平原、清湘、缶翁、宾老，莫不如此。邃古而新，是为新也；无源之“新”，非真新也。
吾乡兴化重艺文，人多论施耐庵，郑板桥，李复堂，刘融斋，而任幼植大椿人多不论。幼植笃志经术小学，考证名物，覃精稽古，余甚佩之。戴东原曾以“思之锐，辨议之坚而致”彰之。先生“弁服释例”考名物制度，开一新路，孙星衍“释人”，洪亮吉“释舟”，陈瑑“释量”皆其后也。先生《字林考逸》、《小学钩沉》皆辑迭之作，釆录极广。章实斋曾记其辑吕忱《字林》，“楮墨纷拿，狼藉枕席间”，自谓“病不可堪，赖此消长日也”。乡贤读书如此，每每回乡过其故居，汗颜不已。
古人之作皆有“经典化”过程，非创作后即为“经典”。古砖残瓦，简牍楕量，右军手札，平原书稿，东坡诗草之类，反复刊行，文士歌咏，学者讨论，其意蕴不断被揭示，欣赏者加以阐释，发挥，领悟，故成“经典”。柳宗元有“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语，即是此意。
余作书喜秦碑之力劲，汉碑之气厚。得此二者用于行书，以“篆籀绞锋”运之，可于晋行中増筋力，得浑穆清雄之气。余喜《祭姪稿》，缶翁，白石与宾翁得此气，然欲以此气味用于行书浑融无迹，亦不易也。晩淸以来，多有人求北碑入帖，雄奇角出与畅达自然实不相融，故多难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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