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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乾英同志： 我不知你本身临床时间多久，但从文章可见，你对中医已深得其中的奥妙。可以说真是一位“铁杆中医”了，祝贺你！ 我同意你文章的意见和见解。 邓铁涛（注：国医大师） 2003年10月31日 中医思维方式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院 梅乾英  中医对西医而言是换一种角度，换一种思维方式来看待人与疾病。例如，西医重视所患的病，而中医不仅重视病，更重视患病的人, 把这个人的体质与所患的病视为一个整体，这就是中医的整体观。 因此，在治疗上西医针对病，而中医在针对病的同时更重视调动人体的积极性来对抗疾病。人体是具有抗疾病能力的。中医通过气血、阴阳、调理使人体达到一种平衡和协凋，从而去发挥正常抗疾病的能力，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医什么病都能治，因为有病就有证状，有症状就可辨证用药。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医能创造奇迹，因为人体抗疾病能力是无限的。 中医的重点与难点，就是辨证和组方用药。学习运用中医的思维方式， 是学好中医的关键。 归纳中医的思维方式，有三种， 即个体化思维、细致的思维、活的思维。  个体化思维 个体化思维是中医的特点，辨证论治决定了中医是个体化医学。辨证的证其实包括两个涵义: 一个是症状，一个是证型。就一个病人而言，很多症状可归纳为一个证型但不是一个证型能包涵这个病人的所有症状。虽然相同的疾病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具体到人表现出来的症状不尽相同。  中医追求的是疾病与个体体质综合所表现出的个体化差异。例如，四君子汤、五味异功散、六君子汤、香砂六君子，这四首名方都是治疗脾虚湿聚的方子，而且是在四君子汤的基础上逐步递加而成，只是湿聚的轻重程度不一样，表现出的症状不同，治疗也有相应差别。四君子汤最平和，脾虚就有湿，四君子汤用茯苓来健脾利湿。若湿邪较重，胃脘不适，苔厚，就非四君子汤所能奏效，要在四君子汤基础上加陈皮，即为五味异功散。若湿邪进一步加重，胃脘胀痛，苔厚腻，这时非六君子汤所能及，而要用香砂六君子。 同一种病，同一种证型，病情轻重程度不一样，所用的药不一样，病情到什么程度用什么药。病情重，药用轻了，达不到治疗效果；病情轻，药用过了，会伤正气。中医的异病同治、同病异治，反应了中医的个体化特征。中医重视个体化差异，表达了中医以人为本的思想。  2 细致的思维 中医需要细致的思维，细致的思维贯穿了中医的整个治疗过程。西医以病为核心，中医以证为核心，证是千变万化的，从而决了中医思维方式的细致性。中医考虑问题面面俱到，它不仅要考虑到病的方方面面。又要考虑到患病的人的方方面面，而且在治疗用药上既要考虑药物性味与作用，又要掌握组方原则与配伍技巧。
比如中医治疗效果较好的慢性盆腔炎，西医认为是炎症，治以消炎为主。中医根据患者以疼痛为主症，治以活血化瘀为主。考虑到这种病人，病程迁延，反复发作，每劳累经期加重的特点，认为与人体正气有关，因而在整个治疗过程中注重扶正，或补气，或补血，或健脾，或滋肾。补什么，补到什么程度，要根据病人情况而定。 慢性盆腔炎往往伴随着带下的变化，中医认为与湿邪有关。在治疗过程中，热易清，寒易祛，湿难消，因而在整个治疗过程中自始至终要注重祛湿。是清热利湿，还是温化寒湿，还是补虚祛湿，祛湿到什么程度，都要根据病情而定。
再者慢性盆腔炎往往伴随结缔组织增生，一般认为炎症宜清热解毒，但就中医看来，太寒凉的药不利于化解。血者得热则行，遇寒则凝，治宜温通。中医的这些考虑，思维方式非常贴近病情。如果对中医进行粗线条思维，只能使中医简单化，从而失去中医魅力。 3 活的思维 中医有很多理论，如何运用这些理论是非常灵活的，活的思维是中医的灵魂。中医的重点和难点是组方的思路和用药技巧。一张好的处方是中医综合素质的具体体现，要善于从经方、名方中去体会组方原则和用药技巧。 比如逍遥散是治疗肝郁的代表方，也是一首名方，是千百年来临床上行之有效的方剂。细观全方思路清晰，配伍巧妙。首先是肝脾同等用药，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其次也是最耐人寻味的是，治肝郁的代表方，全方不用一味行气药。照常理，青皮、陈皮、香附、川楝，也应随便选一、二味，为什么不用行气药？ 一则肝郁首先影响肝藏血，而行气药多香燥耗血；其次肝郁容易化火，而行气药香燥助火，由此可见，行气药香燥于肝郁不利。逍遥散不但不用行气药，反而当归配白芍来养肝血。这就是该方组方的绝妙之处。 中医最活的地方是组方和用药。古人讲用药如用兵，知能善任，才能药到病除。又讲药有个性之特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有人认为中医“太活”所以把中医说成玄学。 实际上中医的理论是很深刻的，很有说服力，而且理论指导实践。下面我们从方剂的演变来看，补肾法的发展，以肾阴虚为例，人体的阴阳是平衡的，当肾阴不足，相对表现阳旺的症状，病人口燥咽干、五行烦热，在张仲景、钱乙以前，不乏有人用苦寒来泄火，苦寒伤阳，又能化燥伤阴，使阴阳在更低水平不平衡。  张仲景提出，补肾两大法则：“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益火元源，以滑阴翳。”钱乙根据壮水理论创制了六味地黄汤，成为补肾的代表方，用地黄补肾阴，泽泻泄肾火，山药补脾，茯苓泻脾，山萸肉养肝血，丹皮泻肝。 但仍未脱离苦寒泻火，用了泽泻、丹皮两味苦寒药，苦寒即伤阳，又化燥伤阴，很难使阴阳达到正真的平衡，这时张仲岳根据儒家太极图阴阳互根原则，提出“善补阴者，必阳中求阴，则阴得阳助而泉源不竭。”并创制左归饮。即在六味地黄汤的基础上去掉泽泻、丹皮两位苦寒药，换成枸杞和炙草，两味药的变化，整个方义就变了。  观左归饮全方，地黄、山药、茯苓、枸杞四味药均性味甘平；山萸肉、炙草两味甘温，全方平而偏温。左归养阴不用甘寒，而用甘平偏温养阴体现了阴中求阳的思想。 由此可见，左归饮、六味地黄汤都是补肾阴的代表方，但补的方法不一样“六味地黄汤纯于补肾阴，而左归饮在补阴的基础上处处照顾到阳，从而抓住了补肾阴的关键，平调肾中的阴阳。什么是科学的东西，经得起逻辑推理的东西就是科学的。 中医的灵活性与艺术是相通的，像绘画，最忌讳依葫芦画瓢，他讲究的是“活”字。真正能把画画“活”的人不多，成为画家的是少数。绘画靠的是灵感，中医讲究的是悟性。  中医的灵活还表现在对证型的研究上，前一段时间对中医证型的研究很火热，还出了院士。他们的基本思路是：相同的证型有相同的临床表现和病理机制，肯定有共同的物质基础。 去寻找这个物质基础，结果发现，肾阳虚病人24小时17-羟类固醇有降低的标准，但后来相继在脾阳虚、肺气虚的证型中出现相同的结果，因而陷入了迷惘。 从中医的理论看： 1、中医的基本证型是五脏配阴阳，五脏配五行（金、木、水、火、土），之间是相生相克的，阴阳互根是相互转化的，由此可见中医的证型与证型之间，永远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中。 2、中医还有一条重要的理论，以方测证，六味地黄汤是治肾阴的代表方，分析其组方是肝、脾、肾三脏同等用药，它给人们的启示是：补肾阴必须肝、脾、肾同治，如果单纯用补肾阴药、不照顾到肝脾、临床疗效不会好，由此看来，肾阴虚、肝阴虚、脾阴虚相互渗透，不可绝然分开。 再者肾阴虚、肾阳虚是两种绝然不同的证型，但以方测证来看，补肾阳的八味肾气丸，是在六味地黄汤的基础上加上肉桂、附子两味温阳的药组成。给人们的启示是补肾阳必须阴阳双补，即在大堆的的补阴药基础上加上补肾阳的药。如果补肾阳，单纯用温阳的药，临床疗效不会好。 从而提示肾阳虚证中包含了肾阴虚的内涵，由此进一步证实，中医的证与证之间相互交融，互相渗透，永远处在一个动态的变化中，了解了这一点，那么人们是否应换一种思路，对证进行研究呢？ 总之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来解读中医，总不能所有的问题用西医来解读，必须学会用中医自己的理论来解读中医，使他有说服力，听起来有道理，经得起推敲，这样才能发展中医。 链 接： 国医大师邓铁涛先生写给梅乾英女士的亲笔信原件 信件内容摘录如下： 关于实验研究问题。我认为20世纪的自然科学，特别是使用西医的实验研究方法，对中医的意义不大，因为20世纪的科学水平未能达到中医现理论水平的高度。特别是用械机唯物论来研究中医，只能得出否定中医的结果。例如白虎汤之研究，无论原味或加味都无退热作用。关键在其动物模型非——阳明经热也。 但实验研究是20世纪科学发展的动力，21世纪中医药学要发展，也一定要进引实验研究。问题在于要创造我们符合中医学规律与理论指导的实验手段与方法。估计21世纪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有更大的突破与发展。到时借用“第二次科技革命”的成果近到中医学的实验研究，中医便会第二次腾飞了。我们预测是—— 21世纪时中华文化的世纪，是中医腾飞的世纪。最后建议你要读好中医书的同时，要把视野放大，关心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特别要关心中华文化的各方面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就先说到这里吧。祝不断进步。 邓铁涛 2003.10.31 作者介绍
梅乾英 主任医师 湖北省中医院妇科知名专家，1982毕业于湖北中医学院，长期从事妇产科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曾任全国中医妇科学会常委，被妇科学会评为“全国资深妇科专家”，曾参加中医药院校大学本科、研究生教材编写，分别任编委、副主编，被中医权威邓铁涛称为“铁杆中医”。 擅长用中医药治疗各种妇科疑难杂症、月经病、不孕症、更年期综合症、先兆流产、习惯性流产、子宫内膜异位症、各种妇科炎症、产后病等。临床经验丰富，疗效显著，在病人中有很好的口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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