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释、道塑造的中华文化：论先秦儒学（孔子）

孔子在西方，作为思想家和教育家，与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雅典哲人齐名；孔子并非宗教家，却常与耶稣，穆罕默德，以及释迦牟尼并论。儒家思想起源于炎黄尧舜……，雏形于周文王、姜尚……，形成单一儒家学派的思想体系则为孔子开创，《史记·孔子世家》中言：“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踪三代之礼，序《书传》。……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

孔子生活时代比苏格拉底略早，二者分别对东西方文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区别在于苏格拉底培养出了柏拉图这样的超过自己的圣人，而孔子所教弟子三千众，仅有七十二贤人，而圣人无，又何言“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儒学成为历朝之正统，君王之经学，朝代的更迭，儒家思想也在为适应君权统治而不断地变化。佛教传入中原之后，儒学也逐渐由一门学问向宗教模式发展。孔子也从为人之师者，走向“神坛”。作为儒家学派创始人，也必然会成为历史众学者争议之人，直至现代文明的今天，孔子治学、治国思想的争论从未停止。

开国之初，道家治国；盛世之时，儒家治国；而至乱世，兵家、法家最为实用。所以儒家思想，到了战国时期，便已备受冷落。在春秋末期，中原社会已经变得比较宽容柔和，崇尚优雅和尊严。但秦国不然，战国七雄之中，秦国文化是最野蛮、最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秦国自立国之初，就没有经历过充分中原化过程，长期与戎狄杂处，因此染上浓烈的蛮夷气质。草原游牧文化中没有“民贵君轻”观念，更没有“为政以德”的仁德概念，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具有高度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秦朝更像蒙古的元朝，并非真正意义的中原华夏文化。商鞅变法从军爵制度开始，取消贵族世袭，有军功战绩，才能够重配爵序。商鞅采取“愚民政策”，把文人、商人、工匠视为“国害”。秦国这样的发展模式，当时的其他国家称之为“虎狼之国”。但最终还是野蛮战胜了文明，秦国击败六国，统一了天下。皇权专制的产生，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空前严密而有效的专制体制抑制了社会活力，束缚了人民的创造力，造成了“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样的乱世规律。

儒家之兴起，为“百家争鸣”子学时代的开端；而随后所出现的举国一种思想的“独尊儒术”，为“文明”的子学时代结束。一时波澜壮阔之思想繁荣，逐渐衰微，愚昧开始呈现。秦始皇虽立各家学派之学者为博士，二所设施，以定国策，然用儒家甚多，其次为法。秦皇、李斯“废私学”大行统一思想于前，汉武、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而行统一思想于后。而其因在于“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论语·子罕》。儒家为学在于从政，故有推崇“尊君抑臣”，为帝王专制统治所喜；而在推行“王权至上”之时则用法家之“严酷刑罚”，后来亦成谓“阳儒阴法”。

孔子与古希腊“圣贤”苏格拉底颇为相似。他们均破旧规“贵族教育”而“治学于民”，有教无类，招收平民学生，教而育之。私学的创设，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的传统，促进了当时学术文化的下移，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教育的发展。

孔子将学术平民化、普遍化，也是中国真正开启“民智”的时代，为未来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奠定基础，而古希腊的文明并未有持续，最终至古希腊亡国。对比而言，孔子其建树之大，足矣远超苏格拉底。但相异之处是苏格拉底不收学费，不卖知识，但学生有限；而孔子是交学费便可从学的“有教无类”态度 。苏格拉底对自然宇宙，皆有兴趣，对神之问题，接受传统见解。苏格拉底自有超强使命感，以觉醒希腊人为己任。孔子亦然，所以有“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天之未丧斯文，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苏格拉底以归纳法求定义，以定义为行为之标准。孔子则讲正名，以名为定义，为行为之标准。苏格拉底注重人之道德性。孔子则视“仁”为做人立业之重。

孔子治学，开先例，以教育为职业；创讲学游说之风，以为政以德而惠及百姓，并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治学理想，而苏格拉底是没有如此的抱负。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自十五岁起开始学习“六艺”。他学无常师，据说曾问礼于老聃，学乐于苌弘，学琴于师襄，好学而不厌。孔子教学，亦是六艺。一说六艺为文武兼备的“礼、乐、射、御、书、数”，本为周朝贵族教育体系，开始于公元前1000年前后，后经孔子而普及大众。二说六艺为六经，《庄子·杂篇·天下》有言：“《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但无论那一说，从孔子讲学中，均有所及。

《淮南鸿烈·泰族训》中曰：圣人天覆地载，日月照，阴阳调，四时化，万物不同，无故无新，无疏无亲，故能法天。天不一时，地不一利，人不一事，是以绪业不得不多端，趋行不得不殊方。五行异气而皆适调，六艺异科而皆同道。温惠柔良者，《诗》之风也；淳庞敦厚者，《书》之教也；清明条达者，《易》之义也；恭俭尊让者，《礼》之为也；宽裕简易者，《乐》之化也；刺几辩义者，《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 。六者，圣人兼用而财制之。失本则乱，得本则治。其美在调，其失在权。

《淮南鸿烈》本为道家名篇，亦对孔子之学，推崇备至。一个可以成就一番伟业的“圣人”，如同“天地、日月、阴阳、四季”这些天道一样，对不同的事物，不分新旧、亲疏，皆可理性看待，一视同仁，这就是效法天道才成就的“圣人”。这也如《荀子·天论》所言一样“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天不能只有一种气候，地不能只长一物，人之所学亦不可只有一门。有学问之博大，才有视野之广、胸怀之阔、眼光之远、大事之成。然万世学问，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六艺也是如此。

温柔贤良，是《诗》的品格；朴实敦厚，是《书》的教诲；清明通达，是《易》的要义；谦恭尊让，是《礼》的行为准则；宽容不拘，是《乐》的教化；针砭时弊，维护正义，是《春秋》的优点。但是，很多时候，一种学问和知识往往会走向另一种极端。《易》之过，在于悬疑难测；《乐》之过，在于导致过分安逸享乐；《诗》之过，在于使人产生怨怒而不思改变；《书》之过，在于让人遵循先人而过于顽固守旧；,《礼》之过，在于产生尊卑，导致不同阶层之间相互嫉恨；《春秋》之过，在于让人相互诋毁。而圣人在学习六经之时，兼取并用，“取之精华，弃之糟粕”，并未有一味的模仿，还有自我思想的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