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语文课程研究界一般把语文教材分为综合型和分科型两种编制类型。作为语文教材编制现象，这两种教材类型早已有之，但作为专门的理论术语，提出的时间并不长。在个人著述中，最早提出这一对概念的是语言学家兼语文教育家吕叔湘先生，他说：“关于教材分和合的问题……各种方案很多，但是基本上只有两派：综合派和分科派。”（《关于中学语文教材的几个问题》，载《中学语文教学》1981年第1期）之后，刘国正、黄光顾、顾黄初等在他们的著述中也都提到过这一对概念。从此，语文教材中综合与分科的说法被广为接受。
综合型语文教材在它的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诸如阅读主线型、写作主线型、知识主线型、方法习惯型、多线交织型等多种子类型，这些类型都共同呈现出以下五方面的特征：语言文学合于一册、文言白话共居一室、听说读写集于一体、语文知识融入读写、六大系统（范文系统、知识系统、作业系统、助读系统、图表系统和附录系统）高度综合。
一、综合型语文教材模式演变的几个阶段
综合型语文教材的发展演变，大致经历了纯文选型阶段、文选加评注阶段、单元编制阶段、综合编制阶段和专题组元板块结构阶段共五个阶段。
1．纯文选型阶段。古代纯文选型教材中对后世语文教材编制影响最大的，应该算是梁朝太子萧统主持编撰的《昭明文选》，该书创立了按文章体裁分类编排的先例。受其影响，后代又有清代吴楚才、吴调侯的《古文观止》、清代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清代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抄》等选本，它们都可算是古代纯文选型教材，有着鲜明的综合性特点。近现代之交，人们编辑的各种语文教材仍大多为文章汇编，后来从语文课程中离析出来的语言、文学、文化、知识甚至思想道德教育内容等，全部隐于选文之中。从文章汇编方式看，这些教材有的按时间顺序编排，有的按作品体裁编排，还有的按文章类别编排。近代纯文选型教材属于现代综合型教材的早期探索，为后来的单元编制提供了参考。
2．文选加评注阶段。语文教材走向现代的标志，便是摆脱了古代单纯文章选本的模式，开始出现评点、圈点、注释等助读要素，产生并逐渐完善语文教材的第二大系统——助读系统。清末民初吴曾祺编《重订中学国文教科书》（商务印书馆1913~1917）、林纾编《重订中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许国英编《共和国教科书国文读本》（商务印书馆1913）、谢蒙编《新制国文教本》（中华书局1914）等文言教材，均在文选基础上加入了评注，甚至有的出现了少量题解、注释和作者介绍。以上编者已或多或少受到欧美现代课程观念的影响，教材编制中自觉意识到读者对象的特殊性，因而无论是选篇视角的确定还是助读材料的选择，都有了一定的现代意识。这是文选型教材千年发展历程的艰难进步，表明综合型教材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3．单元编制阶段。如果说前述两个阶段的综合型教材是对语文的字词句法文章读法和文章作法等的“暗中摸索”，那么从这个阶段开始，则是对语文教材编制形式和内容的法则与样式的“明里探讨”，选文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说明这些法则与样式的“例子”。（夏丏尊、叶圣陶：《阅读与写作》第46页，北京，开明书店，1948）这是语文教材编制科学化意识觉醒的阶段。所谓单元编制，就是根据教学的需要，将教材的主体部分选文，按照一定的分类组成单元，其他有关的学习内容（如听说训练、写作训练和语文知识等）融入各单元之中。单元编排使得综合型教材找到了最佳的呈现方式，它使选文分类更系统，更条理，写作和知识更好地依附于单元课文来进行，读写知形成一个有机的综合体，教学中起到综合训练效果。单元编制思想的出现，表明语文教育更加走向科学化，这在综合型语文教材演进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
4．综合编制阶段。严格说来，综合编制仍属单元编制，它是单元编制的更高级更复杂的形式。统合编制区别于单元编制的最大特点是，教材各部分内容和各大编制系统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得以进一步融合，教材的科学化程度进一步提高，阅读、写作、口语训练和语文知识甚至语文活动都融于每个单元之中，使每个单元都成为语文各方面能力的综合训练体。综合编制阶段的综合型教材，符合系统论的整体功能大于各部分功能之和的观点，强调语文学习的整体训练与综合效应。至此，综合型语文教材已完全成熟。
5．专题板块阶段。专题组元，是指按人文专题或生活主题组织单元；板块结构，是指每一单元的听说读写和有关探究专题活动相互联通，融于一体，形成一个个综合程度极高的语文学习板块。21世纪初，受外国某些母语教材的影响，在我国新制订的语文课程标准理念的引导下，新一轮语文教材编制大多以阅读专题（有时兼顾文体）＋综合性学习（或语文综合实践）的形式呈现，后一项学习内容往往又与阅读专题相联系，这就使每个单元都形成一个专题性的学习板块。这是综合型语文教材发展到21世纪初的最新形式。
二、综合型语文教材的理论基础
综合型语文教材是建立在传统哲学、课程理论、现代方法论和语文学科理论等基础之上的一种语文教材模式，正是有了这些理论的支撑，综合型语文教材才久经考验，历久弥新。
1．哲学基础。自古以来，中西方就存在着迥异的思维偏向：前者重综合，后者重分析。西方哲学，尤其是近代西方哲学的基本思维方式是实证、观察、分析，中国传统哲学思维的显著特点则是整体、直觉、感悟。我国传统哲学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了传统的语文教育，即强调整体效果而非局部功能，强调全局把握和综合思考，绝少细部分析，更无烦琐解析；语文教材集文史哲和自然科学知识于一身，汇语言文字学习和思想道德教育于一体，让学生通过大量的读写综合训练，实现学生语文素养的全面提高。综合型语文教材从传统中走来，它的编制方法正符合我国哲学精神、民族心理和思维传统。
2．课程论基础。长期以来，我国长期受西方分科课程理论的影响，中小学课程门类多，分科细，各学科间封闭严重，缺乏横向联系。这既加重了学生的课业负担，又使他们所学知识无法得到整合，于是，综合课程理论应运而生。综合课程理论试图打破不同学科和学科内各知识之间的“高墙”，实现知识的高度融合。综合型语文教材符合综合课程理论。在各门课程中，语文课程无论从其课程内容、能力培养、课程目标或者实施角度来看，它的综合性都是最强的，其方方面面都只能综合协调，整体推进。综合型语文教材正是实现语文课程目标整体推进的最好方式，而分科型教材则难以做到。
3．方法论基础。现代科学方法论已广泛运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语文教材编制亦自发或自觉地运用这些新方法论。其中，系统论对综合型语文教材编制影响最大。系统论的基本原理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整体的功能不等于各部分功能之和；二是系统的结构决定系统的功能，不同的结构可以发挥不同的功能，在要素确定的前提下，巧妙安排系统的时空结构，是发挥系统功能的关键；三是任何系统都不是绝对静止的，它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四是一种系统可能有多种组成方案，要选择最优方案使系统具有最优功能。由此看出，系统论的认识方法实质上就是一种整体的综合的认识方法，这正是我国传统思维方法的精华所在，显示了系统论与整体认识论的一致性。系统论对于当代综合型语文教材编制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本世纪初课程设置和教材编制中出现的综合性学习，更是对系统论原理的自觉运用。
4．学科理论依据。从所周知，西方的拼音文字是一种抽象文字，或曰一种符号，不带任何形象性的意义，其意义完全以理性的规则来作强行的规定，形与义之间不存在任何联系。汉语言文字则不同，汉语是形象语言，保留了原始思维的特点；汉字是象形文字，是对客观自然现象的模仿，具有形象化、视觉化、空间化的特点。以形象为主要特点的汉语言，不可能像西方语言那样作过多的语言规则的理性分析，而应以整体感悟和形象思维为主。综合型语文教材正是尽可能弱化语言文字的理性规则，让学生通过大量的阅读和语言实践，在潜移默化中感悟民族语言文字的独特规则，最终学会运用。
三、综合型语文教材模式的价值和局限
与分科型教材相比，综合型语文教材的优点很明显，这成为它长盛不衰的原因。
首先，综合性语文教材大多具有明确、渐进、和谐、灵活的特点，学生易学，教师好用。 “明确”表现为这种编制模式能鲜明地体现一本书、一单元甚至一课的教学要求和教学目的，使师生对学习所要达到的目标了然于心；“渐进”表现为内容编排的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具体有抽象，学生的语文能力能螺旋上升；“和谐”是指各教学内容和元素能够合理地和谐的被组合在一起，相互为用，教材各组成部分成为一个和谐的整体；“灵活”是指教材各“构件”的灵活性和教材的开放性。综合型教材的这四个特点，符合语文教学的规律，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师生一般喜欢这样的教材。
其次，综合型语文教材符合青少年认知规律，能收到综合性和整体化的学习效果。教学时，教师完全可以根据教材的编排顺序进行教学，不必像分科型教材那样，需要教师自己去寻找读写知之间或语言文学之间的联系。学习者每学习一个单元，语文能力训练、语文知识传授、学习方法指导和学习习惯培养都在其中，这有助于读写知的相互渗透，取得语文学习的整体效应，这是分科型教材所难以做到的。
第三，综合型语文教材与教学密切结合，教学计划性强，能适应大面积教学的需要。综合型教材的每一单元都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教学包，听说读写知各方面训练都包含在里面。这样的编排，是建立在认真照顾和考虑我国教育国情和实际教学需要的基础上的，符合我国的大多数。
然而，综合型语文教材并非完美无缺，有些方面的“先天不足”显而易见。如把几种不同体系的东西混编在一起，头绪繁多，系统性不够，是个“大杂烩”，像个“大拼盘”，容易顾此失彼，眉目不清，乱而芜杂，这说明综合型教材的编排体系确实存在一定问题。尤其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人们明显感觉到综合型教材编制的头绪越来越繁，教材编写者苦不堪言，教材使用者如入迷宫。这显然有悖于综合型教材的本质与初衷。综合型教材化繁为简、由博返约、返璞归真势在必行。
21世纪初，中外母语教材编制模式在优势互补的前提下正呈综合化的发展态势。可以推断，在不久的将来，综合型教材的使用范围将会在现有基础上有所扩大。具体来说，华族文化圈中的主流母语教材将长期是综合型的，同时尽可能吸取分科型教材的优点，进一步完善综合型教材编制。西方则将长期以分科型教材为主，同时更加重视综合型教材建设，探索综合型教材编制，扩大综合型教材的使用范围。中西双方将不断加强母语教材建设的经验交流和借鉴，共同推进综合型语文教材的建设。
（《全球教育展望》200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