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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兴，诸吕无道，擅相尊王。吕产、吕禄席太后之宠，据将相之位，兼南北军之众，拥梁、赵王之尊，骄盈无厌，欲危刘氏。赖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诚尽节以诛灭之，然后刘氏复安。今王氏一姓乘朱轮华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蝉充盈幄内，鱼鳞左右。大将军秉事用权，五侯骄奢僣盛，并作威福，击断自恣，行污而寄治，身私而托公，依东宫之尊，假甥舅之亲，以为威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皆出其门，管执枢机，朋党比周。称誉者登进，忤恨者诛伤；游谈者助之说，执政者为之言。排摈宗室，孤弱公族，其有智能者，尤非毁而不进。远绝宗室之任，不令得给事朝省，恐其与已分权；数称燕王、盖主以疑上心，避讳吕、霍而弗肯称。内有管、蔡之萌，外假周公之论，兄弟据重，宗族磐互。历上古至秦、汉，外戚僣贵未有如王氏者也。虽周皇甫、秦穰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属，皆不及也。 汉兴起后，诸吕不行正道，擅自相尊为王。吕产、吕禄藉太后的恩宠，占据将相位置，掌握南北军的兵士，拥有梁、趟王的尊位，骄逸没有满足，要危及刘氏。仰仗忠正大臣绛侯、朱虚侯等竭尽诚义消灭了他们，然后刘氏又得安宁。现在王氏一姓乘着朱轮美车的有二十三人，青貂紫蝉充满篷帐，排坐在皇上左右。大将军掌事弄权，五侯骄奢气盛，一起作威作福，独断专行，行为污私却托言治公之道，凭束宫的尊威，藉甥舅的亲情，达到威严重位。尚书九卿州牧郡守都出自他们门下，执掌机要，结党营私。称赞他们的就擢升，不顺服的就杀害；游说的人为他们说解，执政的人替他们讲话。排挤宗室，孤立削弱公族，那些有智能的，尤其要毁谤而不进用。阻绝宗室担任职责，不让他们供事朝廷，怕他们和自己争权；多次提到趣王、盖王来使皇上疑惑，避讳吕、霍不肯提起。内心有管、蔡的打算，外面假托周公的言论，兄弟掌权，宗族勾结。从上古到秦汉，外戚越位尊贵没有像王氏这样的。即使周皇甫、秦穣侯、汉武安、吕、霍、上官之流，都比不上他们。 物盛必有非常之变先见，为其人微象。孝昭帝时，冠石立于泰山，仆柳起于上林。而孝宣帝即位，今王氏先祖坟墓在济南者，其梓柱生枝叶，扶疏上出屋，根垂地中，虽立石起柳，无以过此之明也。事势不两大，王氏与刘氏亦且不并立，如下有泰山之安，则上有累卵之危。陛下为人子孙，守持宗庙，而令国祚移于外亲，降为皂隶，纵不为身，奈宗庙何！妇人内夫家，外父母家，此亦非皇太后之福也。孝宣皇帝不与舅平昌、乐昌侯权，所以安全之也。 事物兴盛一定有非常的变化先出现，作为其人的细微表象。孝昭帝时，冠山之石自立于童山，倒毙的柳树在上林重新立起。而耋宣童即位，现在王氏在济南的先祖坟墓，梓木之柱长出枝叶，扶疏向上超过房屋。根插入地中，即使石站立柳竖起，也不能比这更明显。事物之势不能有两者并大，王氏和圣岖也势不两立，如果在下者有泰山般的安稳，那在上者就有累卵之危。陛下作为先人的子孙，守护宗庙，却让皇位转到外亲手中，降身为皂隶，即使不为自己，那宗庙又怎么办呢!妇人以夫家为内，以父母家为外，这也不是皇太后的幸福。孝宣皇帝不给舅舅平昌、乐昌侯权柄，就是要他们安定保全。 夫时者起福于无形，销患于未然。宜发明诏，吐德音，援近宗室，亲而纳信，黜远外戚，毋授以政，皆罢令就第，以则效先帝之所行，厚安外戚，全其宗族，诚东宫之意，外家之福也。王氏永存，保其爵禄，刘氏长安，不失社稷，所以褒睦外内之姓，子子孙孙无疆之计也。如不行此策，田氏复见于今，六卿必起于汉，为后嗣忧，昭昭甚明，不可不深图，不可不蚤虑。《易》曰：“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几事不密，则害成。”唯陛下深留圣思，审固几密，览往事之戒，以折中取信，居万安之实，用保宗庙，久承皇太后，天下幸甚。书奏，天子召见向，叹息悲伤其意，谓曰：“君且休矣，吾将思之。”以向为中垒校尉。 明理的人在无形中产生福祉，在未开始时消除祸患，应发布明诏，宣扬德音，引进宗室，亲近信任，疏远外戚，不交给他们权柄，全罢免他们使其回到家中，来效法先王的作为，优厚地安抚外戚，保全他们的宗族，这确是东宫的愿望，外家的福气。王氏永远存在，保住其爵位幸禄，刘氏长期安定，不失去社稷，这是使内姓外姓和睦，子子孙孙永无止境的大计。如果不按此行事，田氏就会在今天重见，六卿一定会在汉兴起，成为后世的忧患，昭然明朗，不能不深思，不能不早虑。《易》说：“国君不慎密，就会失去臣下；臣子不慎密，就会丧失性命；机微之事不慎密，就不能成功。”请陛下深思，周密审查军国要事，观察以往的教训，以折中事理取得信任，得以万世长安，保持宗庙，长期事奉皇太后，天下非常荣幸。书上奏后，天子召见刘向，对此叹息悲伤，对他说：“您暂且休息吧，我将考虑此事。”任刘向为中垒校尉。 向为人简易无威仪，廉靖乐道，不交接世俗，专积思于经术，昼诵书传，夜观星宿，或不寐达旦。元延中，星孛东井，蜀郡岷山崩雍江。向恶此异，语在《五行志》。怀不能已，复上奏，其辞曰：臣闻帝舜戒伯禹，毋若丹朱敖；周公戒成王，毋若殷王纣。《诗》曰：“殷监不远，在夏后之世”，亦言汤以桀为戒也。圣帝明王常以败乱自戒，不讳废兴，故臣敢极陈其愚，唯陛下留神察焉。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蚀三十六，襄公尤数，率三岁五月有奇而壹食。汉兴讫竟宁，孝景帝尤数，率三岁一月而一食。臣向前数言日当食，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间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异有小大希稠，占有舒疾缓急，而圣人所以断疑也。《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昔孔子对鲁哀公，并言夏桀、殷纣暴虐天下，故历失则摄提失方，孟陬无纪，此皆易姓之变也。秦始皇之末至二世时，日月薄食，山陵沦亡，辰星出于四孟，太白经天而行，无云而雷，枉矢夜光，荧惑袭月，孽火烧宫，野禽戏廷，都门内崩，长人见临洮，石陨于东郡，星孛大角，大角以亡。观孔子之言，考暴秦之异，天命信可畏也。及项籍之败，亦孛大角。汉之入秦，五星聚于东井，得天下之象也。孝惠时，有雨血，日食于冲，灭光星见之异。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立，上林僵柳复起，大星如月西行，众星随之，此为特异。孝宣兴起之表，天狗夹汉而西，久阴不雨者二十余日，昌邑不终之异也。皆著于《汉纪》。观秦、汉之易世，览惠、昭之无后，察昌邑之不终，视孝宣之绍起，天之去就，岂不昭昭然哉！高宗、成王亦有雊雉拔木之变，能思其故，故高宗有百年之福，成王有复风之报。神明之应，应若景响，世所同闻也。 刘向为人平易没有威仪，廉洁清静喜好圣贤之道，不和世俗交接，专心研究经术，白天朗诵书传，晚上观察星宿，有时到天亮也不睡觉。元延中，彗星扫过束井，蜀郡岷山崩裂堵塞长江。刘向认为这种异象不好，他对此的论述载于《五行志》。思绪不已，又上书道：臣听说帝舜告诫伯禹，不要像丹朱那样傲慢；周公告诫成王，不要像殷王纣那样。《诗》说“殷的借鉴不远，在夏后的时代”，也是说汤以桀为戒。圣帝明王常常用败乱警戒自己，不避讳废兴，所以臣下敢于极力陈述愚见，请陛下留神观察。谨案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次，襄公时尤其多，大概三年零五个多月就H食一次。汉兴起至竟宁，孝景帝时特别多，大概三年零一个月一次H食。臣向前面多次说应有日食，现在连续三年频繁H食。从建始以来，二十年间八次H食，大概两年零六个月发生一次，古今少有。异象有大小稀稠，占卜有紧慢缓急，圣人以此决断疑问。《易》说： “观察天文，来审察时世变化。”从前孔子答对鲁哀公，一起提到夏桀、殷纣暴虐于天下，所以历法有失误则摄提失去方位，孟陬无法计测，这都是换姓造成的变化。秦始皇末年到二世时，日月相掩食，山陵崩溃，辰星出现在四季的孟月，太白星经过天空运行，没有云而打雷，流星在夜中发光，荧惑袭过月亮，灾火烧了宫室，野乌在廷中游戏，都门向内崩毁，临洮出现巨人，柬郡降落陨石，彗星扫过大角，大角因此消失。观看孔子的话，考察暴秦的异象，天命确实让人畏惧。到项籍失败时，也是彗星扫过大角。汉攻入秦，五颗星聚集在束井，是得天下的征象。孝惠时，有下血雨，日月运行交道相冲，日光消失，星星出现的灾象。孝昭时，有泰山卧石自行站立，上林僵死之柳又复树起，像月亮一样的大星向西运行，很多星跟随着它，这是特大的灾异。孝宣兴起的征兆，天狗夹着银河西行，二十多天常阴天不下雨，是昌邑不能善终的灾象。都载于《汉纪》。观察秦、汉的更替，惠、昭没有后代，昌邑不能善终，看孝宣的继起，上天的取舍，不是非常明显吗!高宗、成王也有雊雉拔树的灾象，能反思其原因，所以高宗能有百年的福分，成王有反向刮风的报应。神明的报应，像影子和回声一样，这是举世共知的。 臣幸得托末属，诚见陛下宽明之德，冀销大异，而兴高宗、成王之声，以崇刘氏，故豤々数奸死亡之诛。今日食尤屡，星孛东井，摄提炎及紫官，有识长老莫不震动，此变之大者也。其事难一二记，故《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是以设卦指爻，而复说义。《书》曰“亻平来以图”，天文难以相晓，臣虽图上，犹须口说，然后可知，愿赐清燕之闲，指图陈状上辄入之，然终不能用也。向每召见，数言：“公族者国之枝叶，枝叶落则本根无所庇荫；方今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禄去公室，权在外家，非所以强汉宗、卑私门、保守社稷、安固后嗣也。”向自见得信于上，故常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及在位大臣，其言多痛切，发于至诚。上数欲用向为九卿，辄不为王氏居位者及丞相御史所持，故终不迁。居列大夫官前后三十余年，年七十二卒。卒后十三岁而王氏代汉。向三子皆好学：长子伋，以《易》教授，官至郡守；中子赐，九卿丞，蚤卒；少子歆，最知名。歆字子骏，少以通《诗》、《书》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讲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方技，无所不究。向死后，歆复为中垒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马王莽举歆宗室有材行，为侍中太中大夫，迁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贵幸。复领《五经》，卒父前业。歆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语在《艺文志》。 臣有幸托身皇家末枝，确实见陛下有宽厚圣明的德行，希望消除大灾，光大直塞、盛王的美声，来尊崇玺区，所以诚恳地数次干犯死罪。现在日食尤其频繁，彗星扫过束井，摄提火光上升到紫宫，有见识的长老没有不震惊的，这是大灾象。此事难于一一记下，所以《易》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所以摆卦指出爻象，再来陈说意思。 《书》说“让人用图来说明”，天文难以通晓，臣虽献了图，仍需要口说，然后才能明白，希望赐我在清闲之时，指着图陈说。 皇上于是召见了他，但最终未能任用。刘向每次被召见，都讲公族是国家的枝叶，枝叶落了树干和根便没有了庇护；现在同姓疏远，母党专政，福禄离开公室，权力在外家之手，这不是使汉宗强盛，私家卑弱，保住社稷，稳固后代的做法。刘向因能被皇上信任，所以常颂扬宗室，讽刺王氏和在位的大臣，语言很痛切，出于至诚。皇上多次想任用刘向做九卿，都不被在位的王氏和丞相御史支持，所以终于没有进升，做列夫官前后三十多年，七十二岁死。死后十三年王氏取代了漠。刘向的三个儿子都好学：长子刘伋，讲授《易》，做官到郡守；二儿子刘赐，做九卿丞，早死；小儿子刘歆，最有名。刘歆字子骏，小时候因通晓《诗》《书》能做文章被召见，见到成帝，在宦者署待诏，做黄门郎。河平年间，受诏和父亲刘向一起主持校定秘书，研究六艺传记，诸子、诗赋、数术、技，没有不涉及的。刘向死后，刘歆又做中垒校尉。哀帝刚即位，大司马王莽推举刘歆是有才德的宗室，做诗中太中大夫，升骑都尉、奉车光禄大夫，地位尊贵深受宠幸。又负责《五经》之事，完成父亲的遣业。刘歆便汇集六艺群书，分类编排为《七略》。《艺文志》有载。 歆及向始皆治《易》，宣帝时，诏向受《穀梁春秋》，十余年，大明习。及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歆大好之。时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与歆共校经传。歆略从咸及丞相翟方进受，质问大义。初《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学者传训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转相发明，由是章句义理备焉。歆亦湛靖有谋，父子俱好古，博见强志，过绝于人。歆以为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后，传闻之与亲见之，其详略不同。歆数以难向，向不能非间也，然犹自持其《穀梁》义。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 刘歆和刘向开始都研究《易》，宣帝时，下韶让刘向学习《谷梁春秋》，十多年，已学得很精通。到刘歆校定秘书，看到古文《春秋左氏传》，他非常喜欢。当时丞相史尹咸因能研究《左氏》，和刘歆一起校订经传。刘歆大略跟尹咸和丞相翟方进学习，询问大义。起初《左氏传》多为古字古语，学者传解训诂而已，到刘歆研究《左氏》，引传文来解经，互相发明，从此也具备了章句义理。刘歆又沉静有谋略，父子都好古，博闻强记，超过别人。刘歆认为左丘明的好恶和圣人一样，亲眼见过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之后，听传闻和亲眼见，详略不同。刘歆多次向刘向发难，刘向不能责难他，却仍自己坚守着《谷梁》的义旨。等刘歆被皇上亲近，想把《左氏春秋》和《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哀帝让刘歆和《五经》博士讲论其意旨，各位博士有的不肯和刘歆辩论，刘歆于是致书太常博士，责备他说：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后东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于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它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明师传读而已。《诗》始萌牙。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于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后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皆起于建元之间。当此之时，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后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联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 从前唐虞衰亡，三代继起，圣帝明王，相承迭兴，大道显著。周室衰微礼乐不正，大道如此难以保全。所以孔子担心大道不通行，游历各国去应聘。从卫回鲁，之后音乐匡正， 《雅》颂》各得其所；刊定《易》，作《书》序，著作《春秋》，来记载帝王之道。到夫子死而精微之言灭绝，七十子死而大义乖谬，又遇上战国纷争，摒弃篷豆的礼仪，着手军旅行阵，孔氏大道衰微，孙吴法术兴盛。逐渐衰落一直到了暴秦，烧经书，杀儒士，制定禁书法律，赞扬古代的被治罪，大道法术从此灭绝。汉兴起，离圣帝明王很远，仲尼大道又灭绝，法度无从因袭。当时衹有一个叔孙通大致制定礼仪，天下衹有卜书《易》，没有别的书。到孝惠时，废除禁书法律，但公卿大臣绛、灌等人都是披戴盔甲的武夫，不以为然。到孝文皇帝，开始让掌故晁错，跟伏生学习《尚书》。《尚书》刚从屋墙中取出，朽折散乱，现在那书仍在，当时师傅衹是传解诵读而已。 《诗》开始萌芽。天下出现了很多书，都是诸子的传释，尚且广泛立于学官，为它们设置博士。在汉朝的儒生，祇有买生而已。到孝武皇帝，之后邹、鲁、梁、趟常有讲解《诗》、《礼》、《春秋》的前辈老师，都兴起于建元年间。在这时，一人不能独自穷尽经书，有的通晓《雅》，有的通晓《颂》，大家相配合才能完成讲经。《泰誓》后出，博士收集并诵读。所以诏书说道： “礼崩乐坏，书简脱缺，朕很担心。”当时汉兴起已七八十年，离开全部的经书，本来就很远了。 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官，而得古文于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篇，《书》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余通，臧于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臧，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间编。传问民间，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 到鲁恭王发掘孔子旧宅，想建造宫室，在断墙中得到古文， 《逸礼》有三十九篇，《书》有十六篇。天汉之后，孔安国献上它们，遇上巫蛊仓猝之祸，没来得及施行。至于左氏丘明所修的《春秋》，都是古文旧书，多的有二十多篇，藏在秘府，隐秘没有公布。孝成皇帝怜惜学术残缺，与原书相差很大，便公布旧藏，校订旧文，用这三种书，校订学官传授的经传，经有的脱简，传有的错编。传令询问民间，有鲁厘担公、整回贯公、胶东庸生的传学与此相同，受压制没有施行。这是使有识者怜惜，士君子痛心的事。以前做学问的人不考虑书的残缺，苟且因陋就寡，分析文字，言辞烦琐，学者到老不能研究通一艺。信口解说背诵传记，信奉低等的老师而责难以往的古事，至于国家要有大事，如立辟雍、封掸、巡狩的仪式，便糊涂不知应该怎样。仍要抱残守缺，带着怕被戳穿的私心，而没有服从善义的公心，或者心怀嫉妒，不思实情，雷同的便相追随，听声音附和是非，压抑这三种学问，认为《尚书》是完备的，说左氏没有传解《春秋》，不是很可悲的事吗! 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今则不然，深闭固距，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欲以杜塞余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征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 现在圣上德通神明，继位承业，也怜惜文章错乱，学士们这么多，虽明白真情，仍然迟疑谦让，愿意和士君子一样。所以下发明诏，辩论《左氏》是否可立，派近臣奉上旨令，要来扶助微弱，和两三个君子同心合力，希望重立被废弃的经传。现在却并非如此，深藏坚拒，不肯论辩，苟且以不诵习而灭绝它，想来堵塞仅剩的大道，灭绝精微的学问。可以和他分享成果，难于和他考虑创业，这是老百姓的做法，不是名士君子所为。并且这几家的事，都是先帝亲自谈及，现在皇上考查，那些古文旧书，都有验证，内外相合，难道是苟且就能罢休的吗! 夫礼失求之于野，古文不犹愈于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复广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党同门，妒道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于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礼丧失则到民间去找，古文不是更胜于民间吗?以前博士《书》有欧阳， 《春秋》有公羊， 《易》则有施、孟，但孝宣皇帝还广泛设立《谷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书》，虽然义旨不同，但仍然一起设置。为什么呢?与其因为它有错误而废弃它，宁可错误丫而设立它。传解说：“文武之道没有坠于地上，而在人间；贤人记大的方面，不贤的人记小的方面。”现在这几家的言论，是并有大小的义旨的，怎么能偏废呢!如果一定要独断守缺，同门结党，嫉妒真道，违背明诏，丧失圣意，被文官们的议论所淹没，我很希望这两三个君子不要这样做。 其言甚切，诸儒皆怨恨。是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以歆移书上疏深自罪责，愿乞骸骨罢。及儒者师丹为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上曰：“歆欲广道术，亦何以为非毁哉！”歆由是忤执政大臣，为众儒所讪，惧诛，求出补吏，为河内太守。以宗室不宜典三河，徙守五原，后复转在涿郡，历三郡守。数年，以病免官，起家复为安定属国都尉。会哀帝崩，王莽持政，莽少与歆俱为黄门郎，重之，白太后。太后留歆为右曹太中大夫，迁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使治明堂辟雍，封红休侯。典儒林史卜之官，考定律历，著《三统历谱》。初，歆以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云。及王莽篡位，歆为国师，后事皆在《莽传》。 他的话非常深切，儒士们都很怨恨。这时名儒光禄大夫龚胜因刘歆致书向上陈述而深深自责，希望请求骸骨回家。至于儒者师丹是大司空，也大怒，上奏刘歆改乱旧章，毁谤先帝所立之学。皇上说：“刘歆想推广道术，又怎能当作毁谤呢?”刘歆从此冒犯了执政大臣，被众儒诽谤，害怕被杀，请求出京补为官吏，做河内太守。因宗室不应主管三河，转为五原太守，后来又转到涿郡，共做过三郡太守。几年后，因病免官，从家中起用又做安定属国都尉。正逢哀帝崩，王莽主政，王莽年少时和刘歆都做黄门郎，器重他，禀告太后。太后留刘歆做右曹太中大夫，升中垒校尉，羲和，京兆尹，让他主管明堂辟雍，封为红休侯。主管儒林史卜官，考订乐律和历法，着《三统历谱》。起初，刘歆在建平元年改名秀，字颖叔。到王莽篡位，刘歆做国师，后面的事都在《莽传》。 赞曰：仲尼称“材难，不其然与！”自孔子后，缀文之士众矣，唯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杨雄，此数公者，皆博物洽闻，通达古今，其言有补于世。传曰“圣人不出，其间必有命世者焉”，岂近是乎？刘氏《洪范论》发明《大传》，著天人之应；《七略》剖判艺文，总百家之绪；《三统历谱》考步日月五星之度，有意其推本之也。呜虖！向言山陵之戎，于今察之，哀哉！指明梓柱以推废兴，昭矣！岂非直谅多闻，古之益友与！ 赞曰：仲尼感叹“贤才难得，不是真的吗!”孔子以后，著书的人多了，衹有孟轲、孙况、董仲舒、司马迁、刘向、扬雄，这几位先生，都博物洽闻，通晓古今，言论对时世有益。传说“圣人不出现，这之间一定有著名于当世的人。”不是很有道理吗?刘氏《洪范论》发挥《大传》，昭明天人相应； 《七略》分辩艺文，理出百家的头绪；《三统历谱》测定曰月五星的分度。究极根本，大有深意。啊!刘向论述山陵的告诫，在今天来察看，令人哀痛!指明梓木之柱的事来推断废兴，多么明白啊!难道不是直信多识，古人所说的益友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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