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词话》札记1：关于“概论病”  邓军海  写在前面
始终觉得，直呼王国维即便不嫌造次，也太过生分，倒是静安先生这一称呼，既尊卑有度亦亲切有致。至于缘何写札记，则是因为既讨厌所谓“读后感”，也有些厌倦所谓论文，故而，就札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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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岁，有学生交来读书报告，是手写的，开首即言：
《人间词话》是王国维文学批评的代表作，不仅堪称中国古典意境理论的集大成之作，也堪称中国现代文学理论的经典之作。王国维在接受了西方哲学、美学的影响（特别是叔本华与康德的哲学美学）之后，对中国古典的文学理论进行了新的探讨，在继承中国固有的传统批评时，又对西方思想中的某些重要概念进行了重新阐释。从表面上看，《人间词话》与中国传统的诗话词话作品之体例格式没有显著差别，但实际上，它已初具理论体系，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好大一顶帽子！真是难为孩子了。要说出这一大段学术行话，一个四流大学中文系的大二学生，真不知要抄多少所谓学术论著。 然而，这些话，都是套话，甚至是脏话。 读静安先生，读《人间词话》，首先要忘记这号套话甚至脏话，纵然熟练这些套话，可以答论述题，可以敷衍文章，可以申报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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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比这号套话更脏的。偶见坊间一题目：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自然中之物，互相限制。然其写之于文学及美术中也，必遗其关系、限制之处。故虽写实家，亦理想家也。又虽如何虚构之境，其材料必求之于自然，而其构造，亦必从自然之法则。故虽理想家，亦写实家也。”这番话体现了( )
这是地地道道的脏话。汉语知识，缘何堕落至如斯境地。此等肮脏丑陋，可谓前无古人，但愿亦后无来者。 读《人间词话》，须戒绝此类概论病。其原由，上述丑陋可一展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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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论病，乃一独特之现代疾病。西哲托克维尔言，民主社会之知识人对“一般观念”（general ideas），有亘古未有之激情：
我每天一早起来，总是听到人们又发现了我以前闻所未闻的某个一般的、永久的规律。即使是一个平庸的小作家，他也跃跃欲试，企图发明一些可以治理大国的经纶；他要是不在一篇文章中把全人类都写进去，他是决不会心满意足的。（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国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第530页。）
因热爱“一般观念”（general ideas），故而就有了这种思维习惯：“找出所有事物的共同准则、把大量的事物总括在同一的形式之下、只用一个原因来解释无数事实。”（同前，第531页） 汉语知识界对此思维习惯并不陌生。现代形形色色的主义，皆因此而生，比如Marx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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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读古人之“诗言志”，“文以载道”，“词以境界为最上”，随即笼而统之，以为在谈文学。 这也是概论病在作怪。 因在古人心中，诗是诗，文是文，词是词，无人一概而论。 如此混淆“浑言”（in general）与“析言”（in particular）所闹笑话，钱锺书先生曾辨之甚明：
我们常听说中国古代文评里有对立的两派，一派要“载 道”，一派要“言志”。事实上，在中国旧传统里，“文以载道”和“诗以言志”主要是规定个别文体的职能，并非概括“文学”的界说。“文”常指散文或“古文”而言，以区别于“诗”“词”。这两句话看来针锋相对，实则水米无干，好比说“他去北京”、“她回上海”，或者羽翼相辅，好比说“早点是稀饭”、“午餐是面”。因此，同一个作家可以“文载道”，以“诗言志”，以“诗余”的词来“言”诗里说不出口的“志”。这些文体彷彿台阶或梯级，是平行而不平等的， “文”的等级最高。西方文艺理论常识输入以后，我们很容易把“文”一律理解为广义上的“文学”，把“诗”认为是文学创作精华同义词。于是那两句老话彷彿 “顿顿都喝稀饭”和 “一日三餐全吃面”，或“两口都上北京”和“双双同去上海”，变成相互排除的命题了。传统文评里有它的矛盾，但是这两句话不能算是矛盾的口号。对传统不够理解，就发生了这个矛盾的错觉。（钱锺书《七缀集》，三联书店，2002，第4-5页）
此等笑话，即便儒雅如朱光潜或周作人者，也曾在所不免。 即便强为之言，也可说古人是在谈今人所谓文学。但如此说，恰如说“士不可以不弘毅”是在谈人，跟废话差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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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读《人间词话》，最喜为“境界”下定义。于是乎，专家学者为何为“境界”而争论不休，有以为是“意境”者，有以为是所谓“鲜明艺术形象”者，有以为是“作品中的世界”者……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又有人倦于此等无谓争论，遂抱怨静安先生用语不严，不符合现代学术规范。 这还是概论病在作怪。 《人间词话》假如值得一读，就先须读，且莫跟在有聊之专家学人背后，从事无聊之争论。 据叶先生自述，她刚入初中，即邂逅静安先生之《人间词话》。其阅读感受，似比那些学术专著重要得多：
当时我对诗词的欣赏，可以说是仍处于朦胧的状态之中，虽有主观直觉之爱赏，但却因为说不出一个所以然的道理来，所以丝毫也不敢自信。直到读了《人间词话》以后，才恍如在暗室中的人得到了一线光照，往往因为其中的某些言语，与我自己的感受有一点暗合之处，而为之怦然心动，欣喜无已。（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前言》，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13-14）
当时的叶先生，受的是家学教育，没上小学，父亲和伯父让她背诗词。上述文字，是她腹中有千百首诗词时偶然邂逅《人间词话》时的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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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间词话》，须知诗词之别。 词者，诗之余也，诗庄而词媚。静安先生亦辨之甚明：
词之为体，要眇宜修。能言诗之所不能言，而不能尽言诗之所能言。诗之境阔，词之言长。（《人间词话删稿》第九则）
关于词之“要眇宜修”，叶嘉莹先生《人间词话七讲》一书解释道：“这‘要眇’和‘宜修’都是《楚辞·九歌》里边的语言，是形容湘水上的一位女神，说她不但有一种深微幽隐的美，而且还有一种修饰的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第32页） 叶先生讲《人间词话》之独绝处，就在于终生强调诗词之别，强调词之“要眇宜修”。读者可详参其近着《小词大雅》（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这里只录早先著作中的一段。叶先生说，诗词均须“能感之”和“能写之”两样功夫。然而毕竟有别，各有短长：
先就形式之不同言之，词之篇幅短小，虽有长调，亦不能与诗中之五七言长古相比，而且每句之字数不同，音律亦曲折多变，故而如诗中杜甫《北征》之质朴宏伟，白居易《长恨歌》之委屈详尽，便皆非词中之所能有。然而如词中冯延巳《鹊踏枝》之盘旋顿挫，秦观《八六子》之清丽芊绵，则又非诗之所能有矣。再就性质之不同言之，则诗在传统中一向便重视“言志”之用意，而词在文人诗客眼中，则不过为歌筵酒席之艷曲而已。是以五代及北宋初期之小令，其内容所写皆不过为伤春怨别之情，闺阁园亭之景，以视诗中陶、谢、李、杜之情思襟抱，则自有所弗及矣。然而词之特色却正在于能以其幽微婉约之情景，予读者心魂深处一种窈眇难言之触动，而此种触动则可以引人生无穷之感发与联想，此实当为词之一大特质。……夫诗之意境何？能写襟抱志意也。词之特质何？则善于感发也。（叶嘉莹《我的诗词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页114）
简而言之，词之为词，就形式而言，词是小调，长短句；就题材而言，则词是艷科，诗则有言志传统。 《人间词话》，乃词话，其主角为词。偶尔亦言诗，乃配角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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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间词话》，词话就是词话，非今世学术专家所谓文学理论或美学理论。 因不辩其间分别，或因虽知二者之别却以后者为标准来衡量前者，故而时常讥笑或抱怨《人间词话》之不合格。 此等说辞，恰如以自己为标准，来衡量他人，固属无理取闹或无礼取闹。然此等无理或无礼，即便温厚如朱光潜或叶嘉莹者，也在所不免。 如朱光潜先生《我与文学及其他》一书尝言，古人论诗，喜拈出一两字。其好处在于方便，其短处在于笼统。故而，朱先生拈出情趣、意象与声音三要素论诗：
我认为诗的要素有三种：就骨子里说，它要表现一种情趣；就表面说，它有意象，有声音。我们可以说，诗以情趣为主，情趣见于声音，寓于意象。这三个要素本来息息相关，拆不开来的。（《朱光潜全集》卷六，中华书局，2012，第28页）
静安先生之《人间词话》，当然也在朱先生批评之列。 余认同陈师望衡之论，亦奉朱先生为现代中国之唯一美学家。然而数读朱先生之美学理论，不及邂逅静安先生片言只语之入人之深，其可怪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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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今人之学术论文或专著来衡量《人间词话》，还是概论病在作怪。 因为僭居现代学术正统的所谓文学理论或美学理论，其实也是概论。 倒是西人宇文所安先生，也就是天津才女田晓菲之夫君，对古人所钟爱之诗话词话，有一份体贴尊重，读者可详参下书中讲说欧阳永叔之《六一诗话》的文字，这里只录其中一段：
无论是禅宗的“话头”，还是新儒家的“语录”，或者诗话，它们的形式、魅力以及它们独特的权威性与魅力却大都可以追溯到儒家经典《论语》。理解了《论语》的权威性与魅力是怎么来的，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诗话在中国文学理论中占据了这么重要的位置。 按照西方的文类观，一个作者不需要首先成为“善人”就可以写出重要的伦理学专题论文。……简单地说，伦理学“专题论文”对作者的思想水平而不是他的道德水平提出要求。……在中国传统中也不乏这种文类思想，但人们经常默默地持相反观点。关于伦理问题，唯一恰当的写作范例就是《论语》那样的文体。（宇文所安《中国文论：英译与评论》，王柏华、陶庆梅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第396-397页。）
准此反观今世学者，每每不将《人间词话》当词话看，即便不是横挑鼻子竖挑眼，也总想参照静安先生之其他理论，演绎一理论体系。 殊不知，古人诗话词话之类写作，本是“利根人”所作，亦是写给“利根人”读。如此煞费苦心演绎论证，不只将读者当“钝根人”，也是将静安先生当“钝根人”来看，而且还当作不合格的钝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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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间词话》，须同时读《人间词》，如此，方不会将“人间”一词轻易滑过。 关于人间二字之深意，李后主之“一片芳心千万绪，人间没个安排处”，堪为注脚。 以近人而论，苦水先生顾随《生查子》一阕，亦可作最佳注释：
身如入定僧，心似随风草。 心自甚时愁，身比年时老。 空悲眼界高，敢怨人间小。 越不爱人间，越觉人间好。
词中甚时年时二词，是山西方言。其中年时一词，是去年之意，俺老家仍在用。容俺说句煽情话，这两个方言词，使这等悲情词篇，柔肠满怀。 好一个“空悲眼界高敢怨人间小”，好一个“越不爱人间越觉人间好”。 人云，今人唯苦水先生最得静安先生之神韵，故而，以此解“人间”一语，并非胡拉乱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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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得“人间滋味”，方可解静安先生所言“词以境界为最上”，亦方可悟其中尽人皆知的“三境界说”。 关于此“人间滋味”之苦辣酸甜，读静安先生诗词，几乎随处可见。 假如诸君欲贪近便，则静安先生而立之年所作《精庵文集续编》之两篇自序，乃一绝佳入口。此自序文字，静安先生门人赵万里称之为《三十自序》。 其一云：“体素羸弱，性复忧郁，人生之问题，日往复于吾前，自是始决从事于哲学。” 其二所言，则更为痛切：
余疲于哲学有日矣。哲学上之说，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余知真理，而余又爱其谬误。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伦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然求其可信者，则宁在知识上之实证论，伦理学上之快乐论，与美学之经验论。知其可信而不能爱，觉其可爱而不能信，此近二三年中最大之烦闷。而近日之嗜好，所以渐由哲学而移于文学，而欲于其中求直接之慰藉者也。要之，余之性质，欲为哲学家则感情苦多，而知力苦寡；欲为诗人，则又苦感情寡而理性多。诗歌乎？哲学乎？他日以何者终吾身，所不敢知，抑在二者之间乎？
学人多依此说静安先生之悲观，浅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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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人间词话》，先须直面，再须重读。 即便想看论家疏解，亦须看“通人”之解，切勿参看现代学术专家之解。“通人”跟专家之别在于，“通人”是一个人，专家是人的一种功能（function）。 专家解“通人”，即便不是一群盲人摸象，也常常是两小儿辩日。 编辑：李海青 推送：者也编辑部 版权声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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