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记录：论“史钞”

  

      一、史钞的起源与发展

      讨论史钞的起源与发展，必须回答两个问题，一是史钞作为一种史书编纂的形式产生于何时？是如何发展的？二是史钞在古代史部目录分类中作为一个独立的类目出现于何时？史部目录中史钞类目的出现说明了什么问题？迄今为止，对此的认识始终模糊不清，以至于谬说流传，贻害后学。

      作为一种史书编纂形式，史钞何时出现，至少有三种不同的说法。第一，史钞始于孔子删书，《四库全书总目》云：“帝魁以后，书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孔子删取百篇，此史钞之祖也。”③第二，史钞产生于东汉学者抄撮旧史，《隋书·经籍志》云：“自后汉已来，学者多钞撮旧史，自为一书”④。第三，史钞始于东晋葛洪，章学诚说：“钞书始于葛稚川。”⑤把东晋葛洪的《史记钞》当作史钞的源头。以上三种说法中，史钞始于孔子删书的说法普遍遭到后世学者的质疑，钱穆在《国学概论》、张舜徽在《四库提要叙讲疏》、陈秉才、王锦贵在《中国历史书籍目录学》中都否认孔子删书为史钞之源的说法，证据充分，可以采信。既然史钞之作始于孔子的说法不能成立。那么，史钞是不是就始于东汉学者或者西晋葛洪呢？看来这个问题尚待进一步探究。

      要想搞清史钞始于何时，首先要搞清史钞作为一种史书类型，具有何种特点。这个问题搞清了，史钞源于何时也就迎刃而解了。较早论述史钞特点的是西晋葛洪，他认为史钞就是“撮其精要”，使阅读者能“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烦而所见博”⑥。《隋书·经籍志》则认为史钞乃“钞撮旧史，自为一书”，明确指出史钞就是在旧史的基础上抄撮而成。南宋学者高似孙在其所著《史略》中进一步归纳史钞的特点：“凡言钞者，皆撷其英，猎其奇也，可为观书之法也。”⑦在高似孙看来，史钞就是节抄史书内容，撷英猎奇，以便别人观览。清代四库馆臣在前人基础上作了更为明确的论述，认为史钞的特点是“含咀英华，删除冗赘”，“博取约存，亦资循览”⑧。可见，史钞的最大特点就是把卷峡浩繁的史书删繁就简，取其精华，钞撮举要，以便于人们阅读记诵。

      搞清了史钞的特点，我们再反观古代史籍的发展，就很自然地看出史钞起源于何时了。从现有文献记载来看，史钞应该出现在战国时期。《史记》中有这样的记载：“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⑨很显然，铎椒和虞卿有感于《春秋》卷帙浩繁，不利于君王阅读，于是选取其中事关成败得失的内容，博观约取，删繁就简，抄撮成书，编成精简本，以便阅览。刘向《别录》也有“铎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的记载⑩。由此可见，“史钞之书源远流长，战国时期即已显其端倪”(11)，应该是正确的判断。《隋书·经籍志》认为史钞始于东汉学者抄撮旧史，倒是指出了东汉以后抄撮之风盛行的状况，但没有追溯其源头。至于章学诚认为“钞书始于葛稚川”，则完全没有梳理史钞产生的过程，纯属误判。

      从两汉到隋唐，史钞之作不断出现，成为一种重要的著作方式。东汉卫飒“约史记要言，以类相从”(12)，编为《史要》；杨终“受诏删《太史公书》为十余万言”(13)，编为《节本太史公书》；应奉“删《史记》、《汉书》及《汉纪》三百六十余年，自汉兴至其时，凡十七卷”(14)，编为《汉事》。这些都是汉代较为著名的史钞著作。另外，荀悦作《汉纪》，也是抄撮班固《汉书》而成，“(汉献)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汉书》文繁难省，乃令悦依《左氏传》体以为《汉纪》三十篇”(15)。三国时期，桓范“尝钞撮《汉书》中诸杂事，自以意斟酌之，名曰《世要论》”(16)。东晋葛洪“钞《五经》、《史》、《汉》、百家之言、方技杂事三百一十卷”(17)，编成《史记钞》、《汉书钞》等。由于抄撮之作日渐增多，南朝齐梁之间甚至出现了“钞撰学士”一职，庾信、徐陵都被称为“钞撰学士”(18)。这一时期抄撰众籍成为时尚，史载庾肩吾“在雍州被命与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防、徐摛、王囿、孔铄、鲍至等十人钞撰众籍”(19)。庾于陵“与谢朓、宗夬钞撰群书”(20)。裴子野依据诸家《后汉书》，“钞合《后汉事》四十余卷”(21)。袁峻“钞《史记》、《汉书》各为二十卷”(22)。杜之伟“与学士刘陟等钞撰群书，各为题目，所撰《富教》《政道》二篇，皆之伟为序”(23)。隋朝李文博读史，“若遇治政善事，即钞撰记录”(24)。唐代高峻“钞节历代史”，成《高氏小史》一书。

      由此可以看出，从战国时期铎椒、虞卿抄撮旧史开始，由两汉到隋唐，史钞作为一种撰述形式，愈来愈发展，社会影响也日渐增加。其见于《隋书·经籍志》杂史类著录的就有卫飒的《史要》、张缅的《后汉略》、《晋书钞》、王蔑的《史汉要集》、张温的《三史略》、葛洪的《汉书钞》、阮孝绪的《正史削繁》等十多部。当然，除史书外，这一时期的经、子、集书以及谱牒、医书、占卜之书等等，都有人抄撮改编。据曹之统计，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抄撰、抄撮之作就有37类(25)。

      从宋到清，是史钞发展的鼎盛时期。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史钞数量猛增，高质量的史钞越来越多，编纂形式更加灵活多样，社会影响越来越大。二是史钞在史部目录分类中逐渐引起人们关注，成为独立的类目。

      从史钞数量上看，宋、明两代史钞数量激增。据《宋史·艺文志》著录，宋代出现的史钞类史籍有74部，1324卷。另据《明史·艺文志》著录，明代出现的史钞类史籍有34部，1413卷。实际上，宋、明两代的史钞数量都远远超出这个数字。笔者曾根据多种目录学著作进行仔细统计、甄别，发现仅明朝一代的史钞类史籍就多达200余部(26)。从史钞编纂形式上来看，汉唐时期的史钞或专钞一史，或合钞众史，编纂形式还比较单一。但宋代以后，史钞的编纂形式开始灵活多样。对此，四库馆臣有比较精到的总结：“沿及宋代，又增四例。《通鉴总类》之类，则离析而编纂之。《十七史详节》之类，则简汰而刊削之。《史汉精语》之类，则采摭文句而存之。《两汉博闻》之类，则割裂词藻而次之。”(27)编纂形式的灵活多样一方面反映了史钞类史籍自身有了较快的发展，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社会对史钞的需求愈来愈大。从抄纂质量来看，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史钞作品，如宋代杨侃的《两汉博闻》、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和《东汉精华》、洪迈的《史记法语》和《南朝史精语》、沈枢的《通鉴总类》，明代张九韶的《元史节要》、唐顺之的《史纂左编》、梁梦龙的《史要编》、马维铭的《史书纂略》、茅坤的《史记钞》、王思义的《宋史纂要》，清代郑元庆的《廿一史约编》、杭世骏的《汉书蒙拾》等，这些史钞出自名家，“即所删节之本，而用功之深至”(28)，“采摭精华，区分事类，使考古者易于检寻”(29)，“约而不遗，驯而可诵”(30)。对后世有极大影响。

      作为一种史书类型，史钞虽然出现较早，但在史部目录中成为一个独立的类目却是在宋代完成的。关于史钞最早出现于何种目录学著作，学界说法不一，错谬较多。《四库全书总目》和章学诚都认为史钞独立成目始于《宋史·艺文志》，所谓“《宋志》始自立门”(31)，“唐后史家，无专门别识，钞撮前人史籍，不能自擅名家，故《宋志》艺文史部，创为史钞一条”(32)。这一观点影响很大，当代学者承其说者较多(33)。随着研究的深入，关于史钞类目成立时间的说法愈来愈多，或认为始于南宋高似孙的《史略》(34)，或认为始于宋末元初马端临的《文献通考·经籍考》(35)，或认为始于宋代的《三朝国史·艺文志》(36)。考诸目录学文献，以上说法似乎都不妥当。

      笔者遍查汉唐间目录学文献，发现尽管这一时期史钞发展较快，但并没有一部目录学著作在著录图书时提到史钞。及至唐初修《隋书·经籍志》，史钞依然混杂于“杂史”类目之中。但需要引起我们注意的是，《隋志》作者在论述“杂史”范畴时提到了史钞，这是迄今为止可以考见的目录学著作中对史钞类史籍最早的记载。在《隋志》作者看来，杂史包括“率尔而作，非史策之正”、“各记闻见，以备遗忘”、“钞撮旧史”、记载“委巷之说”等类的史书，很明确地把史钞归到杂史类。因为这些史书都有“体制不经”、“迂怪妄诞”的特点，故谓之“杂史”(37)。也就是说，一直到唐代，人们都把史钞看做杂史。史钞真正从杂史中分离出来，是北宋初年的事情。

      据王应麟《玉海》记载，编于北宋初年的《龙图阁书目》已将史钞独立设目，《龙图阁书目》分经典、史传、子书、文集、天文、图画六阁藏书，附古贤墨迹。其中史传阁分正史、编年、杂史、史钞、故事、职官、传记、岁时、刑法、谱牒、地理、伪史共12类(38)。很显然，此时的史钞已经从杂史中分离出来单独设目了。《龙图阁书目》为史钞独立设目，影响深远。此后，成书于天圣八年(1030年)的宋代《三朝国史·艺文志》效仿《龙图阁书目》的作法，也设立史钞类，著录史钞“二十六部，六百一十二卷”(39)，但已经晚于《龙图阁书目》30余年了。接着，宋代的《两朝国史》、《四朝国史》、《中兴国史》的艺文志都因袭了《三朝国史》而设史钞类。及至南宋，高似孙在其所著《史略》中设立史钞类，马端临在其所著《文献通考·经籍考》中设“史评史钞”类，元代修《宋史》，其《艺文志》也设立史钞类。此后，史钞作为史部的一个独立类目固化下来，《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郑堂读书记》都设史钞类目。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发展到宋元明清，史钞类史籍越来越多，学者编纂文献目录，必须把它反映出来。

      需要说明的是，有宋一代对史钞类史书的性质的认识并不非常清晰。尽管《龙图阁书目》将史钞独立成目，但除了国史“艺文志”、《史略》和《文献通考》之外，《崇文总目》、《新唐书·艺文志》、《郡斋读书志》、《直斋书录解题》等目录学著作并没有设立史钞类目，或继续把此类史籍混于杂史类，或分散于杂史、编年、别史、史评之中。这些都说明，从唐至宋，人们对史钞类史籍的性质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归类亦无定例，史钞类史籍的价值还没有完全被人们所接受。但同时也说明了史钞正以自身顽强的生命力冲破传统史部分类，破土而出，逐渐进入人们视野，引起人们的关注。

      二、史钞的编纂形式

      迄今为止，讨论史钞编纂形式最为深入的是四库馆臣，他们在《四库全书总目》中专门就史钞的编纂问题进行了阐述。他们认为，宋代以前，史钞的编纂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专钞一史者”，二是“合钞众史者”。宋代以后又增加了四种形式，所谓“离析而编纂之”、“简汰而刊削之”、“采摭文句而存之”、“割裂词藻而次之”(40)。从历史编纂学的角度看，四库馆臣对史钞编纂所做的分类标准不一，比较混乱。所谓“专钞一书”和“合钞众书”，实际上是从抄录材料的来源来划分的。专钞一书者，是把节抄的范围限定在一部史书内，诸如《史记钞》、《汉书钞》、《通鉴总类》、《元史节要》等；合钞众书者，是把节抄的范围扩展到多部史书中，诸如《十七史详节》、《史纂左编》、《廿一史约编》等。而所谓“离析”、“简汰”、“采摭文句”、“割裂词藻”则是从抄录材料的内容来划分的。“离析而简汰之”，就是把史书原来的内容打乱，重新进行分门别类地改编。这种改编即可针对一部史书，也可针对多部史书。如沈枢的《通鉴总类》就专门取材《资治通鉴》，按时间先后为次，以事标题，精简内容，分类编辑，把史实分成271门，颇便观览。唐顺之的《史纂左编》则取材历代正史所载之君臣事迹，以类相从，辑成君、相、名臣、谋臣等24门。这种离析史书内容的作法类似于编纂类书。“简汰而刊削之”，就是节选、摘抄旧史内容以成书，既可节抄一部史书，也可节抄多部史书。葛洪的《汉书钞》、茅坤的《史记钞》、王思义的《宋史纂要》属节抄一书者，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属节抄多部史书者。“采摭文句而存之”，就是摘抄史书中的古隽文句，汇编成书，以备时用。如洪迈的《史记法语》、《南朝史精语》，凌迪知的《左国腴词》、《太史华句》等，可摘一书，也可摘众书。“割裂词藻而次之”，就是把史书中的轶闻奇事、有趣故事汇编为一书，意在猎奇，吸引读者。杨侃的《两汉博闻》、赵维寰的《读史快编》均属此类。这些新异趣事或节抄一书，或节抄多书，没有一定之规。

      由此看来，《四库全书总目》对史钞编纂所做的分类矛盾抵牾之处甚多，虽然看到了史钞类史籍编纂的灵活性和某些编纂特点，但没能揭示出史钞类史籍编纂与传统原创性史籍编纂的关系，也没有揭示出史钞类史籍的叙事风格和特点。有鉴于此，我们感到有必要深入探讨史钞类史籍在史书编纂方面的价值和贡献。

      毋庸置疑，和面目严肃的原创性史书相比，史钞类史籍在编纂方面具有灵活多变的特点。史钞不是原创性史学著作，节抄旧史的目的或为了以史传家，或为了教育后代，或为了存史备览，或为了传播历史知识，或为了科考举业，或为了借古人之酒杯，浇心中之块垒。但是，那些面孔严肃的原创性史书，“浩乎不可胜记”(41)，“卷帙浩繁，观者不免望洋兴叹”(42)，读之即难，也不易得。关于这一点，古代很多史钞编者都有清醒的认识。如张九韶编《元史节要》，就是因为“正史浩瀚冗繁，令人读之往往有倦心焉”，再加上“板藏内府，篇幅重大，未易可得”，担心元代历史“不能家传而诵之”，所以才以《元史》为据，“取其要者为一书，以便观览”(43)。既然史钞是为了方便让更多的人“观览”史书，满足大众对历史知识的需求，那么它们就和体裁严谨、体例规整、卷帙庞大的原创性史书不同，它们通过剪裁旧史，以较小的篇幅、灵活的编纂形式和简洁的叙事风格见长，针对不同的内容使用不同的体裁，既继承了传统的纪传、编年、纪事本末、传记、纲目等体裁形式，也有多种体裁综合运用、分类编辑、随意杂抄等形式。通过这样的方式，推动史学不断走向社会深层。

      首先，在旧史体裁基础上加以改造创新。史钞的母体是历代原创性史书，它们在体裁上就不可避免地受所节抄史书体裁的制约，和旧史的体裁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史钞编者在承袭纪传、编年、纪事本末等旧史体裁的基础上，根据自己节抄史书的主导思想和旨趣，或取一种体裁加以改造，或综合运用多种体裁加以创新。如周诗雅按《南、北史》目录顺序编辑《南北史钞》，摘录新奇纤佻之事，以迎合大众的阅读心理，其体裁仍为纪传体。马维铭抄编《史书纂略》，旨在抄纂历史故事，取材二十一史，旁及其他，只抄录史书的“本纪”和“列传”，其他一概舍去，“以本纪纪君为纲，列传传臣为目”，稍变体例，突出历代帝王将相在历史上的作为。节略后的语言更加流畅易晓，内容更加通俗易懂。汪应蛟编《古今彝语》，选取旧史中帝王品德可嘉、爱民勤政等有益于教化的嘉言美语，“上起唐虞，下迄于元”(44)，以教育子弟，其形式是节取纪传体中帝王本纪的内容。张九韶以编年形式节录《元史》本纪以成《元史节要》，删除繁冗，使新书更加紧凑，是以编年改造纪传的成功之作。其他还有姚允明的《史书》，节略旧史中的帝王本纪部分，编年纪事，以彰显帝王言行；吴士奇编《史裁》，其体裁则“大略于编年之中仿纪传之体，使一人一事自为本末”(45)，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种体裁熔为一炉；吴绥取材正史编《廿二史纪事提要》，择大事为纲，括原文为目，用纲目体改造了纪传体等。总之，古代相当一部分史钞在体裁形式上受原史书体裁影响，但编者又根据自身需要进行了改造，其主旨是有利于传播历史知识。

      其次，打乱旧史体例，重新分类编辑。根据节抄的内容重新组合，分类编选，是古代史钞的主要纂辑形式之一。诸多史钞编者把旧史中的历史内容彻底打乱，按类别重新分类组合，以自己的想法进行排列，以表达某种历史观念。这种分类节抄纂辑的形式特别适合那些以传播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的史钞。这类史钞编纂形式有多种类型：一是对旧史史事进行分类抄纂。如唐顺之作《史纂左编》，就是把各种史书中关乎国家治理的事例，“类而属之”(46)，分君、相、名臣等24门，门下分类目，目下选取历代史事，以垂鉴戒。张墉编《二十一史识余》，摘录二十一史中的佳事隽语，略仿《世说新语》之体，分父子、君臣、兄弟、夫妇、等59类编排，每条下皆注原史之名。所谓“言语之益，莫大于规箴；政事之变，莫危于兵策；文学之余，莫巧于艺术……各以类从”(47)。二是摘录旧史中的逸闻奇事和华丽词句，汇为一书。王涣抄编《两晋南北奇谈》，所选乃《晋书》以下八部史书中的奇闻怪谈，每卷均以所摘趣事轶闻命名，特别引人注意。如卷一的篇目有地陷二鹅出、中兴之象、七宝鞭、晋成诘庾亮、焚鸩鸟、竹简古篆、牛继马后等等，皆为奇闻逸事。所谓“史可以奇而废邪”(48)？说明王涣有着强烈的猎奇心态。凌迪知抄编《太史华句》和《左国谀词》，所选均为史书中的优美字句和华丽词藻，并分类编辑。其中《太史华句》摘取《史记》中的字句，分天文、时令、灾祥、山川等81门，以类编次。《左国谀词》则选编《左传》《国语》中的字句，左集分为40类，国集分43类，同样分类编辑，类有“岁时”、“山川”、“君道”等，类下为篇，有“八风”、“艮岳”、“涧溪”等，所录皆为相关史书中的名言警句。三是专门选录正史中的论赞以及史家论史之作。项笃寿的《全史论赞》，撮取历代正史中的论赞，以各代史书的顺序编次，以备观览。省去了人们因正史卷帙浩繁，论赞难于寻求的麻烦。同样，沈国元抄辑《二十一史论赞》，“纪、传、表、志悉各详收。其间或重出互见，稍为裁节。如论详而赞可略者，论遍举而赞隐括者，各存其一，以别异同”(49)。沈国元还在每部正史前设置小引，简评每部正史之优劣。同时旁搜后人对论赞的评论，或附以自己的简评以备观览。梁梦龙辑录《史要编》，则主要选取了历代史书的叙录、进书表、考论等内容，分正史、编年、杂史、史评四类编次。正史类抄辑历代正史中出现的或与之相关的序、表、赞、考等，编年类、杂史类、史评类所抄与正史类类似。在编者看来，这些内容“乃考索之荃蹄，献纳之关键也，或可备史学一种”(50)。类似的史钞还有茅一桂的《史汉合编题评》等。

      第三，不受史书体例限制，随笔杂抄。古人读史，勤于随笔抄录，稍加梳理，便成篇帙。这类史钞体例灵活，几乎没有格式限制，内容繁杂。茅坤的《史记钞》、方澜的《读书漫笔》、杨以任的《读史四集》、赵维寰的《读史快编》、陶大年的《读史日钞》等，皆属此类。这些史钞多是编者在读史过程中，苦于史书内容的浩繁，摘录整理而成的。因属随笔杂抄，随意性较大，故水平高下不一，不少作品“随意杂钞，漫无体例”(51)，但也有不少作品体现了编者的独特意旨。如赵维寰辑录《读史快编》，所摘皆是史书中的瑰异之事、大快人心之举，“数千年来，种种瑰异足快人心者，咸精核而节取之，署曰《快编》，志其所自得也”(52)。赵维寰本人“好古嗜奇，自其天性，十年简炼，惟是人生快境”(53)，一语道出了编者的读史趣味和境界。杨以任摘录史书中事迹之可快、可恨、有胆、有识者，每条下略缀评语，编成《读史四集》，分为集快、集恨、集识、集胆四类。龚一柱评论说：“古今记载皆史也，要皆出于喜怒哀乐之自然者也。夫是，则率性是史，又何俟读？读史者，古人先我而明其性，我后古人而鉴其性。以我读史乎？以我读我而已。”(54)说出了辑录者的想法。俞文龙摘取正史中所载灾祥神怪，汇为《史异编》，黄克缵在序中揭示其思想主旨云：“史异者，纪异也。何异乎？纪天地、日星、山川、人物之变常也。于变常何纪乎？常者，治徵；变者，乱徵也。称史异者，皆正史之所载也，稗官野史独不记。”(55)余文龙摘录史书中有益于资治之史事，编成《史脔》，“凡今古升降、兴衰、治乱、得失、邪正、灾祥、徵应之大，固已灼灼胸中。至于事之可资，综博益人意识者，辄摘而手录之”(56)，显然把有益治道放在了首位。

      最后我们谈谈史钞的叙事风格。就大多数史钞而言，语言简洁、叙事凝练、行文明快、通俗易懂是其特点。如前所言，不少史钞产生的直接动因就是原史书的浩繁难读，因此，史钞编者节抄改编旧史首先是删除冗事冗句，选择典型史事，归纳概括，“删其烦，而撮其要”(57)，甚至用自己的语言表述史事，以使文句顺畅，叙事生动，便于阅读。赵南星的《史韵》，摘录史事，竟然俪以四言韵语，自西汉至元，每代各为一首，词简而意赅。汪应蛟《古今彝语》记述唐尧事迹：“帝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一民饥，曰我饥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一民有罪，曰我蹈之也。百姓戴之如日月，亲之如父母。”记大禹事迹：“王巡狩，出见罪人，下车问而泣之。左右曰：罪人不顺道，君王何为痛之？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寡人为君，百姓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58)叙事浅显易明，通俗易懂。正是因为这样，史钞类史籍才得以广泛传播。

      总之，因为编纂史钞“以投时好”(59)，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历史，故而在编纂方面并不严格局限于原创性史书的编纂规范，而是不拘一格，灵活自如。正是这一特点才使得历史知识从“庙堂”走向“江湖”，普及到社会底层。当然，史钞类史籍确实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体式芜杂、思想媚俗的缺陷，这些问题将在该文最后论述。

      三、史钞的史学思想

      从形式上看，史钞乃抄录、改编其他史书而成，似乎不是原创。但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史钞编者在对旧史进行内容选取、分类编纂时，往往会把自己的思想投注其中，使史钞蕴含了编者个人的史学思想。一句话，古人创作史钞，不是为了发思古之幽情，更不是闲来无聊之作，而是有着鲜明的目的。其中的丰富内涵，必须引起我们的注意。由于宋代以前的史钞多所亡佚，其史学思想已无从知晓。宋代以来的史钞存世较多，本文所论，主要是宋元明清史钞的史学思想。还由于古代史钞众多，每部史钞所反映的史学思想也不尽相同，本文所论乃史钞中史学思想的共性。这是必须说明的。

      其一，彰扬以史为鉴的思想。从史钞的发展来看，无论是何种形式的史钞，都特别重视对具有借鉴意义的历史事物的节选，蕴含着鲜明地以史为鉴的思想。战国时虞卿摘抄《春秋》及上古史书的内容，“曰节义、称号、揣摩、政谋，凡八篇”，成《虞氏春秋》一书，目的就是“刺讥国家得失”(60)。宋人沈枢节钞《资治通鉴》为《通鉴总类》，“不唯便翻寻而捷讨究，鉴古施今，实足以彰劝惩而慎举措，虽谓之用世之书可也”(61)。明代万历进士汪应蛟，一生淡泊名利，但感愤时事，关心时政，“力行古道，以身为学人鸪”。他在读史过程中，荟撮机要，抄录古代君臣嘉言懿行，辑成《古今彝语》一书，使“君臣摩切治道之事迹，尽在一览”，目的就是更好地“昭鉴戒、翼风教”(62)。马维铭“取二十一史本纪列传，各撮其大略，汇成一编”(63)，是为《史书纂略》。陈懿典为该书作序，明确指出马维铭抄辑该书的目的就是“盖欲令览者开卷先论其世，论世乃考其人，三千年成败得失之林，瞭然在目”(64)。马维铭选抄历代本纪、列传中的历史人物的事迹，就是要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呈现在人们面前，让人们思考国家兴亡的根本是人事而非天命，“固国祚然乎？亦人事也”(65)。张九韶节选元朝君臣事迹编成《元史节要》一书，目的就是使人们对“有元一代，君臣政事之得失是非及其盛衰兴亡之故，瞭然在目”(66)。明代著名学者唐顺之尤其重视史钞这类著述在彰显以史为鉴思想方面的作用，他把历代正史所载君臣事迹分成君、相、名臣、谋臣等24门，节抄为《史纂左编》一书，并在自序中指出：“《左编》者，为治法而纂也，非关于治者，勿录也。”(67)《四库全书总目》也认为唐顺之编《史纂左编》，“其意欲取千古兴衰治乱之大者，切著其所以然”(68)。梁梦龙编《史要编》，通过删繁就简，使“上下数千载盛衰得失之迹，大凡具在”(69)。清代郑元庆编《廿一史约编》，“凡治乱废兴是非得失之故，犁然备举”(70)。很明显，史钞编者希望通过删繁就简的方式，改造旧史，把历史上的成败得失和盛衰兴亡集中展示给人们，使读者能够从中汲取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作为为人处世的指南。

      其二，宣传封建正统的观念。宋元明清是政治、思想领域正统观念争论最为激烈的时代，从宋代的欧阳修、司马光、苏轼、朱熹、章望之到元代的欧阳玄再到明代的方孝孺，正统之争绵延不绝。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史钞的编辑也多受其影响，其表现就是编辑者在改编旧史时表达自己的正统观，以此影响他人对历史的看法。如唐顺之编《史纂左编》，只把汉、唐、宋三朝纂辑进“君”类，并直接说明“纂汉、唐、宋之君者何？重正统也”(71)。唐顺之严正统闰位之别，认为正统王朝只有汉、唐、宋，其余或为“篡”，如曹魏、南北朝、隋；或为镇，如秦、吴、蜀；或为夷，如五胡、辽、金、元(72)。这种编纂方式充分体现出来唐顺之的正统观。后世学者评价此书“尊正统，斥僭篡，置隋文于外戚，詘魏、辽、金、元于夷狄；班李、张诸人于亡国，等张、许于平乱，尤为千古卓识，非经生所能窥者”(73)。元朝修宋、辽、金三史时，曾就宋、辽、金谁为正统的问题发生争论，最后定夺为三史各为正统，互不统摄，各自为书。但是，明人王思义删存《宋史》成《宋史纂要》，反将辽、金之史附于宋史后，彰显宋为正统，辽金为闰位的思想。四库馆臣批评此书“至以辽、金史附宋之后，等诸晋书之载刘、石，尤南北史臣互相诟厉之见，非公论也”(74)。张光启、刘剡续《通鉴节要》而成《通鉴节要续编》，也以宋为正统，附辽、金(75)。嘉靖时期，王洙采辑《宋史》及其他史书编《宋史质》，“欲以明继宋，非惟辽、金两朝皆列于外国，即元一代年号亦尽削之”(76)，其实就是“假宋人行事之实，明《春秋》一统之义”(77)，以宋为正统的观念跃然纸上。马维铭抄纂《史书纂略》，处理魏、蜀、吴三国历史地位时，“帝蜀寇魏，以明正统”(78)。处理宋、辽、金三朝历史地位时，以宋为正统，辽、金为闰位，体现了作者尊蜀尊宋的正统观。宋明时期，史学领域特别强调正统论，大讲华夷之辨，这一观念影响到史钞，使得史钞类史籍也弥散着尊华排夷的正统论的迷雾，这也说明作为普及性史学的史钞深受各个时代学术思潮和历史观念的影响，使之带有明显的时代印痕。

      其三，凸显以史育人的意识。史之为用，很大方面体现在以史育人上。但是，由于中国古代史家多数是眼光向上的，是为了给帝王将相等统治者提供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所以多数正规的原创性史学著作都部头较大，不利于在民间的传播，更不利于以史育人，变成更多人的精神财富。史钞不同，它节选改编内容浩博的正规史书，目光向下，或为了教育子弟，或为了传播历史知识，极力体现以史育人的功能。吕祖谦使用自己节抄的《十七史详节》教育门人弟子，有时还让弟子抄史，“吕祖谦授徒，患新史难阅，摘要抹出，而门人钞之，盖节本而有伦者也”(79)。足见他很重视史钞在教育人方面的作用。《纲鉴正史约》通过对历史知识的加工改造，仅存历史故事梗概，粗略简明，服务于乡塾教学。张九韶抄纂《元史节要》，则是有感于“正史浩瀚冗繁，令人读之有倦心焉”，担心流传不广，“元之一史，吾惧不能家传而人诵之也”，于是“取其要者为一书，以便观览”，编成后“命工锓梓，以广其传，盖将早学者披卷一阅”(80)。其费心节抄《元史》而成《元史节要》的目的就是为了令“早学者披卷一阅”，让相关历史知识“家传而人诵之”，其历史教育的意识十分突出。茅坤抄辑《史记钞》，“复以督训儿辈为文辞，其所镌注者如此”(81)，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教育子弟学习文辞。顾应祥节抄改编旧史，编成简明通史性教材《人代纪要》，“使善者知其为善，恶者知其为恶，篡弑者知其为篡弑，中国知其为中国，夷狄知其为夷狄，穷乡下邑之士，无书可考者，一览而得其概矣”(82)。目的是为了把历史知识传播到“穷乡下邑”，让读不起大部头史书的人粗知历史梗概，接受自己的历史观念。梁梦龙杂采诸史之文编成《史要编》，一个重要的意图就是“为乡塾无书者设也”(83)，也就是为乡下学校提供教材。由以上可见，古代史钞编者有着明确的历史知识传播和历史教育的思想意识，在这样的观念驱使下，史钞不断走向民间，推动了古代史学在更广泛意义上的普及。

      其四，突出史学自身地位的努力。宋元明时期，理学和心学深刻地影响着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在史学上，就是重视论断而轻视史实。史钞作为史学支派，同样受到理学和心学的影响，史钞编者特别重视对史学理论及史学评论的抄辑，注重通过史钞这样一种便捷的形式，向大众传播各种各样的历史评论和史学评论，彰显史学自身的地位。从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篇》到刘知幾的《史通》，史家的史学自觉意识不断加强，而宋明时期史钞编者通过辑录历代史论传播史家思想，反映了史学有了更广范围的自觉。史钞编者认为各类史书的序跋、论赞、进书表以及各种形式的史论，都是史书的精髓之所在，是人们读史用史的关键。梁梦龙曾说：“史学自太史公而后，无论数十百家，义例各殊，卷编浩瀚。”而要深刻理解史书的旨趣和意蕴，必须阅读各类史学评论，“涉猎之史，虽数十百家，其为表、为序、为记、为考，冠诸卷端者，各粲然有大凡”。表、序、记、考等史论之作，能够总括史书之要义，“乃考索之筌蹄，献纳之关键也，或可备史学一种”(84)。史论是了解史书意蕴最好的入门工具，也是人们干预政治，进献谏言的有力武器。这是对史学自身价值和地位的高度评价。沈国元辑录《二十一史论赞》，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作史之法，贵词简而事明。史之论赞，简而又简，犹《易》之有彖。古人所谓文约而义见者是也”(85)。史书的论赞是史家史学思想的直接表达，文约而义丰，辑录一编，便于反复揣摩。彭以明编辑《二十一史论赞辑要》，特别突出读史重在读“义”的思想，号召人们阅读史家论赞，认为这样可以“衡圣人之教，凛褒贬之公，而悬修省之鉴，然则二十一史大义可知矣”(86)，阅读史家论赞是“得史学之精华”的重要途径。可以这样说，宋元明时期的史钞编者有着反观史学自身地位的思想自觉，他们通过节抄史论，试图要把自己认为正确评判历史的锁钥交付于更多的人，开启人们认识历史、评论历史的法门。

      四、史钞的社会影响及存在的问题

      明代学者董应举曾对史钞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概括，他说：“夫全史至博，难于尽阅，今撮而聚之，阅者不烦，可以引人读史，一也；其所聚撮，多异事隽语，史料掌故，灿然陈列，可以资博，二也；人不知古今，如三家村老农，居迹蓬户，夕忘其朝，问其世氏，呀然而不能对，有此一书，以耳以目，可以媿陋，三也。”(87)史钞面向社会下层，必然要摘抄引人入胜的历史内容，吸引人们阅读，增长人们的知识，开阔人们的眼界，以满足大多数人的精神需要。正因为此，史钞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

      讨论史钞的社会影响，可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史钞的刊刻，二是史钞的传阅。

      第一，从史钞的刊刻看其社会影响。一部史钞反复被刊刻，说明社会需求旺盛，阅读者多，影响力大。以此衡量，我们发现史钞广受人们欢迎。如吕祖谦的《十七史详节》，虽“不必尽出精要”(88)，但因吕氏名气甚大，故该书在宋元时期就大量镌刻售卖。及至明代，又有正德年间建阳慎独斋书坊刻本等诸多刻本，流传甚广。宋代江贽的《通鉴节要》，宋、元、明三朝都广为刊行，流传版本甚多，而且有司礼监刻本。明代张志和、刘剡还作《通鉴节要续编》，足见影响深远。元初曾先之的《十八史略》也同样流传广泛，明人陈殷为之作音释，李纪为之补遗并增校，张九韶模仿其体例作《元史节要》，梁寅模仿其体例改编《十七史节本》。陈殷盛赞该书：“开卷一览，古今之迹粲然，上自一人，下及黎庶，凡所以立身行己之间，皆足以为鉴戒云，其所以垂裕后来之心，可谓仁而远矣。”(89)正是因为该书能迎合人们的需要，陈殷才为之音注，以便于人们阅读。明代唐顺之的《史纂左编》，嘉靖、万历年间均有刻本，分别是胡宗宪刻本和吴用先刻本；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论赞辑要》，万历年间就有五种刻本，分别是彭惟成刻本、师古斋刻本、吴洵美刻本、欧阳照刻本、万历刻本等；茅坤的《新唐书抄五代史抄》在明代也有五种刻本，分别是茅一桂刻本、茅著重刻本、明刻朱墨套印本、李兆刻本、明末刻本等；凌稚隆的《汉书评林》和《史记评林》被刻成丛书《史汉评林》流传于世；凌迪知续作宋人林越的《汉隽》，并与《汉隽》合刻，更名为《两汉隽言》，刻本有凌氏刻本和詹氏刻本等，颇受人们欢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印刷技术的进步，史钞类图书作为一种商品，买卖增多，流通加快。凌迪知的《太史华句》，学者们评价不高，但“书肆尚镌此等书，以投时好耳”(90)。清初著名学者王士祯“尝见书贾携《两晋奇谈》，不云谁作”(91)。所谓《两晋奇谈》，实际上就是宋人王涣的《两晋南北奇谈》，该书颇受书商青睐，说明史钞类史籍大有市场。

      此外，一些著名学者如司马光、王世贞、茅坤、张溥、陈邦瞻、杨慎等人，还推波助澜，校读史钞，评论史钞，为史钞作序，向人们推荐史钞，褒扬性的评价在在多有，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人们对史钞价值的认识，对史钞走向社会起到了宣传和推广的作用。

      第二，从史钞的传阅看其社会影响。史钞类史籍部头不大，“大略小具，可抱可持，可囊可匣，可挈可依，轻斋远适，一夫携之，时餐与飧，时沐与休。愁，读之而舒；倦，读之而爽。亦足以广见闻，助发挥，虽不读全书可矣”(92)。颇能得到一般阅读者和初学者的认可和喜好。北宋司马光少年时期阅读的历史入门书就是节抄历代史而成的《高氏小史》，“光少时惟得《高氏小史》读之，自宋迄隋，正史并《南》《北》史，或未尝得见，或读之不熟”(93)。古代史钞易得，正史难求，所以阅读史钞就成了很多人的不二选择。宋人江贽的《通鉴节要》，阅读者甚多，“固已家传而人诵之矣”(94)。“诸家全史，非学士大家尚不能有遍，州下邑乡闾里巷之士，谁得与观之？所得观者盖不过少微《节要》尔”(95)。由此可见，作为史钞类史籍的《通鉴节要》被人们广泛接受，竞相传阅。洪迈的《南朝史精语》，从宋到清，“流传已久”(96)，也是人们竞相阅读的史籍。可以这样说，史钞已经成为人们学习历史的基本读本。明人姚允明“自三皇迄元代，摭采史文，节缩成编”，编成《史书》，卷首所列参阅者姓氏达280余人，“其声气标榜，可以概见”(97)。该书一直到明末，依然影响巨大，周钟曾云：“予尝欲掩关，五年卒业，此书以遂私志。”(98)读其书而成就自身学业，其影响可见一斑。汪应蛟一生著述颇丰，但流传最广的是他编写的史钞——《古今彝语》，“公所著有《中诠》、《古今彝语》等书，行于世。而《彝语》尤上下千古，博综无遗，读史家咸奉为拱璧焉”(99)。一部史钞被人们“奉为拱璧”，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史钞在社会上极受欢迎。穆文熙选取《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中的篇章，节抄为《四时鸿裁》一书，“行于世，士大夫无不欣艳而欲得之……乃尤欲得其《左国子史四钞》”(100)。一句“欣艳而欲得”，透露出该书受欢迎的程度。彭以明的《二十一史论赞辑要》一经刊刻，便形成了“经生学士家传户诵”的局面(101)，流传亦极广泛。

      总之，史钞以自身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的优势为更多的人接触历史提供了便捷条件，它们不断被刊刻售卖，说明这类史籍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欢迎，有广泛的市场。可以说，在古代社会，史钞已经成为史学走下庙堂、走进民间的桥梁，它们对社会各阶层人士所产生的思想影响，绝对不可低估。

      探讨史钞的社会影响，还有个问题不容回避，那就是史钞在广为流传的同时，也屡遭诟病，其中四库馆臣对史钞的批评最为严厉。《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史钞类》共为42部史钞撰写提要，几乎没有一部史钞得到佳评。概言之，《总目》对史钞的批评主要在四个方面：一是内容庸俗浅陋。或“好述妖异，兆祥、谣谶，特为繁猥”，或“冗杂破碎”，“饾饤殊甚”。二是体例芜杂繁碎。诸如“漫无义例”、“茫无义例”、“分类繁琐”、“分类猥杂，标题弇陋”、“随意杂抄，漫无体例”、“随意钞撮”、“既非纪传，又非编年，了无伦绪”的评论比比皆是。三是遗漏史事。“去取失宜，简略太甚”，“不具首尾，未为该备”。四是语言轻佻。“词多佻纤”、“割裂字句，漫无端绪”(102)。鉴于以上问题，四库馆臣从两个方面对史钞进行了否定，一是从史学发展的方面，认为史钞“趋简易，利剽窃，史学荒矣”(103)。严重冲击原创性正规史学的发展。二是从学习历史知识的方面，认为“钞撮之学，非读史之正法也”(104)。接受史钞中的历史知识，必然贻害无穷。

      四库馆臣生当学术上重视考证的乾嘉时期，他们又多是汉学考据的名家，以考证家严谨求实的眼光看待以传播、普及历史知识为主要任务的史钞，自然难以看到史钞的优长，其评判也必然出现偏颇，其否定史钞的做法大失公允。不过四库馆臣所指出的问题，在诸多史钞中确实存在。以之观照当今的通俗历史读物，我们发现古今竟然如此相通，古代史钞中出现的问题，如影随形，也在当今的通俗历史读物中屡屡出现(105)。通俗历史读物在社会上流传甚广，但并不被大多数所谓严肃的史家所认可，民众需求和史家认识之间出现严重脱节。其实，史学走向大众是大势所趋，专业史家理应用满腔的热情投入到史学大众化的工作中来，就像古代史家司马光、吕祖谦、唐顺之等人一样，以自身严谨的史学修养撰写、评述通俗史学作品，增强民众的历史鉴别力，让民众获得更多的历史知识。从这个意义上讲，总结古代史钞的优劣得失，为当今史学大众化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①如徐蜀《史钞的起源与发展》，《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李红岩《史钞及其与中国传统史学之普及》，《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张庆伟《史钞渊源考略》，《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2期。

      ②王记录、刘云霞《明代史钞的价值》初步涉及相关内容，《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③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钞类小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

      ④《隋书》卷33，《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

      ⑤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58页。

      ⑥李昉：《太平御览》卷602，《文部十八》，四部丛刊三编本。

      ⑦高似孙著、周天游校笺：《史略校笺》，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

      ⑧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钞类小序》。

      ⑨《史记》卷14，《十二诸侯年表·序》，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⑩王应麟：《玉海》卷40，《艺文·春秋》，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徐蜀：《史钞的起源和发展》，《史学史研究》1990年第2期。

      (12)《隋书》卷33，《经籍志》。

      (13)《后汉书》卷48，《杨终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

      (14)《后汉书》卷48，《应奉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

      (15)《后汉书》卷62，《荀悦传》。

      (16)《三国志》卷9，《魏书·诸夏侯曹传》注引《魏略》，中华书局1959年版。

      (17)《晋书》卷72，《葛洪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

      (18)《周书》卷41，《庾信传》，中华书局1971年版。

      (19)《南史》卷50，《庾肩吾传》，中华书局1975年版。

      (20)《梁书》卷49，《庾于陵传》，中华书局1973年版。

      (21)《梁书》卷30，《裴子野传》。

      (22)《梁书》卷49，《袁峻传》。

      (23)《南史》卷72，《杜之伟传》。

      (24)《隋书》卷58，《李文博传》。

      (25)曹之：《古代抄撰著作小考》，《河南图书馆学刊》1999年第2期。

      (26)王记录、刘云霞：《明代史钞的价值》，《郑州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

      (2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钞类小序》。

      (2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

      (2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通鉴总类二十卷》。

      (30)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25，《廿一史约编》，民国吴兴丛书。

      (3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钞类小序》。

      (32)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第958页。

      (33)如曹之《古代抄撰著作小考》，《河南图书馆学刊》1999年第2期；张庆伟《史钞渊源考略》，《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年第2期，等。

      (34)李红岩：《史钞及其与中国传统史学之普及》，《河南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35)刘石玉：《〈文献通考·经籍考〉分类探析》，《四川图书馆学报》1987年第2期。

      (36)赵星：《抄撮文献的缘起与流变》，《华中师范大学研究生学报》2016年第1期。

      (37)《隋书》卷33，《经籍志》。

      (38)王应麟：《玉海》卷52，《艺文·书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9)马端临：《文献通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40页。

      (4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钞类小序》。

      (41)范理：《读史备忘》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齐鲁书社2005年版。

      (42)佚名：《新集分类通鉴·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3)张九韶：《元史节要》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古今彝语十二卷》。

      (45)吴士奇：《史裁》吴勉学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6)唐顺之：《史纂左编》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7)张墉：《二十一史识余》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8)王涣：《两晋南北奇谈》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49)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0)梁梦龙：《史要编》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诸史品节三十九卷》。

      (52)赵维寰：《读史快编》陈熙昌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3)赵维寰：《读史快编》韩谨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4)杨以任：《读史四集》龚一柱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5)俞文龙：《史异编》黄克缵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6)余文龙：《史脔》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7)刘弘毅：《通鉴节要续编序》，见梁梦龙《史要编》卷4，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8)汪应蛟：《古今彝语》卷1，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5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太史华句八卷》。

      (60)《史记》卷76，《平原君虞卿列传》。

      (61)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25，《通鉴总类》，民国吴兴丛书本。

      (62)程国祥：《太子少保户部尚书登源汪公传》，见汪应蛟《古今彝语》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书纂略二百二十卷》。

      (64)马维铭：《史书纂略》陈懿典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65)马维铭：《史书纂略·东汉》。

      (66)张九韶：《元史节要》序。

      (67)唐顺之：《史纂左编》荆川子自序。

      (6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纂左编一百二十四卷》。

      (69)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要编十卷》。

      (70)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25，《廿一史约编》。

      (71)唐顺之：《史纂左编》凡例并引。

      (72)唐顺之：《史纂左编》凡例并引。

      (73)唐顺之《史纂左编》吴用先序。

      (7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宋史纂要二十卷》。

      (75)刘弘毅：《通鉴节要续编序》，见梁梦龙《史要编》卷4。

      (7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50，《宋史质一百卷》。

      (77)王洙：《宋史质》叙略，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78)马维铭：《史书纂略》“三国”小序。

      (79)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4，《新唐书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80)张九韶：《元史节要》序。

      (81)茅坤：《史记钞》刻史记钞引，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2)顾应祥：《人代纪要》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要编十卷》。

      (84)梁梦龙：《史要编》叙。

      (85)沈国元：《二十一史论赞》总叙，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6)彭以明：《二十一史论赞辑要》彭惟成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87)余文龙：《史脔》董应举序。

      (88)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十七史详节二百七十三卷》。

      (89)曾先之：《立斋先生标题解注音释十八史略》陈殷序，日本摹刻明正德六年刊本。

      (90)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太史华句八卷》。

      (91)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两晋南北奇谈六卷》。

      (92)陈深：《诸史品节》凡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93)司马光著，李之亮笺注：《司马温公集编年笺注》卷62，《与刘道原书》，巴蜀书社2009年版，第79页。

      (94)范理：《读史备忘》自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95)范理：《读史备忘》郭休序。

      (96)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南朝史精语十卷》。

      (97)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书十卷》。

      (98)姚允明：《史书》周钟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99)程国祥：《太子少保户部尚书登源汪公传》，见汪应蛟《古今彝语》卷首，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00)穆文熙：《四史鸿裁》刘怀恕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本。

      (101)彭以明：《二十一史论赞辑要》起凡。

      (102)所引内容均出自《四库全书总目》史钞类提要，见《四库全书总目》卷65，第577—582页。

      (10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史钞类小序》。

      (104)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65，《二十一史论赞辑要三十六卷》。

      (105)王记录：《当代中国史学的形态、演化及发展趋向》，《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2期。 

王记录. 论“史钞”[J]. 史学史研究, 2016(3):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