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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九百六”原本是一种基于天文历法推算的灾期，在公元前12年时已经兴起。由于《三统历》推算的阳九百六灾期刚好与王莽当权并篡位的时间重合，于是有了主弱臣强、王权衰落、王朝易代的象征意义。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中国社会和政局持续动荡不安，一方面，当时的学者开始用新的方法推算阳九百六周期，以便解释历史，预测将来；另一方面，每当政局动荡的时候，时人便以“阳九百六”灾期来比喻所处的时代，而且这种比喻一直持续到唐初，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道教的上清派和灵宝派在吸收魏晋历学阳九百六推算结果的基础上，重新构建了富有道教特色的劫运说和终末论。同时，阳九百六灾期逐渐成为方术的一种，唐王希明整顿《太一式》时，确立了新的阳九百六推算法，力图证明唐开元期间是盛世，不会出现灾期。王希明的推算法一直影响到五代宋元。 阳九百六源于天文历算之学，是西汉成帝时已经兴起的一种灾期说，认为每隔一段时间，世间便有水灾或旱灾出现。这种学说在汉魏六朝非常流行，大江南北，道俗两界，无不受其影响，成为时人认识、解释历史与现实的一个重要角度，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尤其是道教学界，一谈到道教教义中的核心部分之一——劫运说或终末论，无不涉阳九百六灾期说。 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柏夷先生《反复：道教的劫运说史与唐帝国的建立》、小林正美先生的《六朝道教史研究》与李丰楙先生的《传承与对应：六朝道经中“末世”说的提出与衍变》最具代表性。柏夷先生追溯了道教劫运说的学术渊源，并探讨了道教劫运说对唐帝国建立时谶谣的影响 。小林正美先生指出道教“终末观的形成，从佛教的劫灾思想和《三统历》的岁灾思想中，借用了根据宇宙和天地的规则在一定的时期中肯定会有大灾的想法，用劫和阳九、百六的观念，来预言大灾的到来。这样的思想和佛教及《三统历》稍有不同，是道教独有的。” 李丰楙先生从多个方面考察了六朝道教终末论，指出“在有关‘末世’思想的创发上，上清经派较能表现其殊胜之处的，乃是袭用自汉代历算之学再加以阐述的‘阳九百六’之说，也就是对于灾岁说采取一种重新诠释的方法，使之上清派化并流传于经派之内”，也注意到阳九百六说对灵宝经的重要影响 。最近，丁培仁先生《从<无上秘要>看六朝道教关于灾难的论述》则发现造立于东汉献帝建安十年（205年）、出土于四川雅安芦山县的《汉故领巴郡太守樊府君碑》末尾乱曰中有“遭遇阳九，百六会兮”之辞，对上清、灵宝系中的阳九百六说亦有论列 。 前贤的研究给予我们许多有益的启发，但是，本文所用史料、研究思路及结论与前贤有较大不同，笔者将在进一步审视西汉末阳九百六说的兴起及推算法的基础上，大力挖掘前贤未深措意的汉唐世俗文献中丰富的记载，力图展示阳九百六说对汉魏六朝时期政治与社会的重大影响，说明东晋以降道教经典中的阳九百六说是对魏晋历算之学的宗教化，道教经典以阳九百六说为重要原型创立的劫运和终末论，其实是要对当时风行社会的阳九百六灾期恐惧提出救治方法。我们也试图说明，唐代方术学家的阳九百六推算法与汉魏六朝时期不同，是为营造大唐盛世造舆论，唐代新的推算法对五代两宋的推算法有着重要影响。 一 阳九百六说的历学推算法及其象征意义的获得 迄今所知，较早提到阳九百六灾期说的并非刘歆的《三统历》，而是谷永。元延元年（前12年）灾异尤数，汉成帝“使卫尉淳于长受永所欲言”，谷永上对中有云： 陛下承八世之功业，当阳数之标季，涉三七之节纪，遭《无妄》之卦运，直百六之灾厄，三难异科，杂焉同会。 孟康注“阳数之标季”曰“阳九之末季也”。这段史料表明，谷永所谓的“阳数之标季”其实指的是汉成帝是第九位皇帝，在术数上不吉，而且元延元年是百六灾厄之期。这是利用历学推算对当今“灾异”现象的一种解释，具有强烈的现实政治关怀。 可惜由于史料欠缺，我们不知道谷永是如何推算出元延元年是阳九百六灾期的，幸运的是，刘歆关于阳九百六的推算法今存，其文曰： ……朔不得中，是为闰月，言阴阳虽交，不得中不生，故日法乘闰法，是为统岁。三统，是为元岁。元岁之闰，阴阳灾，三统闰法。《易》九厄曰：初入元，百六，阳九；次三百七十四，阴九；次四百八十，阳九；次七百二十，阴七。次七百二十，阳七。次六百，阴五；次六百，阳五；次四百八十，阴三；次四百八十，阳三；凡四千六百一十七岁，与一元终，经岁四千五百六十，灾岁五十七。
孟康有注，也并不容易理解，《太乙统宗宝鉴》卷10对之有较详细的解释 ，颇详明。今人对这段史料的解释颇有歧义，小林正美先生前揭书说“在进入最初元岁的百六岁中，旱魃（阳）之灾岁有九回（九年），此后三百七十四岁中有洪水（阴）之灾岁九回（九年）……接着的四百八十年中，有旱魃之灾岁三回。” 也就是说，小林正美先生认为《汉书》中106、374等年中已经包含了灾岁，然而106+374+480+720+720+600+600+480+480=4560，不等于4617，57个灾岁到哪里去了呢？显然与《汉书》的记载有矛盾；李丰楙先生前揭文指出一元三统的岁次中，凡过五十七灾岁，百六年即一遇 ，初入元106岁有一次灾岁不错，但是后来的并非106年一次，显然与《汉书》的计算法不合。柏夷先生的理解是：初入元106年之后有9年旱灾，接着过374年之后有9年洪灾，接着480年之后有9年旱灾，后面的灾岁以此类推 。我们认为柏夷先生的理解是正确的，唯有如此理解，才与《汉书》所载一元四千六百一十七岁相合，即106+阳9+374+阴9+480+阳9+720+阴7+720+阳7+600+阴5+600+阳5+480+阴3+480+阳3=4617岁。而且，所谓的百六和阳九并不是互相独立的概念，而是紧密联系的，百六是指在初入元106年，阳九则是在百六之后开始的灾期。也就是说《汉书·律历志》对灾期的推算法并不困难，关键在于确定何时为初入元，然后便可依次推算，据学者研究，《三统历》与《太初历》均以太初元年（前104年）为历元 ，则第一个阳九灾期应始于汉平帝元始三年（3年），止于王莽始建国三年（11年）。 柏夷先生这种理解以及我们建立在这种理解基础上的推算是否有史料可以佐证呢？王莽地皇元年（20年）七月下书中有云：“予受命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 ，王莽受命在公元8年，恰在笔者推算的阳九灾期之内。王莽所下另一书中说：“予之受命即真，到于建国五年，已五载矣。阳九之厄既度，百六之会已过。” 建国五年为公元13年，据前揭推算，也确实已经过了阳九灾期。《汉书》卷24上《食货志第四》载： 王莽居摄，遂篡位……后三年，莽知民愁……末年，盗贼群起……莽耻为政所致，乃下诏曰：“予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枯旱霜蝗，饥馑荐臻……予甚悼之，害气将究矣。”岁为此言，以至于亡。 说王莽在即位三年之后（10或11年），此处“末年“，亦为大约数字，并非真正新朝覆灭之时，说“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将尽，与上述的推算结果相合。这就意味着，柏夷先生的理解及我们的推算是正确的。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谷永和刘歆对百六灾期的推算法并不相同，两者相差10余年，但是都认为成帝时已经到了灾厄期，说明成帝时，学者用历学推算来解释当下的政治困局已成风气，只是推算法有所不同而已。而谷永上书皇帝，王莽下诏文，均屡次提及阳九百六，表明基于历学推算的阳九百六灾期说已经影响到了当时的政治话语，成为社会共识。 我们不认为刘歆在《三统历》中推算阳九百六说是为王莽篡位造舆论。《三统历谱》颁行于绥和二年（前7年） ，谷永在《三统历》修成之前已经向皇帝说百六灾期之事，必定此说已经颇为流行，不然难以耸动皇帝视听，此时王凤已死，王商代为大司马，谷永虽为王氏之党，然以灾期说解释当前社会困局，最多可说是为王氏开脱，谈不上为王氏篡位造舆论。王莽于绥和元年（前8年）为大司马，之后《三统历》才颁行，但是，史称“莽既拔出同列，继四父而辅政，欲令名誉过前人，遂克已不倦，聘诸贤良以为掾史，赏赐邑钱悉以享士，愈为俭约。”之后哀帝即位，太后诏莽就第避帝外家，王莽还需要“上疏乞骸骨” ，若云此时王莽已有代汉之心，时间似显过早，说《三统历》为王莽代汉造舆论，尚欠证据。 不过，《三统历》推算的灾期恰好与王莽当权并代汉重合，导致基于历学的阳九百六灾期具有了权臣当道、王朝覆灭的象征意义。这从后来的史实中看得很清楚，下面我们将进行力所能及的探讨。 二 汉末六朝阳九百六灾期说的再兴与分化 随着新莽王朝的覆灭和东汉的建立，按照历学的推算，灾期已过，社会秩序亦趋稳定，很长时间人们不再关心百六阳九灾期之说。逮至东汉末年，阳九百六之说再一次兴起。《三国志》载： 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是时董卓迁天子都长安……或有告朗欲逃亡者，执以诣卓……朗因曰：“明公以高世之德，遭阳九之会，清除群秽……将兴至治也。” 董卓胁迫汉献帝迁都长安在初平元年（190年），无论依《三统历》还是《乾象历》推算，此时均非历学上的阳九，而是政治比喻。值得注意的是，司马朗乃司马懿之兄，本东汉诸生，《司马朗传》注引司马彪《序传》曰郎父司马防“雅好《汉书》名臣列传，所讽诵者数十万言”，司马朗随口讲出“阳九之会”典故，说明《汉书》实为司马氏家传之学。也就是说用历学推算阳九百六灾期的学问得到了延续。 正是随着东汉的衰落，中国政治与社会进入了一个很长的动荡期，阳九百六灾期说的流行时间也与动荡时期相始终。加以这一时期各种思潮、宗教信仰纷起，阳九百六灾期说的内涵也发生了分化，大致可分三条线索进行审视，一是历学推算传统的继续存在与演变，二是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和历史解释法不断发生作用，三是成为道教终末论的一种重要形式广为流传。这三条线索有着密切的关系，其中历学推算奠定了核心的理论基础，政治话语和历史解释法造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氛围和共识，道教的吸纳与发挥则是要提供救人度世的良方以便吸引教众。下面我们就循着这三条线索进行考察。 先看第一条线索，魏晋南北朝时期，阳九百六灾期的推算法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一方面，如前所述，阳九百六灾期推算有几个关键的要素，一是历元、二是一纪的长度，在此基础上确定多少年有一次阳九百六灾期。如所周知，从东汉四分历以降，各历的历元、一纪的长度并不相同，这就必然导致难以按照《三统历》的阳九百六灾期的周期进行推算。正因如此，即使我们能够借助天文史学家的成果知道《三统历》之后各历的历元、一纪的年数，但是由于笔者难以确定新的一纪年数中多少年一次灾期，所以仍然难以推算出什么时候是阳九百六。另一方面，如上所述，《三统历》的所谓百六阳九，其实是指入元106年之后有9年灾期，然而至迟在六朝时期，阳九和百六已经成为两个不同的概念。《真诰》卷14载陶弘景曰“阴成水际出山高则是高，乃应云“阳九”而言“百六”，似是误言。” 明确区分了阳九和百六的不同，而陶弘景不仅仅是一个道教信仰者，而且是一个重要的天文历算学家，《梁书》卷51本传称他“尤明阴阳五行，风角星算……著《帝代年历》，又尝造浑天象。” 他明确区分阳九和百六必然是基于他所掌握的历学知识。 尽管人们未必按照《三统历》推算阳九百六灾期，但是史料表明魏晋时期用历学推算阳九百六灾期的传统仍在继续，且对当时的政治话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西晋末年，有官僚屡次提及阳九百六灾期，语见《晋书》卷59《齐王冏传》、《晋书》卷61《苟晞传》。最值得注意的是，建兴元年（313年）五月，孝愍帝任命司马睿为侍中、左丞相、大都督陕东诸军事，司马保为右丞相、大都督陜西诸军事，下诏中曰： 夫阳九百六之厄，虽在盛世，犹或遘之。朕以幼冲，纂承洪绪……当恃二公……克复中兴。 这里提到“夫阳九百六之灾，虽在盛世，犹或遘之”，说明晋愍帝口里的阳九百六灾期并不是一种王朝面临覆灭的比喻，而是经过严格推算的结果。咸康元年（335年），孔坦與刘聪书曰：“数会阳九，天祸晋国……我德虽衰，天命未改。乾符启再集之庆，中兴应灵期之会，百六之艰既过，惟新之美日隆。” 说明西晋末、东晋初所说的阳九百六在咸康元年已经结束，从侧面证明西晋末、东晋初的阳九、百六灾期论不是比喻，而是由推算而来。 当时社会公认两晋之交是阳九百六灾期。建兴五年（317年）六月，刘琨等一百八十人上书司马睿劝进，其中曰：“方今踵百王之季，当阳九之会” ，《晋书》卷65《王导传》、《晋书》卷71《王鉴传》也有类似的说法。连外族人都承认了这一点，慕容德、慕容超均曾云两晋之交乃阳九百六灾期，语见《晋书》卷127《慕容德载记》、《晋书》卷182《慕容超载记》，此不赘引。 再看第二条线索。如前所述，东汉献帝时司马朗已经开始用阳九百六来比喻国运衰落、时局混乱，西晋覆亡之后中国境内长期动荡，使得阳九百六说从某种程度上逐渐脱离了历学推算的约束，但凡遇到大灾大难，社会动荡、时局险峻、主弱臣强、王朝更迭，人们便以阳九百六厄运比喻和解释时局，史实颇多，现举数例于后。晋成帝咸和初（约326），阮孚谓所亲曰：“今江东虽累世，而年数实浅。主幼时艰，运终百六，而庾亮年少，德信未孚，以吾观之，将兆乱矣。” 无论如何计算，两晋之交刚经阳九，成帝时都难是百六，此以百六喻国运已衰。东晋穆帝时，朝廷重用殷浩抗衡桓温 ，永和五年（349年）至永和九年（353年）间，殷浩“谋立功于阃外”，孔严言于浩曰：“当今时事艰难，可谓百六之运。” 元兴三年（404年），刘裕等讨桓玄，移檄京邑曰：“自我大晋，阳九屡构，隆安以来，难结皇室，忠臣碎于虎口，贞良弊于豺狼。” 显然以阳九代指君弱臣强，国运衰颓，时局板荡。 不仅仅是江南风行此论，北方亦盛行这种比喻。淝水战后，苻坚实力大衰，天水尹纬说姚苌曰：“今百六之数已臻，秦亡之兆已见” ，以百六之运论证、比喻前秦国运已衰。符丕大臣王永檄州郡曰：“王莽毒杀平帝，世祖重光汉道；百六之运，何代无之！天降丧乱，羌胡猾夏，先帝晏驾贼庭，京师鞠为戎穴，神州萧条，生灵涂炭。” 亦将苻坚被杀视为百六之运。慕容超被刘裕大兵围困，与魏夫人握手而泣，韩@（言+卓）谏曰：“陛下遭百六之会，正是勉强之秋，而反对女子悲泣，何其鄙也！” 。 由此可见，阳九百六在东晋十六国时期，地不分南北，族不论胡汉，均有重要影响，已经成为天灾人祸、时局动荡、国运衰颓、王朝即将易代的代名词。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梁大宝元年（550年），南平王恪等一千人奉笺萧绎，请“进位相国，总百揆”，萧绎令答曰：“数锺阳九，时惟百六，鲸鲵未翦，寤寐痛心。” 蔡景历答陈霸先书中有“自阳九遘屯，天步艰阻” ，用百六代指侯景之乱。梁帝禅位于陈霸先，策文中有云“我高祖应期抚运……及时属阳九，封豕荐食，西都失驭，夷狄交侵。” 梁帝以百六自况国运已尽。北朝亦流行用阳九百六代指国运倾衰，时局紊乱，武泰元年（528年），尔朱荣在陶渚杀北魏灵太后、幼主、诸王及公卿已下二千余人，次日，皇帝下诏曰：“太祖诞命应期，龙飞燕代，累世重光……岂图多难，遘兹百六，致使妖悖四起，内外竞侵，朝无恤政之臣，野多怨酷之士，实由女主专朝，致兹颠覆。” 将政局艰困解释为百六灾期。无独有偶，元悌、元彝均在这次大屠杀中遇难，《元悌墓志》中有“运钟阳九，世属横流”之语，《元彝墓志》中则有“呜呼百六”之辞 。从皇帝到墓碑书写者都以阳九百六灾厄来指代和解释北魏国势倾衰、时局混乱。颜之推《观我生赋》中有“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尽，百六之数溘屯”之语 。 第三条线索。前贤对上清经、灵宝经中阳九百六与终末论的关系已有详细探讨。笔者有两点与前贤看法不同，一，前贤一般不讨论道教经典将阳九百六作为劫运的现实原因，或者认为是南方低等士族或寒人对北方人南迁的不满或感到压抑，而我们认为道教经典中大肆宣扬修习本派经典可以度过阳九百六灾期，主要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公认处于阳九百六时代；二，前贤一般认为道教经典中的阳九百六是源于刘歆的《三统历》，但是并未仔细论证，我们则认为东晋南朝道教经典以阳九百六为核心或原型构建劫运说和终末论的直接理论来源之一是魏晋时期的阳九百六新推算法。对于第一点，通过以上的探讨，基本已经可以说明问题，不必再讲。现对第二点稍作疏证如下。 上清经终末论的关键材料有两条，一条在《太上三天正法经》里、一条在《上清三天正法经》中。《太上三天正法经》云： 夫二炁离合，理物有期，阳九布炁，百六决灾，三道亏盈，回运而生，期讫壬辰、癸巳之年。（原注：青童君曰：大阳九、大百六，皆九千九百年，小阳九、小百六，皆三千三百年。六天受号，至周已经大阳九之数，善恶犹未都平。后圣九玄道君请问太上不应之期，太上云：六天事设，资于太真，求九经阳九、百六之数，还治三天。计期尽承唐之年，金氏御世，丁亥之末，壬辰之岁，善恶当明，吉凶都判也。）
前揭李丰楙先生大作认为“承唐”是一个神秘年份，小林正美先生注意到《上清三天正法经》中的一段史料可与之互证，认为“唐”即尧 。唐王悬河《三洞珠囊》卷9引《上清三天正法经》曰： 自开皇以前，三象明曜以来，至于开皇，经累亿之劫，天地成败，非可称载。九天丈人于开皇筭定天元，校推劫运，白简青箓，得道人名记皇民谱录。数极唐尧，是为小劫。一交其中，损益有二十四万人，应为得者。自承唐之后，数四十六，丁亥前后中间甲申之年，乃小劫之会，人名应定。在此之际，阳九百六，二气离合，吉凶交会，得过者将为免哉！然甲申之后，甲申之前，其中壬辰之初，数有九周，至庚子之年，吉凶侯见，其道审明，当有赤星见于东方，白慧干于月门，妖子续党于虫口，乱群填尸于越川，人啖其种，万里绝烟，强臣称霸，弱主蒙尘。其后当有……龙精之后，续族之君，平灭四虏……自唐之后，四十六丁亥，是三劫之周。又从数五十五丁亥，至壬辰、癸巳是也，则是大劫之周。大劫之周，天翻地覆，金玉消化，人沦山没，六合冥一，天地之改运，真非所如何！惟高上三天白简青箓，乃得宴鸿翮而腾翔，飞霄而盻目耳。此玄和玉女口命，金阳玉匮论天地之成败，吉凶之是非也。 很显然小林正美先生的理解比较合理。我们认为，《上清三天正法经》中的“唐”确实是尧，这也是上清经构建劫运说的基础，但是《太上三天正法经》和其他一些上清经也以“承唐”指代将要到来的阳九百六灾期，例如《洞真上清青要紫书金根众经》卷上 、《上清金真玉光八景飞经》 均是如此。 前贤一般认为上清经的阳九百六说可以溯源于刘歆的《三统历》，从大处着眼确有道理，但是很显然，上清经中阳九百六发生的周期与《三统历》根本不同，也与后面我们将要提到的《太乙金镜式经》完全不同，可以说是上清经的创造。同时我们认为，上清经说尧、舜在位时期是阳九百六灾期，也不是继承《三统历》。理由如下： 虽然古人公认尧舜时期是洪灾泛滥时期，但是汉人并未将之视为阳九灾期。较早提出阳九百六说的谷永也提到“尧遭洪水之灾” ，但并没有说是阳九百六。《三统历谱》曾根据三统术推算出历代帝王的年历，指出上元距伐桀为141480年，而从夏禹受禅至汤伐桀共432岁，舜帝在位50年，尧在位70年 。据此，上元至尧即位积年140928，一元为4617年，则尧即位时入第4元第2419年，据前面《三统历》的阳九百六灾期推算法，尧即位17年进入阳七灾期，即位23年阳七灾期结束，并不是阳九灾期。这就意味着上清经中阳九百六之说的直接渊源并非《三统历》，而是别有渊源。 笔者认为，尧、舜在位大洪水时期是阳九灾期这样的说法，来源于魏晋时期的历学推算。魏明帝时，高堂隆曾曰： 昔在伊唐，世值阳九厄运之会，洪水滔天，使鲧治之，绩用不成，乃举文命，随山刊木，前后历年二十二载。灾眚之甚，莫过于彼，力役之兴，莫久于此，尧、舜君臣，南面而已。 以历学排定上古年代，推断阳九百六灾期，是刘歆作《三统历》以来的传统，而高堂隆不仅是经学家，也是历学家，史载“魏文帝黄初中，太史令高堂隆复详议历数，更有改革。” 故而，高堂隆说“伊唐”时是阳九厄运也应该是根据历学推算而来。高堂隆这种说法影响甚广，北魏时，因春夏少雨，高闾曾说“及其厄运所缠，世钟阳九，数乖于天理，事违于人谋，时则有之矣。故尧汤逢历年之灾，周汉遭水旱之患，然立功修行，终能弭息。” 说明高闾也认同高堂隆的推算，唐尧曾经百六灾厄是魏晋以来的共识。这刚好与前揭上清经相合。 因此，一方面，上清经的阳九百六灾厄说与汉魏历学推算有所不同，另一方面，上清经说尧舜时曾经阳九百六灾厄，却是继承了魏晋历学推算的成果。 灵宝经不似上清经那样明显继承了魏晋历学推算的阳九百六，但是其劫运思想也是以阳九百六为原型，一样强调修习本派经典可以度过阳九百六灾期。灵宝经《元始五老赤书玉篇真文天书经》系统论述了在道教经教体系中占据核心地位的天文信仰 ，卷上、卷中强调每一种真文都有度大劫的功能，而这种大劫就是阳九百六灾厄或以阳九百六为原型的大劫，其例甚多 ，文义甚明，不烦举例。另外一些核心经典，例如《洞玄灵宝自然九天生神章经》也讲到阳九百六 。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上灵宝五符序》卷上不仅提到尧时洪水滔天，其中讲了大禹得到灵宝五符之后，还说“阳九见上天之书，百六告傅氏之功” ，《太上灵宝天地运度自然妙经》载不仅强调修长生之道而不知“天地运度大期之数，阳九百六之灾”只是徒劳，还说： 灵宝自然运度，有大阳九、大百六、小阳九、小百六。三千三百年为小阳九、小百六；九千九百年为大阳九、大百六。天厄谓之阳九，地亏谓之百六。至金氏之后甲申之岁，是天地运度否泰所经，阳九将会……圣君受任于壬辰之年也。 与上清经相同，显然受魏晋历学推算的影响。 如所周知，葛巢甫造构灵宝在东晋隆安末，而前揭《宋书》卷1《武帝上》刘裕讨伐桓玄的檄文中明言隆安以来是阳九灾期之一，不能不说葛巢甫造构灵宝特别强调阳九百六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这也应该是之后灵宝经风敎大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无上秘要》中引用了大量的南朝经典，北朝之所以愿意接受南方经典，恐怕也与这些经典声称能助人度过阳九百六灾期不无关系。 总而言之，六朝时期中国政治与社会的动荡使得基于历算之学的阳九百六对当时的政治话语与宗教信仰有着深远影响，是当时人认识、解释各种天灾人祸的重要角度。不过，由于动荡过于频仍，历学推算显然无法及时解释持续不断的动荡。用新的阳九百六推算法来解释这段历史，要等到尘埃落定的唐代才完成。同时，随着社会秩序的稳定，阳九百六说又一次隐藏到了背后，但是并不意味着消失，下面我们将对唐宋时期的阳九百六说稍作交代。 三 唐宋时期的阳九百六灾期说 唐初阳九百六说仍有六朝意绪，《唐大诏令集》卷115载武德二年（619）闰二月《皇太子等巡京城诸县诏》开首便说：“隋末道消，运属阳九，盗贼蠭起，饥馑荐臻。” 《晋书》卷91《儒林传序》曰：“元帝运钟百六，光启中兴” ，《晋书》卷88《孝友传序》曰：“晋氏始自中朝，逮于江左，虽百六之灾遄及，而君子之道未消” 。与晋人的看法基本相同，也说明阳九百六说是唐初人解释前代历史的一个重要角度。 然而无论是在《旧唐书》里，还是《新唐书》中，以阳九百六比喻时局，仅寻得《旧唐书》卷11《代宗》史臣曰中以阳九比喻安史之乱后叛臣多有一例。这说明，唐代政局混乱的比喻性话语相比魏晋南北朝而言，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阳九百六灾期推算法已经消失。 开元年间，玄宗着力整顿意识形态，不仅仅在礼制方面建树甚多，还着力整顿天文术数之学，《开元占经》、《太乙金镜式经》的编撰便是重要的成果。《太乙金镜式经》卷7有《推太岁有阳九之灾法》： 阳九灾者，若入元之始，及元之末，或与太岁冲并于分野，亡国弑君事也。该四千五百六十为一元，四百五十六岁为一阳九也，十三年移一邦，命起寅邦，顺行十二邦，筭外即阳九所在也。 对比前揭《三统历》推算阳九百六的方法，历元、一纪年数、阳九百六间隔期，均有重大不同，我们不清楚这是王希明的发明，还是继承了南北朝末的基本算法，不仅算法不同，王希明的推算似乎基本摒弃了水旱大灾，而直指王朝兴衰，显然继承了东汉末年以来阳九百六的象征意义。王希明还推算出了有史以来的各次阳九，值得征引： 置演纪上元甲寅岁至今唐开元十二年甲子岁，积得一万三千三百三十一年。臣希明今求筭得炎帝熈三十五年庚寅入第二阳九，少昊十二年丙寅入第三阳九。至夏王相四年壬寅入第四阳九，后二十四年为羿所簒也。至殷沃丁二十九年戌寅入第五阳九，至殷王庚丁十三年甲寅入第六阳九，后渐国微，至帝禄绝。至周平王宜臼二十年庚寅入第七阳九，王室微弱，政由方伯。至周赧王延二十年丙寅入第八阳九，数尽之主。至汉桓帝延熹五年壬寅入第九阳九，桓灵道丧，至献终亡。至隋义宁二年，即武德元年也，戊寅岁入第十阳九，隋禄永终，归于我唐。至太唐开元十二年以后三百五十年方会阳九之数。 由于算法不同，王希明的推算结果与汉晋时期的推算结果大相径庭，这不能不说是盛唐时期术数家们在努力改造阳九百六推算法以重新解释历史上王朝的兴衰，而特别强调隋末是阳九，开元十二年（724年）后三百五十年才是阳九，显然是为营造大唐盛世造舆论。 王希明的百六推算法也很有特点，《太乙金镜式经》卷7载《推太乙有百六之厄法》： 百六者，太乙之厄，若入元之始，及元之末，或与阳九及太岁冲并于分野，其灾为簒弑之祸。置积年法，以二百八十八年为一周，十五周为一元，共计四千三百三十为一元也。二十四年移一邦，命起寅邦，顺行十二年，筭外即百六所在也。 按，每周288年，15个周为一元，则一元显然应该是4320，这段史料说一元为“四千三百三十”，显然有误。王希明随后还给出了自己的推算结果： 自炎帝神农一百十三年戊寅入第四百六，自帝来二十六年丙寅入第五百六，少昊六十八年甲寅入第六百六，舜帝五十七年壬寅入第七百六，夏王不降三十年庚寅入第八百六，殷王小甲四年戊寅入第九百六，殷盘庚二十七年丙寅入第十百六，至周成王诵二十九年甲寅入第十一百六，周宣王二十九年壬寅入第十二百六，周敬王九年庚寅入第十三百六，秦始皇二十四年戊寅入第十四百六，汉明帝永平九年丙寅入第十五百六，东晋帝永和十年甲寅入第二元一百六，大唐贞观十六年壬寅入第二元二百六也。 东晋永和十年（354）甲寅入第二元一百六，可算出上元甲寅至贞观十六年（642）积年4608，则百六与阳九的上元甲寅起点不同。王希明的阳九百六灾期推算可以说是术数学上的王朝兴衰阶段论，无论阳九还是百六推算，均说明开元年间无灾。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舆论制造。《太乙金镜式经》是奉玄宗之命修撰，说明以太一式来推断和解释王朝兴衰历史的做法得到了国家某种程度上的承认。 唐代这种推断阳九百六灾期的做法对五代宋初很有影响，例如姚宽《西溪丛语》卷下有“百六”、“阳九”条目，其中“百六”条云： 百六。從上元甲寅，至今乾德四年丙寅，积年一万三千五百七十三，以通周法除之，得三通周，余六百一十三年。又除第一第二“百六”，共五百七十三年，余年入第三“百六”。从贞观十六年壬寅，入第二百六，至吴乾贞三年己丑。第二“百六”数穷。又从吴大和二年庚寅入第三“百六”，至今乾德四年丙寅，已得三十七年，更二百五十一年，方入第四“百六”。 其中有“今乾德四年”之语，显然非姚宽口吻，大概是姚宽摘抄宋初人的材料，特别提到吴乾贞三年（929年），说明这则材料很可能糅杂了十国吴时期南方人的记载。这条材料颇有讹误，从贞观十六年（642年）至吴乾贞三年（929年）恰好288年，则所云第一第二百六共“五百七十三年”显然应该是576年之误。不过，除去积年与《太乙金镜式经》不同外，一纪年数、百六周期、推算结果均与《太乙金镜式经》相同。而《西溪丛语》所载阳九的积年、周期、推算结果与《太乙金镜式经》完全相同，只是推算到乾德四年（966年）而已，此不赘引其文。有鉴于此，可以说《西溪丛语》所载五代宋初的阳九百六说基本继承了《太乙金镜式经》，唐玄宗开元年间命王希明整顿阳九百六推算法是有成效的。 宋仁宗朝又是一个整顿方术的重要时期，在国家之命下，杨惟德撰写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有《景祐太乙福应经》，该书卷7有《推太乙阳九之灾第九十三》，其文曰： 经曰：太乙有阳九之灾，阳九者，四百五十六年为一阳九，四千五百六十年为一元，而有灾。 置演纪上元甲寅至太宗景祐元年甲戌积四十二万四千四十，上考往古，每年减一筭，下验将来，每年添一筭。以阳九大限元数四千五百六十除之，不尽者入，以小限元数四百五十六除之，为一阳九之数，不满筭外，即为阳九年数，以筭外命之。 按，景祐为仁宗年号，景祐元年（1034年）确为甲戌，此处云太宗，误。与《太乙金镜式经》相比，元法及阳九周期显然相同，但是积年则相差甚远。依《景祐太乙福应经》推算，演纪上元甲戌至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积年424080，424080÷4560=93，熙宁七年系阳九“复元之初”，若依《太乙金镜式经》，熙宁七年在开元十二年后第350年，也是阳九灾期，因此二书虽然演纪上元有所不同，但是推算法和实际结果并无二致。 《景祐太乙福应经》中百六的推算法 与《太乙金镜式经》最大的不同在于，《太乙金镜式经》中，阳九和百六的上元起算点不同；而在《景祐太乙福应经》中，阳九和百六的上元起算点相同，文长不具录。若以熙宁七年为推算目标，《景祐太乙福应经》百六的演纪上元至熙宁七年积年亦为424080，而《太乙金镜式经》百六的上元至熙宁七年积年则为5040。以熙宁七年为推算点，两者推算的结果相同，不在百六灾期。 这表明，《景祐太乙福应经》的推算法基本继承了《太乙金镜式经》的原则，但是在积年上，特意找出了一个阳九、百六可以共同使用的演纪上元。 《景祐太乙福应经》的阳九百六推算法对宋代朝廷确有影响。《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28载： （神宗熙宁四年十一月丁亥）遣将作监官度地修中太一宫。先是，司天中官正周琮言：“据《太一经》推算，熙宁七年甲寅岁，太一阳九、百六之数，至是年复元之初。故《经》言太岁有阳九之灾，太一有百六之厄，皆在入元之终，或元之初。阳九、百六，当癸丑、甲寅之岁，为灾厄之会，而得五福太一移入中都，可以消异为祥。窃详五福太一自雍熙甲申岁入东南巽宫，故修东太一宫于苏村，天圣己巳岁入西南坤位，故修西太一宫于八角镇。伏望稽详故事，崇建宫宇，迎五福太一于京师。”上省其奏，乃命度地建宫于集禧观之东。 从前面推算可知，熙宁七年确实是阳九复元之期，但是并非百六灾期，此处阳九百六其实是阳九的代称，同时阳九灾期又与五福太乙四十五年一移相合，因此修建了新的太一宫 。 不仅官方一直在关注这一阳九百六的推算，民间仍有持续关注，尤其是在王朝易代之时。《游宦纪闻》卷7记载南宋同州免解进士王湜潜心太乙数，著有《太乙肘后备检》三卷，“为阴阳二遁，绘图一百四十有四。上自帝尧以来，至绍兴六年丙辰，凡三千四百九十二年，皆随六十甲子，表以分野，如《通鉴》编年。前代兴亡，历历可考”，其中阳九百六运算，基本是采用《太乙金镜式经》的算法，结果也基本相同，增加了五代宋的推算，唯误贞观十六年为贞观二十三年，文长不具录 。南宋洪迈《容斋续笔》卷6有“阳百六九”条，实为《汉书·律历志》推算法，然理解颇误；《容斋三笔》卷7“太一推筭”则与《续资治通鉴长编》同，然借以攻击王安石 。而元代的《太乙统宗鉴》卷10对阳九的推算基本用《汉书·律历志》，对百六的算法积年用《汉书·律历志》，算法用《太乙金镜式经》 。 总之唐宋时代利用阳九百六推算法观察并推测王朝兴衰一直没有断绝，这表明，阳九百六推算法仍然是解释和了解历史，预测未来的一个重要途径。 四 小结 通过以上考察，我们有以下几点认识： 西汉成帝时阳九百六说已经非常流行，而且算法不一，例如谷永和刘歆《三统历》的算法便有所不同，但是一个共同特点是都力图通过历法推算和解释历史与现实中发生的灾异，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由于《三统历》推算的阳九百六灾期恰好与王莽当政并代汉重合，导致阳九百六这一本来只是水旱灾期的术语具有了主弱臣强、国运衰退、王朝更替的象征意义。 东汉末年，阳九百六说再次兴起，推算法也随着天文历法的变化发生了变化，阳九百六的含义逐渐分化，在一些人眼里，阳九和百六是不同的概念。西晋末年，社会公认当时处于历学推算上的阳九百六灾期，但是，由于政治和社会持续动荡，阳九百六说并没有随着历学推算上的灾期结束而消失，反而摆脱了历学推算的制约，以主弱臣强、时局板荡的比喻形式广为流传，接受者达到了地不分南北、族不分胡汉的程度，但凡遇到大灾、大难、政治动荡、时局险峻、主弱臣强、王朝易代，人们便以阳九百六灾期目之，使得整个社会一直处于对阳九百六灾期的恐惧状态之中。正是在此背景下，上清经和灵宝经一方面借鉴魏晋历学推算的成果，另一方面为回应社会恐惧，以阳九百六或者以阳九百六为原型构建了独特的劫运说和终末论，宣称修习本派经典可以顺利度过阳九百六灾期，以期救治社会弊病，赢得信徒。 六朝的阳九百六灾期说一直影响到唐初的政治论述和历史解释。但是随着统一帝国的稳定，阳九百六说逐渐从大众心目中淡出，但是作为一种学术，仍然受到国家的重视。唐玄宗开元年间整顿意识形态时，也没有忘记整顿阳九百六推算法，结果王希明在《太乙金镜式经》中重新确立了规范的阳九百六推算法，这个推算法不仅与谷永、刘歆不同，也与魏晋人不同，不仅是对有史以来王朝兴衰的一种总结和解释，也从术数上论证了开元时期并无阳九百六灾难，不能不说是为营造大唐盛世做理论贡献。 唐玄宗朝王希明对阳九百六推算法的整顿是有效的，五代两宋的阳九百六推算法尽管有所变化，但都遵循了《太乙金镜式经》的原则，且推算结果并无差别。阳九百六说对宋代国家仍有一定影响，其中最重要的表现之一便是神宗熙宁四年着手修建新的太一宫。 阳九百六推算法从依附于王朝天文历法到转化为一种方术的过程，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汉唐学术曲折变化的一个表征。 阳九百六从主流士大夫的政治话语和常识，变成少数人掌握的学问，或许可以从一侧面说明，六朝和唐宋人观察和描述政治、社会的角度、解释历史的方式发生了意味深长的变化。 此文原刊于《学术月刊》2014年第2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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