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会如何看待“胜天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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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的名义》里祁同伟最喜欢的一部小说《天局》，讲的是一个叫混沌的人，在下了一盘神秘的棋之后跪地不起，直至死去。原来与混沌下棋的是老天爷，混沌赢了。但为了“胜天半子”，混沌耗尽了自己的生命。

 

天人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问题。那么古人会如何看待“胜天半子”的思想？

其实《天局》里的混沌，名字或许是借用《庄子·应帝王》中的一个故事：混沌是中央之帝，倏是南海之帝，忽是北海之帝。混沌对倏和忽特别好，倏和忽想要报答混沌。他们看到混沌的脸像个鸡蛋一样没有七窍，而人人都有七窍，便商量为混沌凿开七窍。于是倏和忽每天为混沌凿开一窍，第七天，混沌死了。《天局》里借用混沌这个名字，或许和庄子一样都想说明一个道理：逆天是没有出路的。

哲学家冯友兰先生指出，古代哲学里的“天”有五种含义：一是物质之天、二是主宰之天、三是命运之天、四是自然之天、五是义理之天。混沌所战胜的“天”，更接近于命运之天。然而这五种天的含义也并非绝然互斥，而是互有交集。命运作为某种超越人的意志的宇宙意志，自然也具备某种义理的意味。至少在儒家的主流意识形态里，“天”不可能是盲目的任意的，而是有目的有秩序的。“天命”即“天理”。

 

《周易·系辞》说“乐天知命，故不忧。”相传《系辞》乃孔子所作，我们姑且认为它是。孔颖达注疏道“顺天道之常数，知性命之始终，任自然之理，故不忧也。”很显然，孔子对于“天命”主张在顺应的基础上认识，在尊重的基础上把握。“天”与“命”是世界的一体两面。“命”不仅是“命运”，还是“使命”，是“天职”，所以个人与“命”在这里并不显得剑拔弩张，而是相辅相成。所以孔子即便是在命运的颠沛流离中，比如在匡这个地方受到袭击，也能坦然地说“天生德于予，匡人其如予何？”正是因为有了大担当大抱负，才能对小小的厄运淡然处之。

 

《列子·仲尼》有一个故事从侧面诠释了“乐天知命故不忧”。孔子常常面有忧色，颜回问孔子：“先生为什么忧愁？”孔子反问：“你又为什么快乐呢？”颜回说“我听说老师说过‘乐天知命故不忧’，所以快乐。”孔子说：“你只知道“‘乐天知命故不忧’，却不知乐天知命实际上却有大忧啊！你所谓的‘乐天知命故不忧’，只是修一己之身，任一己之运，而老师我整理诗书礼乐易五经，却是为了治天下，遗来世，不只是为了区区一己一国。但诗书礼乐对于一国治乱尚且无能为力，又如何经纶天下和未来？”孔子之所以忧，是怀着为万世开太平的大志，而不仅仅为了独善其身。徐复观先生所说作为先秦精神的“忧患意识”，其实也是对于自身使命的忧患，而不仅仅是对于自身命运的忧患。

 

孟子说“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至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在朱熹看来，“天”与“命”其实是一回事：“盖以理言之谓之天，自人言之谓之命，其实则一而已。”既然“天命”即“天理”，那么我们应该做的，就是“莫非命也，顺受其正。”这同样也是假设了天命乃是正道，而人只须修身以待，就是顺受。具体说来：“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孟子·尽心上》）就是说，人不可侥幸行险。死得其所才是“正命”，犯事坐牢而死，就不是“正命”，就比鸿毛还轻。像混沌那样胜天半子而死是不是“正命”，这个见仁见智，但像祁同伟那样负罪自杀，这绝不是“正命”。

 

当然，古人对天命除了敬畏和顺应这种基本态度之外，还主张发挥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对“天命”积极地利用和主宰。比如荀子在《天论》中并不认为天有至善的宇宙意志：“天不为人之恶寒也辍冬，地不为人之恶辽远也辍广，君子不为小人匈匈也辍行。天有常道矣，地有常数矣，君子有常体矣。”所以关键不在天而在人：“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大天而思之，敦与物畜而制之？从天而颂之，孰与制天命而用之？望时而待之，孰与应时而使之。”“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

但荀子并非简单地认为“人定胜天”。而是认为人只能在正确的认识和充分的修为的基础之上，才能够“制天命而用之”。我们甚至可以说，荀子并不是庸俗的功利主义者，他的终极目的不在于“胜天”，而在于“胜天”的过程之中的学习和修养。《荀子》一书虽然千头万绪无所不包，但它的核心无非修身，无非教人如何“始于为士，终于为圣人。”即便是他的政治哲学，也是“闻修身，未闻治国也。”治国不过是修身的延续。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所以追求胜天的人，首先要问问自己修身修得如何，问问自己理智是否清明，心性是否澄澈。

 

古人虽然部分肯定“胜天”，但同时认为“胜天”是有限度的。《史记·伍子胥列传》里，伍子胥欲向楚国报仇，他的好友，楚国的忠臣申包胥劝阻时说了一句“人众者胜天，天定亦能破人。”这句话到了大文豪苏轼那里，被记成了“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然而大文豪的误记却送给了我们一个经典的成语“人定胜天”。而申包胥的那句话也就是唐代文学家刘禹锡《天论》里所说的“天与人，交相胜。”因为“天之能，人固不能也；人之能，天亦有所不能也。”那么什么是天与人各自胜出对方的所长呢？“天之道在生植，其用在强弱；人之道在法制，其用在是非。”因为人有是非观念，所以人可以为自然及社会立法：“人能胜乎天者，法也。法大行，则是为公是，非为公非，天下之人蹈道必赏，违之必罚。……故其人曰：‘天何预乃事耶？唯告虔报本，肆类授时之礼，曰天而已矣。福兮可以善取，祸兮可以恶召，奚预乎天邪？’”刘禹锡看来，“天”只是一种形式上的尊崇和正义，而实质上的正义乃在于人的是非善恶价值观。也就是说，人之所以胜天的地方，不在身体上的矫健，也不在意志上的坚强，而在于道德上的优越。没有道德支撑的抗争命运，胜天半子，都不是最终的胜利。

虽然“天人合一”乃是中国古代哲学主流，但天人之间其实也充满了微妙的紧张，这才为“胜天”的思想留出了空间。董仲舒指出“天意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张载认为“儒者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直至王阳明的“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都代表了天人合的一路，但同样也有代表“天人分”的一路，除了上面的荀子、刘禹锡之外，还有宋代朱子的“人欲尽处，天理流行”、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以及随后泰州学派王艮所谓的“我命虽在天，造命实由我”等等。但天与人在哲学史上的紧张恰恰维持了天人关系的动态平衡，正是这一平衡开出了“天人合一”的大境界。而现代社会单向度地强调了“人定胜天”，过分凸显了人的价值，使得人欲的膨胀超出了社会所能承受的限度，造成了社会的道德失范以及自然的环境恶化。

 

天人关系是一个大问题，一篇介绍性的小文当然不可能说透。但不管是“天人合”，还是“天人分”，天与人的关系都应该是一种良性互动的关系，而不是恶性对抗的关系。是一种有机的价值关系，而不是机械的利害关系。人类既没有必要为了证明自己而刻意胜天，也不应该无所作为一味顺天。天是让人敬畏而不是让人退缩，让人自省而不是让人膨胀。“胜天”并不是不可以，但这应该是朋友竞技般的胜，而不是敌人打仗般的胜，是分享了“天”的品质并与天为徒的比学赶帮超，而不是僭越造反的逆天。须知我们头顶的星云和心中的道德法则，本来就是我们生命的尊严所在。

（音乐：贝多芬《第五交响曲“命运”》第一乐章、霍尔斯特《行星组曲  金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