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讲座嘉宾：吴冠军 笔记整理：陈聪颖 上一次课我们讲述了现代政治哲学的两个路径。现在的问题是：现代政治哲学是否达到了最完善的状态？现代政治哲学之后是否还有新的发展？这一节课我们要讨论的就是现代政治哲学的新发展。 有两个最初的问题：一是在支配性的现代性成为主流之后政治哲学之后是否有新的动向？什么东西在现代性之后显现了出来？现代性自身是否有新的发展，并且这个发展已经溢出了“现代性”这个词的囊括的范围、出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二是政治哲学从最初的古典的形态到现代之后，是否要面临自身的终结？是否会迎来自身的复兴？这也就是关于政治哲学自身的未来的问题。 在现代性的笼罩之下，语言的转向带来了政治哲学的根本性的变化，带来了政治哲学的新思潮、新脉动。在语言的转向之后，人们认识到语言不是仅仅一个简单的交流工具，而是一个最原初的媒体、媒介，通过语言我们才能开始组织我们的共同生活；在共同生活中，我们才获得理解、获得意义、获得各种各样的理念。过去的政治哲学从未把语言作为一个如此重要的元素来看待。语言作为一个最原初的媒介，就是一个构成性的元素、构成我们共同生活、政治共同体的元素。所以，语言是作为一个原初的媒介是放置在最底层的，即使是宗教也是以语言为媒介的，语言是社会的最根本的构成性的元素。 在意识到语言是社会最根本的构成性的元素之后，我们会认识到政治分析实际上是以语言为核心的话语分析。政治哲学研究的对象“power（权力）”不是自然产生的，而是依靠一套话语体系来构建的。当话语能够产生正当性的力量之后，这个政治结构才是稳固的、政治共同体才是有效的。总而言之，在语言的转向之后，我们发现话语是如此根本，以至于它是我们思考的核心对象。 在我们关注语言之后，在我们把政治共同体看作是由话语来支撑、支配的之后，我们必然走到了后基础的、后形而上学的思维当中。以往的哲学家力求寻找基础，在一个稳固的基础上寻求如何建立一个最好的政体；形而上学的思维也就意味着要建立一整套的知识，一整套稳固的、关于世界、关于整体的知识，然后在这个知识之上建立政治。当这种知识被看作话语之后，我们发现这种牢不可破的知识实际上只是在语言进行的游戏罢了；当话语发生不同、人对世界的理解发生变化，我们的整个社会形态就会随之发生改变。政治形容上学、政治本体论受到了极大的质疑和影响；同样地，神学也受到了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说，古典的政治哲学，不论是雅典的还是耶路撒冷的路向，在语言的转向之后都不再是可行的选项了。 在语言的转向之后，我们也就遇到政治哲学的终结的问题。既然哲学的冲动就是要找寻一种智慧、一种知识，尤其是在在柏拉图意义上哲学就是要找寻基础性的、形而上学性的知识，那么这种哲学在语言的转向之后就变得釜底抽空，变成后基础、后形而上学的了。语言原本只是一个媒介，但此时变成了政治哲学要去思考、面对的对象，具有了政治性和构成性的功能。马歇尔·麦克卢汉是一个研究媒体、批判媒体的学者。他最关键的看法，就是在媒体研究领域中提出了一个这样的说法：媒体本身比其承载的信息更重要。也就是说，我们首要关注的是媒介，思考是否透过媒介，信息就变得不同了。媒体的影响不是在意见、概念的层面上发生的，而是改变人的想法、感觉、思维、模式、知觉等等认识方式，并且人们对此没有抵抗力。也就是说，媒体是在根本的层面上形塑了我们思考问题、看待世界的方式。这样的理论是“语言学转向”的体现，对过去的学说具有根本性的冲击力和影响力。于是在媒体与政治社会的组成上就有一个因果的关联：通过一个怎样的媒体的方式，我们就能形成一个怎样的社会。 通过语言学的转向，我们就能理解《黑客帝国》所讲的境况就是我们所处的世界的境况。我们这个世界难道不是由各种代码和媒体所组织起来的吗？代码、话语难道不是形成了一个世界，展现在我们面前吗？在把所有的话语、媒介、代码都抽掉之后，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就变成了一片荒漠，我们不得不面对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没有意义存在的现实。这就是“真实的荒漠”。 约翰·鲍德里亚被认为是这部电影背后的思想家。他的最基本的观点就是：有一个直接的真实，这个真实是被隔绝的，我们所面对的都是经过媒体之后所再生产出来的；媒体的产物就是“拟象“，它不是真实，而是媒体化以后的产物。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同的世界观呢？就是因为有各种不同的语言、媒介被各种小圈子、小团体所运用，他们所用的交流的语言的不同就导致了他们相互之间形成的是一个个封闭的个体、一个个具有不同形态的个体。 鲍德里亚说：“把一个真实的世界带出来、使之存在，实际上就是把它生产出来；我们遇到的所谓的真实实际上都只是拟象的形态；我们能够造成、生产的就是真实的效应、真理的效应。”“真实”本身是我们所遇不到的，它不存在于我们所直接能接触到的现实中。“拟象”是一个在我们眼中具有本体论地位的东西；而真正的真实是我们所无法接触到的，甚至可能是不存在的。我们对“真实”的认知从来是媒介化的，也就是说，我们从未认识到真实本身；所谓的“真实”实际上都只是在媒体系统中存在的，而媒体系统不会在意“真实”以外的东西，但“真实”以外的东西往往能够造成认知的完全不同。 最近有一个热词——后真相。今天的政治哲学实际上也就进入了“后真相”的时代。古代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都有一个坐标，就是“真实”；但在现代之后，我们发现“后真相”更有力量，我们必须明白我们从未接触到真理——它已经被染了很多层污垢。 总而言之，媒体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一个构成性要素，但它同时提供的是关于现实世界的扭曲的画面。另外，媒体还有操控的功能；操控，也就意味着操控思维、意识、行为，也就意味着权力。在现代社会中，媒体很大层度上是被国家、资本所操控的；即使是在民主社会，人民面对操控媒体的力量，也是边缘化的。在各种不同的媒体面前，我们仍然可以问，谁是真理呢？这就引出了领导权的问题。因为没有真理，只有话语的相争；那么谁的话语更有力量，谁就能暂时性地获得自我真理化的可能。话语的斗争就变成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话语先胜，权力而来。 通过媒体、媒介，我们已经接触到权力的概念。米歇尔·福柯提出的问题就是真理和权力的关系问题。在他之后，权力不再被当作一个政治的直截了当的元素。真理背后就是一个话语性的政治结构。福柯所说的纪律性的、规训性的权力就来自于知识、真理；在这里，他对培根的“Knowledge is power”作出了语言学转向的解释，也就是把“知识就是力量”变成“知识就是权力”。知识不再是一个客观的东西，而是一套话语，通过话语来规训每一个人，让话语内在化成每个人内在的东西，继而让人变成“驯顺的身体”。福柯认为，这才是资本主义生产力大爆发的根源-——我们在变成“驯顺的身体”之后被分配到一个个车间里去。福柯的分析就是从语言学转向之后一路过来的。知识就是权力；权力不再是政治学上的可量化的东西，而是需要被进行话语分析的东西。这也就是说，政治分析就是话语分析。 在分析完语言、话语、权力之后，我们发现，现代政治哲学中“主体”仅仅是话语的编织物。成为主体，就是被臣服、被支配。我们以为自己被解放了，实际上只是被另一套话语体系所支配。福柯认为，由于“话语”在不断变化，人最后会变得像沙滩上的一张脸那样被海浪拍得面目全非、甚至消失不见。作为“主体”的我们没有影响什么东西，而是作为话语而被影响、被支配。于是政治哲学内部发生了动荡，“主体性”受到了大挑战。福柯认为，我们需要一门“自我的技术”来面对外部的统治、支配和挑战。在这个意义上，福柯继承了尼采的传统，在面对后形而上学、语言转向、知识权力、话语权力以后，提倡“意志”。 有两种虚无主义。一种是意识到了现实的话语权力之后抛弃一切，另一种就是拥抱这个“无”、这个否定性，从“无”出发来挑战种种话语的支配和统治。我们自身是没有力量的，我们的力量来自于另一种话语所带来的力量；而对于“无”，我们需要通过它来重新开创新的视野、新的秩序。这就是一种完全不同的虚无主义。 德里达真正做了很多比话语分析更加细腻、更加专注于文本本身的文本分析。他的“解构”不是一种主义，而是一种技术、一个解读文本的技术。解构，是一种分析；它致力于文本的虚假的统合性，用这种方式去分析文本背后各种虚假的预设、意识形态的设定、各种等级化的价值、各种人造的框架等等。它让我们意识到，一个看似权威的文本实际上需要大量的东西来支撑它，而每一个东西都是摇摇欲坠的、不可靠的。“解构”就是去发现、指出各种不同的、对于给定文本的意义的阐释，然后去发现种种对立二元结构的问题。另外，解构性的分析需要强有力的技术，对文本的分析需要精致的细读。这种细读，是抛开各种文化、意识形态、道德的意见，抛开对权威的信念的，然后对文本进行结构性的分析，展现文本中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解构”是一种很实用、很有用的话语分析、文本分析。福柯提出的是“话语分析”，分析话语如何构成权力，展现权力的不可靠；德里达走了另一条路，通过分析文本来展现话语的不可靠。福柯和德里达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对现代政治哲学开辟了非常清晰的道路。 德里达也说过一句著名的话：“没有任何在文本之外的东西”。这些后现代哲人喜欢使用这种挑衅的语言，正是因为他们深知“话语”可以成为武器，成为打击既有话语稳固结构的武器。任何挑战性的话语首先会被既有的支配性的主流的话语压制、掩盖，唯有通过这样一个挑衅的方式，边缘的话语才有可能从边缘的位置走到中间；“没有任何在文本之外的东西”正是一句这样的话语。 德里达所要表达的真正意思是：这个世界是遵循文本的语法的，它本身也会遭遇到自身的解构。我们所接触到的种种事物也是文本，它所展现出的种种现象、规律也可以被解构、解读。通过这种观点，德里达把解构纳入到政治分析、社会分析、外部世界的分析的技术中。解构的方式也把世界当作文本来进行解构性的分析，揭示它种种矛盾和漏洞的存在。福柯通过分析“权力”看到各种话语的构形；德里达则把政治社会看作一个大的文本来做解构性的工作。 文本分析之后还有一种分析同样精彩，那就是精神分析。当文本分析不断拆解、解构各种各样的自我稳固的文本时，精神分析就不断地拆解自我，把自我当作一个整体、一个具有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整体差解开。精神分析开始于弗洛伊德。他不通过解剖学、生物学的方式来分析精神，而是通过精神分析的方法。他最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不是一个自我稳固的整体，“我”不能完整地认识自己，“我”实际上分为好几个相互割裂的、彼此互动的部分；对“我”的整体的认知是一种虚假的认知，是从外部强加于我们的，而不是内部获取的真实可靠的知识；也就是说，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是来自于外部的，而不是内部的。这个知识实际上还压制了种种其他的东西；精神分析就是要揭露这些被压制的东西。 不同的精神分析师、学者对被压制的东西的说法是不同的，例如“无意识”、“真实的快感”等等。这些被压抑的东西是我们自己无法认知到的，如前文所说，我们只是通过媒体化的方式来获取认知。所以拉康说，我们永远无法获得对自我的认知。我们接触不到我们的自我，我们通过外部的话语性的、想象性的东西来获取对自我的认知。这种认知就压抑了“真实的快感”，我们自己是找不到它的。然而它会不断重现，让自我的整全性受损，造成自我的焦灼感、焦虑感，造成心理问题。 是什么东西在进行自我的建构？什么东西产生了自我的知识、对自我的整全性的理解？拉康给出的答案就是“小榻折”和“大塌折”。“小塌折”就是通过镜像的方式，我们通过一个个人的直接的画面性的呈现产生自我的认同和自我的身份。我们受某个人吸引，然后以“他”为镜，来建构自己、建构身份认同。 “小榻折”的控制很牢固，但也有缺陷。它要么是通过镜像的画面，要么是通过身边的人对我们产生影响；但是镜像会破灭、会被否定，自我认同有崩溃的可能。“大塌折”是一种更高级的方式。它是没有一种个体的、无形无影的控制，它是一个话语体系的整体对我们的笼罩性的支配。我们被一个话语体系笼罩着，社会的律令规制我们；“大塌折”就像一个无形的主宰者主宰着人，它包含了舆论、道德、法律等等约束性的力量。于是，“大塌折”、“小榻折”就构成了一个无形的编织网，造就了我们稳定的自我身份认同，我们很难打破。但是，拉康说“the real”会刺入进来。“想象”对应着“小榻折”，“符号”对应着“大塌折”，“thereal”对应“真实”。 这就产生了一个趋向死亡的趋力。这种自杀性的冲动实际上是想杀掉所有控制着自我对自我的所有知识的那种客观的笼罩、杀掉那些附加在人身上的东西。齐泽克作为拉康的再传弟子，把这种精神分析的行动当作政治的行动，把矛头指向那些造成“我知道我是我”的东西的存在、那些把整个社会支配成目前状态的所有知识结构、话语形态、权力和技术。要如何使社会变得不同？我们需要自杀性的方式来进行不妥协的对抗。这是一种激进、尖锐的方式。真正的社会变革只能是将拳头打向各种宣扬历史终结的虚假而美好的画面。可以说，自杀性行动是齐泽克的政治哲学的基底。 阿兰·巴杜尔是一个与齐泽克相互呼应的思想家。他的核心概念是“event事件”。这个“事件”不是一般的事件，在“事件”发生以后，我们之前所有理解世界的方式、话语体系都会被打破；当一个事件的发生改造了我们所有对世界的认知，这个事件才能成为“事件”。在这个事件发生后，我们不再跟自我、跟世界建立以前的关联，而一些新的东西会在这个事件之后产生；并且他认为我们要“忠实于事件”。他不认可齐泽克的激进主张，而认为现有的秩序是无法持续下去的，在“事件”的发生之后，秩序必然被改变，叙事方式、话语系统自然会被改变。 从福柯到阿兰·巴杜尔，我们发现绝对的知识已经荡然无存了，各种各样的客观知识都不再站得住脚。政治哲学也发生了颠覆性的转变：最初的对绝对的知识的追求，在语言的转向之后被发现是不可能的——我们面对的是绝对性的深渊。知识不再是绝对的，而深渊是绝对的；深渊，就是“无”的否定性的深渊，这种否定性是最具有本体论地位的。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能见证的是政治哲学的复兴、政治本体论的复兴；但这种政治哲学不是规范性的，而是从本体论的角度出发，建立在“无”的深渊之上的，显现为否定性的。它从否定性出发，瓦解既有的话语系统、既有的文本系统、既有的关于自我和知识的系统、既有的“己学”和“群学”的系统。于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就是“真实的荒漠”，就是齐泽克使用的那个黑格尔的术语——“世界的黑夜”；但它同时也给我们提供了力量，帮助我们冲破既有的结构、话语。这也就是说，在“主体的终结”和“行动者的终结”之后，我们又看到了主体，看到了关于主体的全新的陈述。这种主体是站在真实之上的、站在真实的荒漠之上的；他们是从真实的荒漠中回到这个拟象般的现实中的。 这就是现代之后的一条关键的政治哲学的道路。在这之后，有梅亚苏。他是阿兰·巴杜尔的学生，他提出了思辨式的唯物主义。在这思路中，他批判了所有康德以来的与人关联起来的相关论，试图追求一种与人无关的、不受人污染的、唯物的、实在的知识。这种知识也是一种“后人类”的知识。这种知识走不到政治哲学的领域。它去除了与人相关联的内容以后，产生出来的任何知识话语都不可能是政治哲学的表述，与建立人的政治共同体的问题不再相关。 90分钟政治哲学微课 ——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教授吴冠军主讲 第一讲 重新发现“政治”（Rediscovering the Political） 第二讲 本体论与政治本体论（Ontology and Political Ontology） 第三讲 古典政治哲学（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 第四讲 现代政治哲学（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第五讲 现代之后的政治哲学（Post-Modern Political Philosophy） 课程均可反复收听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