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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孙思远 来源：远读重洋 
“向前一步？我连站都站不起来。”
全球最成功的女性之一、曾经激励无数女性“向前一步”的 Facebook 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垮掉了。
“大卫（David Goldberg）就是我的磐石。我不开心的时候，他会哄我开心；我焦虑的时候，他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不知所措的时候，他会帮我一起想办法。” 
用谢丽尔自己的话来说，大卫给了她理解和支持、以及深深被爱的感觉：“我本以为，余生都将和他一起度过。”
但大卫的意外去世，彻底击碎了她的梦想。
2015 年 5 月，桑德伯格夫妇受邀到墨西哥参加朋友的生日聚会，这本是一次轻松甜蜜的度假之旅。下午，谢丽尔和大卫在泳池边玩了一会儿，没多久她感到一阵疲乏，她对大卫说：“我要睡着了。”
一小时之后，谢丽尔醒来，大卫却不见了。她知道，大卫下午要去健身房锻炼，所以并未放在心上。之后，她和朋友们一起游了会儿泳，回到房间之后，大卫还是没有回来。谢丽尔查了会儿邮件，跟孩子们打了电话，就这样等到了晚饭时间，大卫却一直不见踪影。
谢丽尔慌了，她叫上朋友们开始四处寻找丈夫。最后，他们在健身房找到了他——躺在跑步机旁边，脸色发青，脑袋旁边有一摊血。谢丽尔被吓得魂飞魄散，尖叫着喊了救护车。等大卫被送到医院的时候，一切都已经晚了。
那句“我要睡着了”竟成了他们之间的永诀。
大卫去世之前，谢丽尔是不折不扣的女强人。作为全球最大科技公司之一 Facebook 的核心高管，她擅长谋划、行动力强。在朋友和同事眼中，谢丽尔是行动者、计划者，还是向前一步者（Lean Inner）。 
但丈夫的去世，令谢丽尔的世界瞬间崩塌——生活陷入混乱、工作信心全无，就连大卫的葬礼，也是她的老板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其他几位亲友帮忙操办的。
从此，谢丽尔开始了漫长的创伤恢复期。
这本新书《B 选项（Option B: Facing Adversity, Building Resilience, and Finding Joy）》，即是谢丽尔与创伤斗争的完整记录。她与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心理学家亚当.格兰特（Adam Grant）一起，用亲身经历和科研成果，探讨了人们在遭遇不幸之后，如何走出极度悲伤、重新振作。 
所以准确地说，这并不是一本如《向前一步》的励志畅销书，而是一部沉痛而发人深省的自我救赎笔记。
遭遇过极大不幸的人们，通常会经历一个叫“极度哀伤（acute grief）”的阶段。据统计，每年因员工遭遇不幸带来的生产力萎缩，令美国企业界损失高达 750 亿美元。
生命中的不幸随时可能发生：失业、失恋、失去生命。不幸发生之后，我们该如何应对？怎样才能从哀伤中振作起来？
经过几十年的研究，心理学家马丁.塞利格曼（Martin Seligman）提出了阻碍人们从悲痛中振作的 3P 理论：
· 自我化（Personalization）：认为发生不幸是自己的错； · 普遍化（Pervasiveness）：认为不幸会影响到生活的方方面面； · 永久化（Permanence）：认为不幸会持续一辈子。
1. 自我化 一位年轻女子参加了朋友的生日聚会，临走的时候，一位男同事需要搭便车回家。于是，女子好心把同事载回了家。但万万没想到，抵达目的地之后，同事居然掏出武器，把女子挟持进家中，强奸了她。
事发之后，女子除了恐惧和愤怒，更多竟是在责怪自己。她认为，如果不是自己答应把同事载回家，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诚然，出了问题从自己身上找原因是责任心的体现，但发生不幸的时候，把主要原因归咎于自己却是“自我化”的典型征兆。
丈夫去世之后，谢丽尔也陷入了同样的陷阱。大卫的初次尸检报告显示，他是死于从健身器械摔下来之后的头部创伤。谢丽尔的第一反应是：如果自己早一点找到大卫，他可能就不会死了。
但事实并非如此，从健身器械上摔下来，可能会摔断手臂，但不至于断送他的性命。之后的尸体解剖也印证了这一点：大卫猝死于冠状动脉疾病（coronary artery disease，俗称冠心病）引发的心律失常（cardiac arrhythmia）。
即便如此，谢丽尔仍然在责备自己。她甚至想，自己为什么没有早一点查出大卫有冠心病？但实际上，她事后花了数周查阅了大卫的历史体检报告，却没有找到任何冠心病的征兆。
毕竟，不是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都是因我们而起。 2. 普遍化 大学毕业之后，谢丽尔第一天到公司上班，老板让她在 Lotus 1-2-3（一款 90 年代很流行的电子表格软件）里输入数据，谢丽尔表示自己不会。老板怒道：“你连这个都不会，是怎么拿到这份工作的？简直难以置信！”紧接着，他摔门而出。
那一瞬间，谢丽尔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怀疑，甚至以为自己要被解雇了。但之后的事实证明，她只是不擅长电子表格软件而已。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大卫葬礼之后。谢丽尔重回 Facebook 上班第一天，她和老板马克.扎克伯格一起开会。为了阐述自己的观点，她转头对产品与工程部的主管博兹（Boz）说：“你记得吗？以前咱们在谷歌工作的时候探讨过这个问题。”
但实际上，博兹从未在谷歌工作过，他的职业生涯始于微软。 
第二天，有人在晨会上向同事提了一个问题，急于证明自己的谢丽尔，却跳出来开始抢答，并喋喋不休说个不停。后来她才意识到，是大卫的去世令她失去了自信，陷入了“普遍化”陷阱，才有了这些反常行为。 3. 永久化 我们在经历痛苦的时候，往往以为痛苦是没有尽头的。
我们大多都经历过分手之后，哀叹“我再也不会爱了”的阶段；亦或是，失去亲人之后，以为自己余生都将在悲恸中度过。但实际上，我们倾向于高估痛苦的有效期。
有学者做过实验，请几组情侣预测他们分手两个月之后，自己的情绪状态；另几组情侣则汇报他们实际分手两个月之后，自己真正的情绪状态。结果，那些经历了分手的情侣，两个月后的实际状态要比自己预计的好得多。
谢丽尔说，要是能早一点知道 3P 理论就好了：
“如果早一点了解普遍化原则，我就会省去许多烦恼；如果理解了永久化原则，我跟前男友们分手的时候，就不会以为心痛的感觉会持续一辈子；如果早点明白自我化原则，当前男友甩我的时候，我就不会过分责备自己——有时候真的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他们的问题。”
理解 3P 原则是创伤恢复的基础，我们还需要具体的方法，才能更快地驱散痛苦的阴霾。
把负面情绪用文字记录下来，就是个好方法。
几十年前，健康心理学家杰米.彭尼贝克（Jamie Pennebaker）找来两组大学生做实验，请他们连续 4 天、每天做 15 分钟的日志。A 组成员记录的是与情感无关的内容，B 组成员则要写下他们人生中最黑暗的经历，比如强奸、试图自杀、虐童等。
第一天实验结束之后，B 组成员普遍心跳加速、血压升高，情绪明显不佳——这不难理解，因为直面痛苦是残忍的。
实验结束六个月之后，杰米回访了两组学生，却发现了惊人的逆转：B 组成员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都有了大幅提升，相比 A 组成员，他们的状态要好得多。自那之后，学界进行了上百组类似的实验，证明了把负面情绪记录下来，对于缓解痛苦是有积极疗效的。
与此同时，给负面情绪打标签也能帮助我们更好地恢复——标签越具体，效果越好。比如，写下“我感到孤独”比只写“我感到不快乐”要具体有效得多。把情绪变成文字，实际是“我们有能力掌控情绪”的体现。 
写日志也成了谢丽尔创伤恢复的关键一步。在日志的第一页，她写道：“今天，我要埋葬我的丈夫。这根本不可想象，我甚至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写这些，搞得好像我会忘记任何细节似的。”
大卫葬礼五个月之后，她一共写下了 106338 字。 如同身体有生理免疫系统，我们的大脑也有心理免疫系统。当不幸发生在我们身上，大脑会本能地触发心理防御机制。
戴维斯.古根海姆（Davis Guggenheim）是一名纪录片导演，他告诉谢丽尔，拍纪录片的时候，他并不知道每段故事该如何收尾——他会让故事以自己的方式、在合适时间去自我演化。
他担心，谢丽尔过分控制自己悲伤的情绪，反而会让悲伤扭曲泛滥。他鼓励谢丽尔，去倾听自己的悲伤，并让它自我演化（run its own course）。
统计显示，六个月之后，失去配偶的人们终将挺过“极度哀伤”阶段。
追寻人生的第一选择固然最好，但并非每个人都如此幸运。当 A 选项不复存在的时候，就该启动 B 选项了。生命从来都不完美，某种程度上，我们都或多或少活在 B 选项当中。
正如谢丽尔所写：“面对痛苦，我们也要学会向前一步，直抵痛处（lean in to the suck）。”这大概也是她在痛失爱人之后，勇敢写下这本《B 选项》的意义所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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