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儒家与皇权既合作，又对抗。 合作的基础是天命，即儒家认为拥有天下的人，必合天命，必为天子，因此，对天的意志必须尊重。但儒家同时指出，天意即民意，天听即民听，所以，天命也暗含着民意的拥护，离开了民意的天命，其“命”必不久。 孟子的“载舟覆舟”说，就是对天命与民意间关系的确切表达。 在倡导儒家思想与政权统治相合作的同时，董仲舒重新确立了天命对皇权的制约，当天命通过灾异表现出天的不满意志之时，皇权的代表者皇帝必须向天命低头，通过公开罪己等诸种办法，向民众和天表达皇权的屈服。也正因为如此，当王安石提出“天命不足畏”时，几乎所有的知名儒者都异常愤怒，在南宋一朝，王安石的思想体系更是遭到彻底的清算。 儒家知识分子的对抗性，主要表现在与皇权在文化与思想上的分庭抗礼-----他们提出，王者为圣，同时，圣者也必为王。即不同的通道，都可以达至人世间的崇高境界和地位。因此，当儒家尊崇拥有皇权的王者为圣的时候，皇权不得不对圣者冠以王的称号：739年，唐玄宗封孔子为文宣王，正式打开了知识分子通过思想进入世俗圣殿的通道。 进入宋代，儒家知识分子提出，“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提出了儒家与皇权新的对抗形式：因为拥有思想和对儒家经典的解释权，皇帝必须出让国家治理权，交由深谙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 到了理学家出现的宋中期，儒家知识分子更是希望通过“学”的建立和学院的纷起，与皇权争夺地理空间的控制权。 朱熹的理学，提出把道德权威的基础和责任放在个人身上，并能通过一套严谨的自我转化方案，实现个人的终极理想！即每个儒家知识分子通过“学”，都可以成圣。 正因为人皆可成圣，则社会治理，也适合每一个通过“修身”之后，有“齐家”和“治国”能力的人。 朱熹主张政府减少对社会的干预，允许地方精英管理地方社群。 他强调政治的个人化与道德化，注重公共利益，并强化必须由士来诠释国家意识形态和儒家价值观，在'学'的面前，士人与官员以及皇帝，彼此平等。行善，建立文明开化的地方社会，与政府争夺县以下的自治权和领导权，靠个人道德和'天理'来征服民众，而不是暴力机器！ 到了明代，这种对抗性仍然存在。以至于东林党竟然把骨干分子打进朝廷，希望通过掌握实际的政治权力，最终实现对地理空间的实际统治。 后来的复社虽然放弃了这种明显的权力对抗和争夺，但同样温和地争夺着地方权力。到了清朝，在“文字狱”的震慑之下，儒家知识分子转向考据，其用意同样是借考据以恢复四书五经的原始含义，进而阐明儒家文化。通过自证文化正统、思想正统，表明思想的阐释权仍然在儒家知识分子手里，而不在皇权。 理学在朱熹时代走上巅峰，到了他的弟子兼女婿黄榦手里，理学开始从进步走向反动。 认为所谓的理，可以超越法律，超越社会风俗和普通道德，终至成为阻碍思想发展和人性尊严的僵化教条！ 由于过分强调个人道德，挤压了人性发展的空间，同时把女性的财富和个人归属完全纳入夫家，以强调家族的完整感，理学蜕变成黑暗的思想，从让家族统治变得有序而正义的正面力量，变成了压榨青少年和女性的家族奴隶制的帮凶，并最终从“爱人”变成了“吃人”。  儒家与当下主流思想，仍时时相扣，并发出回响。 儒家强调追远，理想是回到永远不可能返回的上古。当下强调的是遥远，是遥不可及的未来。因此，知识分子在当下，徘徊悱恻，遗世独立。 前者不达，后者不至，陷入思想的困惑与人生的迷茫中。 知识分子的许多俗世病，与此相关。 文采灿烂，独立思考。名家合作，史哲互涵 一个能够读到精彩思想的公号 |
|
|
来自： milano1895 > 《中国哲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