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开埠与轮船通航的前前后后

重庆开埠与轮船通航的前前后后

朱浩源     

重庆，地处长江上游，东邻湘楚，南连云贵，西接康藏，北通青海、陕、甘，坐拥长江、嘉陵江，假两江之便，沟通了长江流域、嘉陵江流域，各省区之间的联系。故而确定了重庆对中国西部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产生特殊作用的特定地位。川江航运的发展，反映了重庆乃至中国西部地区对外贸易、商业、金融、农业、工业、交通、海关、捐税等的历史进程。而以中药材、鸦片、猪鬃、桐油、肠衣等山货的出口川外所产生的税收，构成重庆乃至四川省政府经济收入的主要部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药材和山货出口的税收占地方政府经济收入百分之八十以上。

而川江航运的发展，是重庆作为西南最大的货运中心和物资集散地，逐渐发展成为西部地区的经济中心的前提条件，川江航运的交通工具，由原始的竹筏、木船到机动轮船，在这个历史的转变中，重庆开埠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川江航运的现代化，是因为重庆开埠实现的，它不但影响了重庆的历史发展，而且导致中国近代史产生显著变化。

 

一、宜昌至重庆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

 

1840年五口通商以后，英国并没有在中国获得预期的经济效果，由于英国的毛织品正在失掉美洲和欧洲的市场，英国工商界大起恐慌，一个专门从事对华贸易的英国爵士说：商业“是我们生命的源泉，是我们的生存气息，没有它，英国就会成为北海中最贫困、苦恼、人口过多的一个小岛。”（注：见《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英国商人不断上书政府。1869年，哈德兹斐德市的建议书主张：“必须取得中国西部有潜力的市场来补救”。布莱德福市商会也“已经准备好了一份关于四川和云南的报告”哈利法克斯市商会代表威廉-莫利斯立刻附议，“他把中国西部几千万的主顾说成是最大的未开辟市场”（注：见《中国通与英国外交部》）年底，上海的英商商会在给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里强调说：“除非汉口以上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对华贸易就不能扩展。”（注：见《川江航行权是怎样丧失的》）。英国政府也认为对华贸易的不景气，是中国内陆市场没有开辟。重庆开埠及宜昌至重庆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就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

为了制定入侵川江，重庆开埠的方案，1869年，有两批英国人受政府指派到达重庆，一批是上海英商商会的代表密奇和弗朗西斯，他们是见诸记载的最早到达重庆的英国政府代表，虽然早在1861年曾经有一批外国冒险家乘帆船到达奉节，勘察航道，搜集险滩、暗礁和激流等航行资料，但是，终因滩险流急，半途而废，然而，他们为入川轮船应具备的结构获得了第一手资料。密奇等人事后向英国政府提出一份报告，报告认为，鉴于轮船只能到达宜昌，而宜昌以上的航道在短期以内，轮船完全无法航行，因此，英国的近期目标只能是在宜昌开埠，至于重庆，留待今后解决。

英国政府又指派英国驻汉口领事带领一行人于1869年5月12 日到达重庆，针对密奇的报告，随行的英国海军小组拟对宜昌以上的航道进行全面勘测，他们在云阳的新滩受阻，不得不半途而返。英国驻汉口领事在重庆逗留了一周，提出了与密奇相反的报告。他们的报告认为密奇的建议是不可取的，从物产的富庶，市场的繁荣及发展前景来看，宜昌根本无法与重庆相比，报告建议英国应在重庆开埠，而不是宜昌。但是，川江航行的艰难险阻，这个报告与密奇的报告的观点却是一致的。（注：见《近代重庆经济与社会发展》四川大学出版社。）

有了这两个报告，英国加紧了在重庆开埠的步伐。1876年9月13日，在英国军舰的威胁下，李鸿章和英国公使威妥玛在中国烟台正式签署了《中英烟台条约》，条约有三个部分，其中“通商事务”一节中规定:

“湖北宜昌、安徽芜湖、浙江温州 、广东北海四处，添开通商口岸。作为领事馆驻扎处所。

“又四川重庆府可由英国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轮船未能抵重庆以前，英国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后，再行议办。”（注：见《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清政府还想利用上述条款阻止英国人入川，但是，这条规定并未起到作用，1881年12月，英国驻重庆领事谢立三（Hoise）乘吃水0.91~1.2米的帆船安然越过新滩后声称：“有什么理由会堵住一艘同样吃水，利用蒸汽动力而又有特殊构造的轮船上驶呢？” （注：见《历史研究》1962年5期。）谢立三加速对宜昌以上的航道进行全面勘测，并对重庆地区的丰富资源和市场潜力进行深入了解，他在报告中强调，重庆开埠的意义远远超出四川一省的市场开拓，它实际上是涵盖中国大西南的庞大市场的重要步骤。英国政府认为，实施轮船从宜昌上驶重庆，强迫重庆开埠的时机已经成熟，需要以实际行动实施宜昌至重庆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在英国驻华公使的鼓励下，英国冒险家阿奇波尔德·约翰·立得乐（Archibald·John·Little）于光绪九年（1883年）乘木船进入川江，一路详细勘察川江航道，写成《经过扬子江三峡游记》一书，认为轮船只须马力大、吃水浅，在川江轮运是可行的。随后，法国人谢瓦利埃也对长江上游自宜昌至屏山段的航道进行了测量，并绘成64幅图，为外轮行驶川江提供依据。立得乐于1887年组成川江轮船公司，他在英国设计制造了一艘长48.77米。宽8.23米，吃水104米能装载350顿货物和92位旅客名叫“固陵号”的利用蒸汽动力而又有特殊构造的轮船。运抵上海装配完成后，于1889年2月驶达宜昌待发，准备正式开辟宜（昌）渝（重庆）航线。就在立得乐积极准备的同时，英国驻华公使也正式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清政府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立即向立得乐颁发宜昌至重庆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的行轮执照，并转饬沿途地方官弹压当地船民，保护“固陵号”。

立得乐的行轮计划，使清政府的以借川江水险来阻止外轮入侵的策略彻底被破坏，在英国政府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晓谕百姓，不必惊疑”‘由于“固陵号”既快捷又安全，运价也远低于木船，必然抢夺木船业的生意，特别是川江险滩林立，航道狭窄，轮船碰撞、浪翻木船的事故难以避免，直接威胁到当地人民的生计和生命安全。立得乐这一举动，立即遭到宜（昌）渝（重庆）航线之间，人数众多，组织严密，仰赖木船为生的川江船户和纤工们的强烈反对。他们纷纷集议，“欲行聚众堵截”（注：见《民生公司十一周年纪念刊》）清政府深感对船民“难以虚言欺哄”，害怕激起众怒。川督刘秉璋见民情沸腾，急电鄂督张之洞，商议解决办法，刘秉璋一面安抚百姓，一面派员与英国交涉，英国也不愿“招致地方叛乱”危及既得利益。同意交涉，1888年，谈判开始，代表中国的是重庆巴县知县国璋，李鸿章在幕后操纵。代表英方的是英国驻宜昌领事和立得乐，谈了一年，没有结果。

1889年三月，中方与立得乐终于达成一项协议:

中国出资12万两白银，买下立得乐的“固陵号” 轮船及其在宜昌的码头等设施。

立得乐10年之内不再试航川江。（注：见《民生公司史》人民交通出版社。）

按照英国公使的要求，双方就如何防止轮船和木船碰撞的问题进行谈判。中国方面提出，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实行“分日行走”的办法，即在一个月之中，划出两天木船停运，专供轮船行驶。英国断然拒绝这个方案，而针锋相对地提出“悬旗示警，停靠相让”的方案来对抗。避免轮船和木船碰撞的问题谈不下去了，只好谈轮船和木船碰撞以后的赔偿问题了，中方态度非常鲜明，“碰即全赔”； 英方态度十分蛮横，提出若中国木船损失500两以内者，英方立即全额赔偿；损失500—10000两者，则需由英国驻宜昌领事与中国官员会审后按一般行船章程办理，该陪则赔。而且声明，在个办法只限于此次川江行船，至于以后英轮行驶川江办法，由两国另行议办。这个明显不符国际惯例的提议，遭到中国方面拒绝。

为了打破僵局，7月18日，总理衙门向李鸿章提出一项解决办法，总理衙门认为英国人的根本目的是要求重庆开埠通商，行轮只是通商的一个附带条件，如果允许重庆开埠，但是不同意外国轮船行驶宜（昌）渝（重庆）航线，英国人来往通商，“专用华船”以10年为限。这项办法估计能解决问题。李鸿章抱定“姑求10年无事”的方针，立即同意采用这项办法，指示中方代表在谈判中主动提出，却遭到川督刘秉璋的反对。刘秉璋认为，在长江航线，船户和纤工早已组建有组织严密，人数众多，实力强大的帮会组织——船帮。这项提议根本不能保障船户和纤工的利益，因为，洋人可以自造木船，往来川江必与船帮冲突；况且洋货大量入侵，势必对自给自足，富足安定的地方经济造成强烈冲击，引起市场动荡，侵犯川人利益；同时，也会引发与四川商人冲突，因此，川督刘秉璋公开表示“秉璋不敢不允，亦不敢保其无事”条陈上达，李鸿章指责刘秉璋，并将谈判地点由宜昌改为北京。（注：见《清季外交史料》第81卷）                                                             

中英双方经过反复交涉和权衡利弊，在1890年3月签订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其主要内容是：

一、重庆即作为通商口岸无异；

二、英商自宜昌至重庆往来运货，或雇佣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接巴……）

（注：见《中外条约汇编》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

这个条约，标志着英国终于实现其扩大商务的战略目标，将其势力范围延伸到了重庆。至此，英国正式取得了重庆开埠的条约权利。4月7日，伦敦《泰晤士报》以《重庆地位升级，取得商埠特权》为题，报道了《烟台条约》续增专条的签订。立德乐在伊斯特本得知这一消息，尽管对没能取得预期的全部特权表示遗憾，但还是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致信《泰晤士报》：“无论如何，我们满意地获悉在（中国）已经开放的19处商埠之外，又增加了第20个口岸，而且是位于中国最富庶、最有利可图的地区之一的口岸。”但是，当时重庆没有铁路也没有公路，更没有飞机场，能到达重庆的交通工具只有船舶，如果不解决宜昌至重庆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问题，重庆开埠的所有条约，仍然是一纸空文。

1897年，英国利用他们控制着中国海关行政权的便利条件，以履约为名，强迫清政府出资1.5万两，由海关职员英国人泰勒（TyLer）带领工程人员，对新滩进行整治，紧接着，立得乐置备的“利川号”（Leechuan）轮船，终于实现宜昌至重庆的长江航线开放通航，这比他承诺十年之内不再试航，提前了两年。

“利川号”是一艘平底小船，空载吃水0.88米，满载吃水1.68米。由立得乐亲自担任船长和大副，1898年2月枯水期间由宜昌出发，历时21天开抵重庆。虽然该船太小，毫无商业价值，但是“利川号”是有史以来，第一艘实现宜（昌）渝（重庆）航线通航的机动船舶。立得乐是世界上第一个驾轮船从宜（昌）至渝（重庆）的轮船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