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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江，是指长江水系湖北宜昌至四川宜宾之间的水道，全长1050公里，其中绝大部分流程在四川境内，故名川江。嘉陵江、沱江、岷江、乌江等支流及其上源金沙江汇入川江，水量大增，由西向东，浩浩荡荡，冲向三峡，注入东海，构成了由重庆为中心的四川水上交通网络。 重庆扼长江与嘉陵江的交汇处，是长江上游第一大商埠。它把川江分为上下两段，由重庆下至宜昌的650公里对于四川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段水道自古即是四川输出货物的咽喉，成为四川最重要的门户。由重庆上溯至宜宾的400公里间，均可通航小轮船和木船，沱江两岸的烟、糖、盐等物资和岷江流域的白蜡、丝绸、纸张、盐等物品分别运至泸州、宜宾，再下运到重庆转外销。四川全省对外贸易以重庆为枢纽，在抗战前后的45年中，四川全省进出口货值总数中，重庆占80%以上。  近代轮船进入川江是在1898年，英国商人立德乐驾驶“利川”号轮船到达重庆，试航川江成功。于是，各国纷纷开辟川江新航线，川江近代航运才真正开始。1908年，我国成立了川江轮船公司，以此为标志，我国川江民营航业开始兴起。1909年，该公司“蜀通”号轮船试航重庆成功。由于当时国力衰弱，外国人染指川江，我国民营航运公司日趋衰落，走向破产。川江航运历史悠久，近代以来，主要还是以木船运输为主，截至1899年，川江木船数量高达2900只，计10万吨。至1925年，民生轮船公司在川兴起后，木船才逐渐减少，至1937年抗战前，木船基本上已绝迹。 1925年，卢作孚在合川建立民生实业公司，集资5万元，在上海订造了70吨的轮船一艘，命名为“民生”号，航行于重庆、合川、涪陵之间。由于卢作孚经营有方，公司迅速壮大，至抗战爆发前共有轮船46艘，计18000多吨 ，遍及省内各条江河，成为我国内河航运最大的民营企业，也是长江航运的主力。 在抗战前夕，来往于长江水道的中外船企15家，轮船50多艘，每年进出船只载重量约30万吨。川江成为连通西南和东南地区的重要水上通道，也为抗战时期战时运输提供了有利条件。  全面战争爆发后，蒋介石认为，“川黔能巩固无恙，一定可以战胜任何强敌，恢复一切失地，复兴国家” 。但中国铁路、公路主要集中于东部地区，国民政府对于四川省内河航运的开发是缺乏预见性的。在1938年以前召开的历次国民党中央会议上都未对长江航运作出任何发展建议。只有当国府西迁重庆，遇到运输的种种困难之后，才意识到四川道路运输之艰难。在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仅修筑了川黔、川陕、川鄂、川湘等省际公路及省内支线，但远远满足不了抗战期间东部人员、物资的西迁需求。在这种情况下，长江航运的作用和地位显得尤为突出。 1938年以来，随着战争形势的变化，华北、华南大片地区逐渐沦陷，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全国交通形势发生变化。西部地区山高路远、铁路不通、公路简陋、航空尚未发展成熟，大量的抗战物资、人员的运输多依赖于长江水道，长江成为抗战时期全国交通运输的命脉。抗战爆发后，日军封锁我国东部沿海港口，大量海船不能出海，为避免海船资敌，政府命令所有海船驶入长江内河，一时间，长江下游船只骤增至682艘，计57061吨。 为加强战时运输需要，沟通西北、西南交通，交通部又创办了水陆联运线，开辟了川陕水陆联运线，这一线路的开辟使川陕交通连成一片，同时又开通了川湘水陆联运线。为打通中国同东南亚的交通，卢作孚主持了川南水陆联运建设，使从缅甸转运的抗战物资能及时通过川江运到大后方和抗日前线。水陆联运线的开辟，使之形成了以川江为核心遍及中国西部的完整的水陆交通网络，使川江的全国运输大动脉地位更为凸显。  抗战全面爆发后，全国大部分地区沦陷，随着西南地区成为全国抗战大后方地位的确立，川江航运在运输物资、人员，建设大后方等方面作出了极大的贡献，这一贡献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运送国民政府党政机关人员西迁 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迁都宣言，将四川定位抗战大后方。国民政府党政机关人员陆续西迁，尤其在武汉失守后，停驻在武汉的国民政府机构和人员纷纷内撤，多是由川江溯江而上，到达重庆办公。 （二）运送工矿企业物资内迁 抗战爆发后，为保存民族工业命脉，东部沿海工矿企业纷纷内迁，尤其东南地区集中了全国最多的企业，仅上海一市待迁的工厂就达500多家。截至1942年，民生公司在为军事及工业抢运物资中，共运兵工署器材约17万吨，军品辎重26万吨，民营内迁厂设备9万吨，合计为52万吨，这是一个极大的贡献。 （三）运送民众疏散躲避空袭 抗战爆发后，日军不断轰炸重庆等抗战大后方，为疏散城市民众到郊区去躲避灾难，在当时无公路的情况下，唯一便捷的疏散路线是走川江水路。民生公司为疏散大量人口，采取分段运送、快速疏散等措施，同时相继开辟了宜巴航线，使来川难民及城区避难民众迅速找到安全避难之所。  （四）运送物资和军队支持前线 四川是全国抗战的大后方，自古物产丰富、人口众多，为支持前线抗战，急需把前方急需的弹药、枪支、粮食等给养从后方源源不断地运送至前线，同时将前线伤病员运回后方。川江成为连接前线和后方的纽带，成为战时的生命线。同时，川军出川抗战也是由川江航线由重庆和万县集结出发到宜昌、武汉转赴各战场。 八年抗战中的川江航运成为民族生命大动脉，在为争取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中作出了巨大牺牲和贡献，永载史册。 在民族危难关头、在长江这条生命通道上，上演了一幕幕悲壮慷慨的历史活剧，难民、官员、知识分子、学生、船员、军人等在民族大义面前无所畏惧，守望相助，洋溢着中华民族精神，彰显着民族大爱。 面对战争苦难的到来，长江航运职工意识到，抗击日军入侵，需要大后方工业和人力的支撑，沿海、沿江及各地军工、民用工业的西撤，是事关抗战成败的战略性任务，是事关国家存亡的大事。长江航运职工没有辜负国家和民族的重托，招商、三北等一批江海大轮活跃在镇江、南京至武汉、宜昌一线。民生公司于1937年10月23日专门召开了一个转运西迁人员服务工作会议，研究运送和服务办法，并通告宜渝间航行各轮，要求在抗战非常时期，努力实现公司宗旨，要求“全体船员行动起来，表现服务精神”。  1938年1月6日，卢作孚被任命为交通部常务次长，同时兼任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水陆运输委员会主席，负责统一调度指挥长江上的一切民用船只。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每晨宜昌总得开出五只、六只、七只轮船，下午总得有几只轮船回来。当轮船要抵达码头的时候，舱口盖子早已揭开，舱门早已拉开，起重机的长臂早已举起，两岸的器材早已装在驳船上，两岸照耀着下货的灯光，船上照耀着装货灯光，彻夜映在江上。岸上每数人或数十人一队，抬着沉重的机器，不断地歌唱，拖头车往来的汽笛，不断的鸣叫，轮船上起重机牙齿不断的呼号，汇合成了一支极其悲壮的交响曲，显示了中国人民动员起来反抗敌人的力量。” 他安排部分船舶在中下游，其主要运力承担了最为艰险的川江一线，而每一航段都有广大木船船工参与。广大海员和船工们在上有敌机、后有追兵的恶劣环境中，把一批批作战部队运赴前线，把一船船战略物资和人员撤向大后方。 广大的川江航运工人们无畏日机的轰炸，经过40个日日夜夜不停地抢运，克服了长江滩多水急的困难，终于使滞留宜昌的人员全部脱离险境，积压的物资器材抢运了三分之二。在这次抢运中，仅民生公司就有16艘轮船被日机炸沉或炸伤，116人献出了生命，61人致残。除川江轮船外，上千艘的木船也投入抢救物资的行列，广大的川江工人为此付出了极大的牺牲。  1939年，曾有1330名川江水手，给国民参政会写信说：“我们并不顾虑工钱太少，职业无保障。对于战时的交通，曾尽了和正尽着最大的努力。输送杀敌壮丁，抢救生产器材，护送伤兵和遇难同胞等，在敌人的飞机轰炸下工作，不管死或活，如果说我们是在为微薄的工资而苟延残喘，实在不如说是为了争取抗日的胜利。” 正是四川人民这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为战区物资和人员转移，提供了尽可能的帮助，在最大限度上挽回了损失。 迄至1940年止，通过川江航运，仅抢运兵工器材一项即达162800吨，航空油、炸弹、器材33500吨，共计196000吨；抢运内迁的钢铁厂、兵工厂、纺织厂等多达607家；技工12080人，连同家属号称10万工业移民，其中由川江水运入川的占54.67%，云南、贵州各占3.6%，此外，还有机构庞大的中央政府各机关、各类学校100多所（其中高等院校48所）64000多人；1937年11月20日至12月8日，抢运国家文物9369箱至重庆，7286箱至宝鸡，后再分别转运乐山、峨眉。 这为保存实力、坚持抗战、建设后方基地提供了坚实保障。  据报道，在当时的宜昌，广大的政府官员和知识分子纷纷慰问难民及船员，鼓舞抗日斗志。1938年先后到过宜昌的有蒋介石、李宗仁、陈诚、汪精卫等众多国民政府军政要员，还有各界著名人士、社会贤达，宜昌一时间名流云集。冯玉祥、陶行知、老舍、李四光、黄松龄、王芸生、于毅夫、程希孟等来宜，参加抗日演讲。华东及上海等地文艺团体西迁来宜，上海业余剧团、上海影人剧团著名演员赵丹等在宜昌街头演出《放下你的鞭子》，白杨主演《沈阳之夜》，江苏剧团演出《夜光杯》。演艺界著名人士曹禺、熊佛西、沈西苓、宋之的、谢添、陶金、陈波儿等在宜演出抗日救亡剧目；贺绿汀在宜昌中学义演，女作家谢冰莹等在宜组织抗战救护活动。中共地下党组织负责人陶铸、钱瑛、曾志、何功伟、雍文涛、韦君宜、刘真、马识途等来宜在鄂西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三姐妹也同样飞抵宜昌，慰问抗战伤兵。 同时，四川省政府和人民还为迁川的企业和人民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帮助。对于迁川的厂矿，四川省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优待办法：（1）调拨木船150艘；（2）委托中央信托行代办保险，保险费每20元中由四川省政府补贴15.95元，共支付120万元；（3）由重庆市长、公安局长、商会会长、江北县长、巴县县长及建筑专家兰顺声、工业专家胡光庶及林继庸组成低价评议委员会，并准免迁川工厂用地和印契附加税三成；（4）以北碚为工厂区，扩大北碚电厂。至各厂开工后，对原料取给、成品销售等问题组织机构，代为办理。  由于四川省提供了设厂复工的种种便利条件，加上工矿调整委员会改变原给补贴为贷息贷款方式，加快了工厂内迁入川的进程。大批工厂迁川后，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为了帮助迁川工厂尽快恢复生产，1938年4月17日，在重庆成立了迁川工厂联合会。该会在艰苦的条件下，为各厂复工做了大量工作：协助迁川后的会员工厂解决设备和物资问题；与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接洽，选定厂矿场址；从事工业整体规划，建立工业区；开办职业学校，为厂矿培训专业技术人员。 此外，四川在抗战中先后接纳和安置了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各类机关约57个，各级干部和工作人员约5000人；迁川工矿企业约700家，工人约1万多人；全川高等学校48所，师生约2万多人，还有成千上万的难民也随之来到四川。仅1938年7月，长江中下游进川到重庆入户的已达41900人，重庆1936年只有33万人，到1945年激增到125万人，8年间净增了92万人，除人口的自然增长外，更主要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其中包括了本省其他地区的迁来人口，但绝大多数仍是随部队、文教、工矿企业等由省外迁来的人口。 抗战胜利后，社会舆论普遍认为：后方工矿企业的巨大贡献依赖于成功实现了宜昌大撤退的因素，其“贡献的伟大，论功行赏，应不在三军之下” 。正是宜昌大撤退内迁的企业成为抗战的坚强后盾，为战争的最后胜利提供了有力保障。可以说中国的一支没有武装的船队，创造了战争史上非凡的先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人间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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