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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商埠邮票评述
附：福州商埠邮票
提
要：商埠邮票是我国邮票史上绕不开的历史产物。由于某些原因，一直以来对商埠邮票的研究甚少，乃至出现研究断层、以讹传讹现象。正视历史，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客观研究历史产物，是后人的一种社会责任。基于此，特对福州商埠邮票进行评述，以期纠正某些“人云亦云”的不负责现象。
文中的新看法、新评论，权当抛砖引玉，随时听候诸家批评指正。关键词： 正视历史
还原正本 。
一
福州商埠邮票的产生
1840年，鸦片战争中的一阵洋枪洋炮强行打开了固步自封的大清国门。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迫同帝国主义列强签订了中国近代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首先被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之后，沿海沿江又有几十个地方被开放成为通商口岸。在这些地方，帝国主义列强凭借他们的特权开办了地方性的邮政机构——“书信馆”。各地主办（管理）“书信馆”的机构不一样，上海、汉口、九江、镇江、厦门等5地由“工部局”主办，福州、南京、烟台、宜昌等4地由“外侨团体”主办，重庆、芜湖、威海卫等3地方则由外侨个人私办。这些商埠邮局中，已知公开发行商埠邮票的有11家书信馆。从1865年至1896年，31年间计11家书信馆发行90套541枚各种邮票。
1894年8月福州的外侨团体成立以英国领事为主席的“公务委员会”，决定开设福州书信馆并于9月以公共工程委员会名义公开征求邮票图案。（此前，上海书信馆于1882年开始在福州设立代办处收发邮件，发售、使用上海书信馆发行的小龙图、双龙图邮票）。在踊跃的应征者中，福州闽海新关二等帮办、西班牙人绵嘉义设计的作品“闽江划舟图邮票”入选。1895年8月1日“闽江划舟图”邮票发行，福州商埠邮票由此产生。这套邮票面值由5文至40仙，共9枚；1896年7月又发行同图不同色的邮票1套2枚，面值分别为5文与1仙。福州商埠邮票由英国伦敦华德路公司平版单色印刷。1897年2月大清邮政局设立后福州商埠邮票随之停用，前后仅使用一年半。
二
邮票图案与邮票名称评述
至今，几乎所有关于“福州商埠邮票”图案的说法都这样认为：主图背景是福州鼓山，隐约可见山上之寺庙；主图为闽江水面上一艘竞赛中的龙舟，舟上众人，各司其职，江面另有帆船多艘，桅樯林立。
邮票图案的确存在以上几个元素，但对以上的诠释本人不敢苟同：（一）.认定“背景是福州鼓山”的理由不足。鼓山，世称“石鼓名山”，是福州的重要象征。客观地说，邮票图案中背景的山脉并无鼓山特色。诠释者为把背景认定为鼓山进而提出“隐约可见山上之寺庙”，更是无稽之谈，“寺庙”之说完全是无中生有。就图案中“帆船多艘，桅樯林立”的场面分析，应在闽江的下游一带。闽江中下游直至闽江口，沿岸山峦起伏已具福州沿海特色，未必把图案背景认定为“鼓山”。
（二）.关于“闽江水面上一艘竞赛中的龙舟”。先说“闽江”。福州的母亲河是闽江，闽江自西往东流入东海，就图案中反映的船运情景来看，可以认定为“闽江”。再说“竞赛中的龙舟”。“竞赛”，一般表达的应是“互相比赛”，即参赛对象应在二者以上。如果特指一艘竞赛中的龙舟，周围应有相应的参照物（哪怕是略写也行），而原图中并无相应的参照物。同时，图案中并没有龙舟竞赛场面。福州的龙舟文化由来已久，沿岸村庄都有龙船。龙舟竞渡前，先要请龙、祭神，竞渡时两岸鞭炮齐鸣、锣鼓喧天，群情高昂；而且福州地区水系丰富、水域宽广，龙舟竞赛的地点绝不可能选在水文不稳定的闽江口。既没有竞赛对手又不在竞赛现场，“一艘竞赛中的龙舟”的说法令人不信服。
但龙舟下水未必就是“竞赛”，“竞赛”前的训练也是“舟上众人，各司其职”。作为客居福州的外籍人士，感染于福州的龙舟文化又受制于母语，用了regatta这个词（名词，意为“凤尾船比赛”、“帆船比赛”、“赛船大会”等），表达的应是龙舟赛前的训练，反映的是民俗而不是强调“竞赛”。
艺术作品存在想象、允许夸张，但诠释时必须尊重客观、尊重事实。对邮票图案的诠释更应该如此。综上所述，本人认为
1.福州商埠邮票应称“闽江划龙舟图邮票”；出于对作者的尊重，可翻译为“龙舟竞赛图邮票”，但绝不宜称作“鼓山龙舟竞赛图邮票”。2.这是一套反映福州景物、福州民俗风情的邮票，邮票的主题是“福州民俗”。（至于这套邮票如何选用在专题邮集中，比如如何用在“体育专题”邮集中等等，不在本文讨论范围：另外，本文也不评述邮票设计者。）
三
亟需加强商埠邮票使用的研究
鸦片战争是我国近代史的开端。鸦片战争后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末沿海、沿江各地产生的这些商埠邮局，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我国的罪证，商埠邮局、商埠邮票是帝国主义列强肆意侵略我国邮政主权的历史见证。对被侵略的耻辱，没有必要躲闪廻避，任何一个有责任的后人都应该转变观念，正视过去。加强对商埠邮局、商埠邮票的研究，有利于铭记历史、放眼未来，激发社会正能量。
当年这些商埠邮局，服务的对象主要是积聚（生活）在各通商口岸的外国侨民，尤其是其本国的侨民和外商。服务的范围一般是各通商口岸之间、外国侨民与侨民之间、侨民与母国之间的通邮。由于各商埠邮局彼此间不存在隶属关系，它们之间的通邮往来，无章可循，往往只凭借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办事。而具体的邮政业务尤其是邮资费用的收取等等，更是我行我素，各自为政。套用一个时尚词汇，完全是“霸王条例、愿买愿卖”。有鉴于此，对商埠邮局业务状况的研究，可谓困难重重。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如不及时加强这方面的研讨，这些侵华罪证将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时不待人。
商埠邮局、商埠邮票自产生以来，由于它们的特殊性，一直存在神秘感。对它们的研究，可以从商埠邮票发行的面值与使用上打开缺口。例如，“福州商埠邮票”一套共9枚，面值最低的为5分，最高的为40仙。而1895年前后与它同期前后发行邮票的“镇江商埠邮票”，一套共8枚，面值最低的为0.5分，最高的为15分。当年发行邮票的还有厦门、芜湖、宜昌等地，但各地发行的套数、枚数、面值都不一样。为什么各地邮票面值的差值这么多？各地英镑与银票对换的汇率差值有多大？商埠邮局服务的对象与内容到底有哪些？这些都是深入研讨商埠邮局、邮票的切入点。
如何开展对商埠邮局、商埠邮票全面、深入的研究，怎样开展对商埠邮局、商埠邮票全面、深入的研究，在什么范围内对商埠邮局、商埠邮票进行研究、探讨，应该作为一个议题摆到每一个关心我国集邮事业的人面前。
总之，对邮票史的研究要客观实际，要勇于担当。要用科学发展观正确对待邮票发展史上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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