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房鸭”是一群国企年轻人创立的互联网二手房交易平台，成立满两年了，我从最初的国有股东代表转而加入创业团队，与蓬勃的青春力量同行，一天天看着这个混合所有制改革的试点前进。 “我的第三次震撼” 2015年，我还在一家国有企业当副总裁，分管财务。人到中年，知道了自己年轻时的许多梦想其实都是由当时的激素水平制造出来的幻想，现在终于明白要抛弃幻想，四平八稳地熬资历，搞好各方面关系，既要“上面有人”，又要有“群众基础”，然后用不犯错误的简历和不露声色的卡位，在下一次换届的人事调整中为自己争取更有利的局面。 安稳日子就这样一直过着，直到有一次国资委传达部署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混合所有制改革”的精神。这次鼓励员工持股，明确“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实现形式”，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这样突如其来的转变，我经历过两次。 第一次是我初中的时候，班主任动员大家回去把邓丽君的磁带拿到学校上缴并统一销毁，因为“路边的野花不要采”之类的歌曲是靡靡之音；大约一年多以后，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我从人民广播电台的流行音乐节目里听到了ABBA乐队的“Gimme, gimme, gimme”，我的英文比较好，立即就听懂了歌词，很肯定那两位外国女歌手唱的中文意思是“午夜之后，给我一个男人，陪我度过漫漫长夜直到黎明，给我，给我，给我一个男人”（后来这首歌旋律被改编成《恼人的秋风》，在中国大陆被费翔唱红了）。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听到这样的歌词是很震撼的。对这个巨大且突然的转变，班主任和人民广播电台都没有做过任何解释性的说明或者过渡性的安排，转变就这样一夜之间发生了。 第二次是1991年冬天，我在读大二，放寒假之前，学校刚刚布置了“普通高等院校反自由化”的任务，打算过完年以后就全面铺开。那年过年我感觉很压抑，因为我的政治经济学考试很糟糕，大概是61分，差点儿挂了，我对于通篇的计划经济比市场经济好的内容很难理解。寒假结束后的一次政治学习是在某个周五的下午，那时候大学生还被视为编制内的成员，有重要文件是会传达的。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下午的情景，没有等来全面铺开反自由化运动，而是等来了“南方讲话”：不要争论姓社姓资问题，只要符合三个“有利于”，就要大胆的试，大胆的闯；中国已经错过了许多机会，不能再耽误了；要警惕“右”，但当前主要是“防左”。这一次，我不仅感到震撼，更有一种被解放的感觉。那也是我大学四年，唯一一次，政治学习传达的讲话多次被同学们自发的掌声打断。1992年“南方讲话”传达以后，政治经济学老师宣布原来的教材不适应新形势了，临时油印了一些资料做为教材，并称他早就看出苏联那套计划经济体制僵化得不行。 当我人生中的第三次转变来的时候，我已经43岁了，不是那种容易产生激情的年龄了。听完混合所有制改革决议的传达，我的感觉是“震撼，解放和召唤”。不仅感觉自己生活的环境不同了，更感觉自己内心有一种蓬勃力量要投身到改革洪流中。 “赶鸭子下海” 公司宣布了鼓励员工参加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后，一批年轻程序员们跃跃欲试地响应号召。他们本来是为完成某个政府交办的项目组织起来的，项目做一年多，完成后是领导讲话，专家点评，相互表扬，掌声通过并束之高阁。这类项目我在过去10多年见得多了，一般都这样，上面要做的，做完之后，有没有用，群众是不是满意，市场是不是接受，都不用项目承办单位操心。这批小伙子中领头的叫苏文庸（现在是大房鸭的总经理）找我，说一帮年轻人商量过了，要办一个成本最低、效率最高、且没有门店的纯互联网二手房交易平台，希望总公司支持他们参加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 我当然是支持的，但我也担心犯错误——不知为什么，过去10多年我的主要注意力就放在如何防止自己犯错误上了（不，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防止别人认为我犯了错误）——所以，我给他提了一个前提条件，要国有资本入股也行，你得书面保证“三年之内，如果公司情况不好，国有股东有权将股份以原价卖给创业的团队，确保国有资产的不流失”。否则，万一，如果，真的哪一天大房鸭破产倒闭了，追究责任的话，我是脱不开干系的——一想到我将来有可能被人抓住把柄举报涉嫌利益输送和国有资产流失，我就害怕极了。 没想到他很快就答应了，并答应用自己住的房产担保。 我问过小苏，为什么取大房鸭这个名字？他说互联网创业成功的公司都有一个动物标志，淘宝是猫，京东是狗，腾讯是企鹅，还有钻石小鸟。公司很快就创立了，国有股占20%，大约20个年轻的程序员集资共同持股80%，大房鸭这个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就此启航。我被指定为国有股代表，成为公司董事长。我催着他们“个人出资要坐实到位，不要打认缴制的擦边球”，“尽快搬离国企大楼，尽快辞职丢掉国企待遇和身份”，“改革要彻底，不能继续占国家的便宜”。他们都一一做到了，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 “沾了改革的光” 从第一天起，这个改革试点就始终缺钱，也没有多大市场影响。为了支持公司业务推广，小伙子们想到让总公司的总裁徐世平来打广告的点子。起因是，大房鸭在学习美国互联网房产中介模式的过程中，听说美国的中介会给成交的客户送一套新的马桶圈（一般美国佬搬家不像我们这样彻底装修，只是出于卫生目的换一个新马桶圈）。这样，徐总就答应把马桶圈套在自己脖子上拍照，作为大房鸭的广告。 我当时也很纳闷，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使得徐世平这个曾经担任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的正厅级干部同意套马桶圈。大概他内心也受到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感召，甚至也想走出体制，下海创业。 类似的故事还有一例。大房鸭因为资金困难，始终没有钱打广告，就想着搞一起事件营销，于是就去拜访了上海宝山区发改委，我的老东家。陆继刚是那里的主任，三言两语后，他很快答应配合我们的安排，让一个叫Sundy的小姑娘用蛋糕砸他的脸，那天的摄影师是一个业余的，摆拍了好几次，陆主任被砸了好几次，不过那天他展现出体制内干部难得一见的幽默感，舔了舔嘴唇说:“下次还是用巧克力口味的砸我吧！” 就这样，为了大房鸭的事业，正厅级干部套了马桶圈，正处级干部被砸了蛋糕，各级干部对混合所有制改革给足了面子。大房鸭能取得今天的成绩，是沾了改革的光。 “几经奋战开奇局” 2015年12月，我安排好总公司新三板挂牌事宜后就辞职来到了大房鸭。当我手里拿着自己的劳动手册走进大房鸭办公室的那一刻，他们看我的眼神立即不同了。只有我脱掉体制内的外套，才真正被他们接纳了。 过去在体制内，都是国企员工，无论我在台上说什么，他们都奋笔疾书，认真记笔记，并频频点头，作若有所思状。现在，我无论说什么，他们都经常反驳（这也难怪，我没有淘宝、支付宝、微博和QQ账户，也不会用手机打车，对互联网确实是一个外行），但是他们对我说的话更信任了，相信我当时动员他们参加混合所有制改革是真心的，而不是忽悠他们，把他们骗下海，然后拿他们当自己的政绩，于是他们更乐于和我交流和沟通了。 我来到大房鸭以后，他们很快就把最旧最慢的电脑给了我，因为公司里面只有董事长不需要编程序。以前在国企，每年冬天手会皴裂，于是就有各种人送给我各种牌子的护手霜，根本用不完，于是我拿到大房鸭，扔在办公桌上，很快小伙子们就七手八脚帮我用完了。以前吃饭的时候，领导不到，没有人敢动筷子，领导讲完话之后，大家才能开吃，现在，我们每天中午一起吃盒饭，我的饭点一般比较晚，等来到桌边时往往只剩下一些萝卜干和辣椒丁了。 从另一方面讲，大房鸭混合所有制改革之后和原国企最大的不同是责任心、主动性和上进心。我们用的是阿里云服务，他们按照流量收费，为了节约开支，两个“程序猿”忙了几个晚上，反复做优化，发明了中国电信都没有想到的省流量软件包，使流量费降低了许多。同样的事情放在国企不会有人操心，反而可能会这样考虑问题：上面拨的经费多，用不完，干脆自建机房吧！招标采购的时候，尽量使用国企的投标，这样以后说得清楚，不怕犯错误。谢天谢地，我终于摆脱了这些困扰。 这是一个严格自律的公司，几乎没有人早退，天天忙到晚上。迟到了要罚做俯卧撑，而且有一个比较复杂的算法，迟到越多，俯卧撑能做到累趴下。这也是一个崇尚技术完美主义的公司，凡能够用程序解决的问题绝不依靠人工。 从体制内出来，才发现原来国企办事有多么方便，而办事越方便，就越缺乏竞争力。
所以，我们偶尔也有挫折感，而且挫折感容易相互传染，尤其当其中某人说起自己在上海其他公司的同学拼凑一个首付买了房子娶了媳妇之后，悲观，焦虑，失落，埋怨情绪很快就像病毒一样传开了，我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做思想政治工作：
“最好的学校” 我在体制内呆了许多年，感谢组织上多次送我去学习，培养，考察。然而，我现在感觉大房鸭才是我上过的最好的学校，这是群众在开放环境下的自发设立的“培训基地”，从等待被提拔到提拔自己，从赢得组织的信任到赢得群众的信任，结果上也许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路径完全不一样。相比那些在体制内温室环境中培养出来的人，大房鸭是在“实枪实弹的市场环境”中对人进行筛选。 灵长类动物在有明确目标要去战斗的时候，体内的免疫系统会被激活，自动修复受损的器官。我大概是在体制内安逸的生活过得时间太长了，有些不那么适应草根的日常挫折感了。而当我来到大房鸭和小伙子们一起战斗的时候，感觉自己身体和精神状态都变得好了，这里始终有一种昂扬向上的战斗精神和团结一心的兄弟情谊，激励和温暖着我的心。我因此肯定，大房鸭就是我的“湖南农民运动讲习所”。 我是在大房鸭学会什么是领导力的，任何商学院都没有更好地教会我如何领导一群人。“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不是个人修养问题，而是领导力的问题，不领一分钱工资，不报销一张发票，凡是吃亏我先来，凡是风险我先担，凡是做不到这一条的，就连一群猴子你都领导不了。 每次回忆起这些往事，我都有一种奇怪的、不完全是酸楚的感觉，那是灵长类舔舐自己伤口的生物本能。所有这些事情听起来都和大房鸭无关，但是你了解了这些事情之后，也许就不会再问我为什么辞职下海了，也同时理解为什么我从内心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使得我人到中年，能够像年轻人一样活着，还能够充满激情地去迎接挑战，还能充满期待地拥抱未来，感到了青春的快乐，而不是在谨小慎微中打发时间，在提心吊胆中虚度光阴。
“不是壮士不悲秋” 由于实现了混合所有制，大房鸭平时日常工作是很高效的，队伍也很团结。这两年经常令我操心的是现金问题，公司经常走到揭不开锅的地步。这不，就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国资委又决定要撤资了。根据我当年给小苏和团队下的“套儿”，国有股有权抛售给创业团队，而且国资委要求以高于原始投入的溢价退出。“送上马，扶一程，到了该松手的时候了”，问题是这帮年轻人基本是穷人，真的穷。
在这个问题上，小伙子们的表情很复杂，一方面他们感觉自己委屈，那些国企吃亏、自己吃肥的人那么多，怎么都没事呢？现在大房鸭亏损到了资不抵债的时候，偏偏要我们这批当初连爸妈给的首付都入股的人为国家接盘，承担全部损失；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感觉很豪迈，创业就是一种不服，一种愤怒，一种哀怨的爆发，一种要让这个世界从此有所不同的不依不饶的精神寄托。 小伙子们去向江苏银行上海分行申请无抵押贷款，银行为了核实认证身份，派人来公司上门拍照，那一天，整个公司都弥漫着一种悲凉的气氛。银行的人把小伙子们一个一个拉到一面白色空墙前拍照存档，那种感觉就像嫌疑犯在看守所等拍照一样。但是，我看到他们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壮士悲秋的气息，一种被逼到角落退无可退以后，突然迸发出来的，彻底纯粹的乐观和豪迈。 我也记不得我为融资失去多少回面子，经常受到冷落，怠慢和羞辱，上海话说“热面孔贴冷屁股”就是我过去2年常做的事情。突然有一天，一个平时不怎么联系的哥们自己找上门来，“洛华，你下海这件事儿，就值这个估值”，他是我们的第一个外部投资人。我至今没有搞清楚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们的第二拨投资人是阿里巴巴的合伙人胡晓明领投的，我们的情况终于好一些了。那天他来公司拜访，像查水表一样，看了一个底朝天，不相信我们只用了这些时间这些资本就完成了这项任务。找我谈之前，他还把程序员工作手册翻了一遍，发现我们已经实现了用程序验证程序，就不再多说了。我和小苏一起给他们介绍了公司的情况，最后我一不留神，又像体制内的干部一样客气谦虚地总结起来：
“大房鸭实现了最高效率的共享形式，二手房交易成本大大降低，每套只有2万块，安全性大大提高，每笔交易安排了律师服务。摄影，带看和律师都是兼职的共享模式，这个效率是全行业最高的，如果我们没有走通这个模式，也一定有其他人会走通这个模式。” 胡晓明瞪着眼睛对我说，“洛华，如果你真这样想，我就不投了，我不能把钱投在一个缺乏自信的人手里，我需要你告诉我，你一定能走通这个模式，而且只有你才行。” 是激情和信念，不是金钱和理智支持我们走到了今天。我得说，更多的时候，都是小伙子们在干活，我只是看着，他们带着我创业，走了这一路因崎岖而欢乐的道路。这真的是一个社会底层的职业，我整天和一些黑中介战斗（防止他们骚扰大房鸭的平台业务一度是我们的主要工作，可想而知，他们平时会怎么骚扰老百姓），我当年的同僚还在卷起袖子豪迈地喊口号的时候，我来到了最接地气的社会底层，真正落实和实践“混合所有制改革”，我为此感到光荣的自豪——与其坐等组织部门提拔我，不如自己动手提拔我自己，千言万语，不如两横一竖，去改革的第一线，好好干！
我感谢这个改革时代，感谢大房鸭的小伙子们，他们治好了中年以后经常困扰我的怀才不遇、去国怀乡和愤世嫉俗的毛病。这群小伙子用一股火一样的热情注入了我的身体，让我想起了1980年代，深圳蛇口经济特区的一句口号。
现在，我每天早晨像年轻人一样醒来，对新的一天有一种饱满的期待，长弓在手，壮志在胸，前面有梦想，周围有伙伴。用小伙子们的话说，这叫“原地满血复活”，用湖南话说，这就是“霸蛮搅得烂场伙”（拼死打到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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