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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末，发掘了位于北京昌平的明十三陵中的定陵，它是明神宗朱翊钧的陵墓，入葬的时间是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在万历皇帝和孝端皇后两棺间放置的第20号箱内出土有1件铁铠甲，应是属于万历帝的随葬遗物。出土时甲片已锈蚀，存各种类型甲片159片，还有3面圆护和3个甲扣。经复原研究，应是由199片甲片编缀的铁铠甲，无甲袖或披膊，在前胸开襟，前胸左右各缀一贴金圆护，后背中央也缀一贴金圆护，圆护上刻出精细的玄武大帝和六甲神将图像（图一一、一二）。铠甲内衬里使用了名贵的织金锦，表现出皇帝用品的精美华贵。与铁铠甲同出的还有1顶铁盔，六瓣铆合而成，顶饰坐于仰覆莲座上的玄武大帝金像及装盔缨的插管，盔体六瓣上分嵌六甲神金像，盔上原饰有45粒小珍珠。这套供皇帝使用的盔甲，制工华美，仅为礼仪性甲胄。因为万历帝虽然统治明朝长达48年，但从未亲自统兵出征过。目前定陵这件铠甲也是从中国古代皇帝陵墓中获得的唯一铠甲。
与统一的中央集权的中华大帝国不同，同时代的欧洲分成大大小小的王国，各国的王室都需制作供国王使用的实用或礼仪性铠甲，有些国王还建立了保存皇家兵器装备的皇家博物馆，许多博物馆保留至今，故此保存下来的标本众多。
2007年，北京故宫博物院举办了“西班牙骑士文化与艺术”展览，其展品来自西班牙马德里皇家武器博物馆，展出的铠甲主要是西班牙王卡洛斯五世（图一三）和其后费力佩四世（图一四）等所拥有的铠甲，其制作时间多在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制造的地点包括德国、意大利等多地。这些铠甲制工精细装饰华美，国王能真正用于领兵战斗，但更多仅具礼仪性质，有的还是为年仅几岁的小王子特造的铠甲（图一五），它们是拥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物，抑或用于骑士游戏。综观这些西班牙王室的铠甲，它们与约略同时期的中国明代皇室铠甲完全不同，不是由小型甲片编缀而成。其胸甲和背甲都是整体制成，臂护和腿护也是整体的，上臂和臂、膝关节处采用铰接铆合等方法保持活动，整体的头盔前脸均加护面。表明分别承袭自完全不同的两类铠甲系统。
明定陵出土的铁铠甲，由小型铁甲片编缀成甲，承袭了古代中国铁铠甲的传统工艺规程。这样的工艺规程自战国晚期出现于燕地，秦汉时期成熟发展，历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辽、西夏、金、元至明代不衰。清朝取代明朝后，甲胄制造的基本工艺规程仍沿袭前代，以甲片编缀成甲，今日仍保存于故宫的历代皇帝的铠甲是最典型的标本（图一六、一七）。禁卫清宫的八旗士兵的铠甲，外层为表明所属各旗色彩的织物，内里以织物为里，中层是起防护作用的铁甲片，用传统工艺编缀而成。中国这种制造铠甲的工艺传统，对海东诸古国影响深远，兹不赘述。 再看与明陵铁铠甲时间相差不远的西班牙王室铠甲。正如展览说明指出的，这些华美的王室铠甲显示出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过渡期间，兵器制造工艺和文化艺术结合达到的巅峰。当时“在战场上，铁甲骑兵逐渐丧失了横扫一切的能力，欧洲贵族们转而制造奢华武器来显示自己的权势”。这些铠甲的形制和工艺，自是承袭自中世纪骑士时代的铠甲，再向上追溯，以整片胸甲和背甲，以及大型金属板用铰链等结合而成的制法，应源自古代罗马，再上溯到古代希腊。 旧年我曾借《文物》一角刊出过一篇关于古代东方和西方铠甲系统的札记。当时“秦汉—罗马文明展”正在北京世纪坛世界艺术馆展出。为了办好这一展览，在世纪坛开过多次中意专家的研讨会，并曾去意大利有关博物馆选择展品。由于将向两国观众重点展示东方的秦汉和西方的罗马这两大古代文明并进行对比，兼及它们对后世深远的影响，因此并没有强调其对外征服和战争。但因为秦始皇陵出土的陶兵马俑是展出的重点文物，所以也适当地介绍了当时秦汉和罗马的主要兵器和防护装具。那篇札记也是配合展览，引导中国观众进一步去认识展品的内涵。因而文中所引用的标本，都只选用了观众能在北京举办的有关展览中亲自观察的实物。强调的是由于历史、地域和民族文化传统产生的差异，以秦汉为代表的古代东方与以罗马为代表的古代西方，在军队中装备的铠甲系统完全不同。 我们讲一个古代文明的具有民族文化特征的铠甲系统，并不排除在军队中实战兵器的多样性，而且实战兵器的多样性也随着历史时代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在中国古代，如前所述，虽然从铁铠甲出现的战国晚期直到清朝末年，以甲片编缀成甲的传统历久不衰，是具有历史、地域和民族传统的铠甲系统。但是一些其他类型的铠甲在不同历史阶段，同样也常是军中装备的铠甲，例如环锁铠（锁子甲），早在汉末三国时期，它已被视为名贵铠甲之一，虽未在考古发掘中获得过有关实物标本，但在曹植《先帝赐臣铠表》中有明确记录。这种铠甲应是自中亚传入中国内陆的。十六国时期吕光征西域，攻龟兹时，见敌方装备这种“铠如连锁，射不可入”的精良铠甲，胜利而归时，自然引进了这类铠甲。后来到唐代，《六典》中曾将“锁子甲”列为13种甲制的第12种。直到明代，军中也还使用锁子甲，目前留存下的实物标本，也只有明代的遗物。虽然如此，这种铠甲一直并非军中的主要防护装具，更不是代表古代中国的铠甲系统。在选取代表某个古代文明的铠甲系统的标本时，需要具备两项基本要求：一是这类标本是当时军队实战中装备的主要防护装具，即如今日军队的标准装备：二是这类装具是当时帝王贵胄的实战用防护装具，或是其装饰华美的礼仪性铠甲，用于显示其高贵的身份和权威。在中国古代，以甲片编缀的铁铠正符合以上要求。
在西方也是如此，我们说古罗马间接承袭希腊铠甲的传统，使用整体制成的金属胸甲和背甲，以及大型长条形金属板用铰链等结合而成的制法，显示了与以古代中国不同的铠甲系统。选取的标本主要是罗马皇帝和军团战士的雕像所披铠甲，战士的铠甲除雕像外主要采自图拉真纪功柱的浮雕，它们比较忠实地反映了当时罗马军团战士的标准防护装具。在上一篇札记中强调这一点，是为了从大轮廓方面说明当时东、西方基于历史、地域、民族传统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铠甲系统。这并不是说在罗马军团中不曾使用过其他类型或质地的铠甲，在其向中东、近东扩张的征战中，也引进过受到东方影响的铠甲类型，如锁子甲及以甲片编缀的铠甲（图一八），除铁铠外也使用过铜质或皮质的甲胄，但是它们均非罗马军团的主要防护装具。我们还曾观察过一些博物馆中保存的兵器和甲胄标本，它们或许不是罗马战士的装备，而与当时来自不同民族的角斗士的装具有关。因全面探研罗马铠甲不是这些短篇札记能够胜任的，此处从略。 最后还应注意，中国古代铠甲的承袭关系，与中国古代文明数千年来的代代相承是相同的，其前朝后代延续不断，甲片的基本编缀工艺规程经久犹新，不断改进和发展。在此基础上，各朝代铠甲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型式和外观上。西方则不同，各古代文明之间并非延续不断地承袭，希腊灭亡，罗马兴起，虽间接承袭希腊文明的传统，但变化巨大。在防护装具方面，罗马虽然沿袭希腊将胸甲制成整体的传统，但在材质、型式、装饰诸多方面变化颇多。本文之初所举16世纪中叶至17世纪初的西班牙王室铠甲，胸甲虽沿袭整体的传统，从工艺、型式到装饰都大为改观。西方这种间断性的承袭关系，与古代中国铠甲系统的延续不断，亦形成鲜明的对比。 （文章来源：《文物》2012年第6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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